死也要死在编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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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恨

1月4日，哈尔滨448名事业编环卫工正式上岗。此前招聘共有2954名本科生、29名研究生成助报名。其中22个研究生落选，主要因对环卫工作认识不够。落选者之一的王洋称热衷体制内身份不仅为稳定，落户到城市会带来就业、教育等优势，“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编制里。”

三十多年前，下海经商成一时风气，多少体制内的人眼看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之暖，争相奔向市场经济的大潮，不少人而今依旧是行业内的灵魂人物，比如从中科院计算机所下海的柳传志；如今掀起“编制热”，曾经桀骜不驯的80后90后们日。于寂寞、甘于等待，在奔向编制的道路上屡败屡战，所为不过是耐人寻味、意味深长的一个“稳定”。只是，当年的“下海”经商被证明是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所以才有了那么与时代共奋进的动人故事；今天的“编制热”在二十年或三十年后，会是怎样呢？

王洋“死也要死在编制里”的“表白”，确实足够淋漓尽致、够痛快的。我觉得没必要指责，这种就业观，与其说偏激，不如说是很现实。如同王洋自己所说，没有编制就没有户口，户口的差异带来的是诸如就业、福利、教育等一系列社会保障的不同。而有了编制，就意味着有了户口，有了，福利，有了社会保障。

编制是保障，更是“屏障”。舍身救人被誉为“最美女教师”的张丽莉，当了五年多的老师，却一直是一个没有“编制”的临时工。没有保险，没有三金，千元月薪。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多少像张丽莉老师这样的精英，因为编制而英雄气短呢？

编制是“爱”，但更是“恨”。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既然编制的墙里这么好，这么有吸引力，那必定意味着编制的墙外是另一面。得到编制的人，会爱。得不到编制的人，就会羡慕、嫉妒，最后南爱转为恨，化为社会断裂。

按照阿马蒂亚·森（因为在福利经济学上的贡献获得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编辑注）在《身份与暴力》一书中的观点，如果那些没有编制的群体收入低，没有保障，就会越来越孤立，越来越被忽略，他们就会恨，他们身上的暴力因此就容易一触即发。“编制”就像是一道无形的沟壑，让社会阶层越来越同化，让阶层对立越来越尖锐，让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财富的占有越来越不平衡，让社会阶层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因为“编制”的存在变得如此之难，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因为“编制”的存在而变得步履维艰。

推倒隔离墙

一个成熟、健康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充满机会的社会，上升的阶梯不是一处，而是比比皆是。社会成员的竞争机会也是公平的，上升的渠道应该是多元的。“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编制里”，这种让公民只能“在一棵树上出死”的就业环境，显然是不成熟、不健康的。这与公民的个人就业观没多大关系，是这个现实的社会，是制度的弊病，让年轻人不得不做出“死也要死在编制里”这样决绝的选择。

编制，就像一堵墙，一道屏障，人为地割裂着现代社会，而且越来越与开放的社会和市场经济不合拍。这些年，公共管理部门也一直在推进编制体制改革，但无论是事业编制，还是行政编制，都陷进了越改越多的困境；而编制所蕴含的附加值也不减反增。推掉包括编制、户籍等在内的隔离墙，剥离隐藏在这些墙上的附加值，公民才会有自由的选择和更美好的生活。

就在不久前，人社部部长尹蔚民说，中央机关新录取的公务员当中，60%以上来自农村或城市的普通家庭，没有任何背景。对十这纰数据，你当然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加以解读，但“死在编制里”这种决绝的话语，却不禁让人联想，如此热度到底会催生多少或明或暗的背景，又会催生出多少无奈而失望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