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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我接到一个电话。
“我是陈虻。”说完,他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可能是想给我一个发出仰慕尖叫的时间。
“谁?”
“我,陈虻……”
“你哪个单位的?”
“嘎……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找你合作个节目。”
我们在央视大楼后面的梅地亚酒店见了面。
我打量他,中长头发,旧皮夹克耷拉着,倒不太像个领导。他跷着二郎腿,我也跷着。
他开口问的第一句话是:“你对成名有心理准备吗?”
我二十三四岁,不知天高地厚得很:“如果成名是一种心理感受的话,我二十岁的时候就已经有过了。”
“我说的是家喻户晓式的成名。”
“我知道我能达到的高度。”
他都气笑了:“你再说一遍?”
“我知道我能达到的高度。”
…………
“如果你来做新闻,你关心什么?”他开了口。
“我关心新闻当中的人。”
他在烟雾里眯着眼看了我一会儿:“你来吧。”
“我不去。”
我有我的节目,湖南卫视的“新青年”,人物采访,很自在,用不着签约,我住在北京,每月去一趟,录完拿现金。“体制里的工作不了。”
他也不生气,把烟头按灭了,站起身:“这样,你来参加一次我们评论部的年会玩玩吧。”
年会上来就发奖,新闻评论部十大先进。
晚会前是智力问答,我跟台长分一组,白岩松主持这环节,问:“1919年发生在什么季节?”台长按按钮抢答:“冬季。”——大概他脑子闪现的都是系围巾的男女群雕。于是被大笑了一番。
当时正是评论部与“东方时空”分家的阶段,接下去放的是崔永元的《分家在十月》:“运动啦,七八年就来一次……兄弟们,抢钱抢女编导,一次性纸杯子也要,手纸也要……”领导们坐第一排,在片子里被挨个挤对。
“李挺诺夫硬挺着入睡的夜晚,气恨地说:‘《痛并快乐着》,这书只配用来垫脚!’……”坐在第一排中央的新闻中心主任李挺正被群众抢钱包,钞票全部被撒向空中,大家哈哈大笑。其中一百块红艳艳,飘啊飘,飘到了我手里。
嘿,这个地方好。
陈虻拿了一张破纸,让我在上面签个字:“你就算进中央台了。”我狐疑地看了一眼。这连个合同都不是,也没有记者证,没有工作证,没有工资卡,连个进台证都没有。
“我们看中了你,这就够了。”
瞧他的嘴脸。
他带我去新闻评论部。我边走边打量,看了看部门口挂的牌子:求实,公正,平等,前卫。前卫……嗯,一个新闻部门,还想前卫?我左看右看。
他头也不回地走在前头,一边敲打我:“你就是个网球,我是个网球拍,不管你达到什么高度……”
哦,这人挺记仇。
他转过头盯着我:“记住,我都比你高一厘米。”
切。
一进门,办公室正中间放一把椅子,化妆师熟练地一甩,往我身上套了块布:“来,把头发剪了。”我一直披挂在半脸上的头发落了一地,像只小秃鸭子。“这样可以吹得很高了。”他满意地拨弄 一下我那刘海。
男同事们坐一圈儿,似笑非笑地看着我:“去,给我们倒杯水,主持人,我们一年到头伺候你,你也伺候伺候我们。”我天生没什么机灵劲儿,只好呆呆地去倒了几杯水。
他们跟我开玩笑:“柴静,司长大还是局长大?”
我真不知道。
陈虻把我交给那个拿卫生纸上台的家伙:“练练她。”这家伙看着跟那天不大一样,严肃地看了看我:“你写一写建党八十周年节目的解说词。”
我倒真敢写,洋洋洒洒。
写完给他,他真是特别善良,看了一眼,连叹气都没叹,诚恳地说:“你回家休息吧。”
我要做的这个节目叫“时空连线”,每天16分钟的时事评论,连线多方专家同时讨论。我之前从没做过新闻,陈虻也没看过我在湖南卫视的节目,不过直觉告诉我最好别问他是怎么发现我的,这种人绝不会按正常方式回答你,还是少说少问为妙,免受羞辱。他只说了句:“我们要给白岩松找个女搭档。”
崔永元部里安排所有主持人拍合影,我是刚来的小姑娘,自然而然站在最后一排边上。崔永元回头看见我,扶一下我的胳膊,把我带到第一排正中间他的位子上——他当时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
那几年评论部的内部年会,看崔永元主持是我们的狂欢,看他在台上手挥目送,戏谑风头人物,逗逗女同事,拿领导开涮。也就他能修理陈虻,说:“陈主任站起来。”
陈虻被群众打扮成日本浪人,头顶冲天辫,重重叠叠好多层衣服,半天才撑着大刀勉强站了起来。群众起一大哄,小崔伸手压住,指一指大屏幕上一堆怪诞字符,只有一个中国字是“钱”。小崔说:“这些字怎么念,陈主任?”
陈虻咂摸了半天:“不认识。”
“哦,陈主任连钱字儿都不认识。”
大家笑。
“再给你一次机会。”他说,“这些字里头你认识哪个?”
陈虻这次答得挺快:“钱。”
“哦,陈主任原来只认识钱。”
大家吹口哨,尖叫。陈虻手扶着大刀也跟着乐。
小崔正是如日中天,可以“别一根签字笔,揣一颗平常心,走遍大江南北,吃香的喝辣的”,但他公开说,每次录节目,开场前心里焦虑,总得冲着墙向自己攥拳头。
我见惯了强人,他这点儿软弱几乎让我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