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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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经济学家邹恒甫的博客上，以“张维迎游戏玩完了”为题，将张维迎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消息广而告之。圈里人都知道，邹与张交恶已久，这条博客是在看张的笑话，出邹的恶气。

媒体齐刷刷地将焦点指向人事安排的种种阴谋论，从张维迎之前历次人事内斗树敌到他操刀北大教职改革流产，再到其力主的私有化改革观念受到时下社会的恶评，当然，最被津津乐道的是他那句“靠柳传志，而不是周小川”所引发的官方打压的联想。

回顾往昔，张维迎真正令人唏嘘的，远不是一个院长的头衔。他曾经是明星学者，一直鼓吹产权改革。早在1986年，就提出国企“五个不可能论，”即“政企分开的不可能性、所有权约束的无效性、解决经营者行为短期化的不可能、预算约束硬化的不可能、经营者与职工制衡关系的不可能”，并由此提出想解决国企问题，必须改革国有制本身。他后来到牛津大学留学，思想一直没有超越这些观点。

一度风起云涌的乡镇企业改革和国企转制浪潮，张维迎为“私有化、民营化”的鼓吹呐喊声不绝，成为声望仅次于吴敬琏的二号民企教父。但是，张维迎的同道者开始与他发生分歧。1996年2月1日，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和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召开了当年“世界发展报告”初稿讨论会。会上，张维迎与林毅夫在中国的产权改革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根据后来的会议简报内容，张维迎坚持认为中国必须进行所有制改革，而林毅夫则早已窥见到由中央政府一手掌控的改革，绝不容出现一个没有国有制经济的经济改革出现。

二人针锋相对。张维迎则在这次争论之后，出走了他与林毅夫等人一起创办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参与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创建。

2004年，在与林毅夫发生争论8年后，他与郎咸平论战中国改革，对郎咸平提出的国家主义经济观嗤之以鼻。但事实却与他的设想背道而驰。郎咸平口中的所谓“民进国退”到了终点，开始演变为“国进民退”。张维迎一度主流、一度备受政商学界欢迎的产权改革论开始成为少数派报告。但张维迎对此的反应倒是颇像个思想斗士，不分场合不知疲倦的继续捍卫自己的观点。这其中也产生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每一次对自己观点的捍卫，看上去都像是在努力将自己写入中国这30年倍感辉煌的改革史当中。以至于有人不误嘲讽地将他的这些言论比喻成“争当改革开放的副总设计师”。

在经济学家的身份之外，张维迎的大学管理者角色干得也并不顺利。北大改革因部分教师员工的激烈反对和社会舆论的压力而流产。张维迎背负了社会批评和身边人的骂名，人缘散尽。作为一个教育官僚，他也许智商不错，但情商过低。更讽刺的是，他的教改方案以恶名流传于世，却被北大以外的诸多同行拿去效仿，有样学样。

如是观之，人事政治的龌龊，言多必失的猜测，其实根本和张维迎的悲情无甚关联。真正的不幸在于，他的理想国与现实渐行渐远，他坚持己见却未能改变现实分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