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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最好的老师做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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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本科生导师制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很多问题,如认识不够、流于形式、生搬硬套等,这些都是不可取的。导师制的灵魂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使学生在保持尊严、施展能力的同时形成履行社会职责所需的知识、修养、表达能力、性格、风度及各种均衡和成熟的品质。要落实这一理念,关键在于导师的选择

关键词: 导师制 思维独立 导师选择

实现“中国梦”,迫切需要培养大量创新人才,高等教育责无旁贷。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学校的本科教育随素质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开始实施本科生导师制。到今天,无论是理论界、学术界,还是各高等院校,导师制的研究、实施都呈现出一派蔚为壮观的景象。从目前实施情况看,本科生导师制成效显著,但暴露出一些问题,部分高校流于形式,没有发挥导师制的真正作用。究其原因,除了学校特别是一些新升本院校的教师(导师)对本专业的培养方案、教学计划了解不够;教师(导师)缺乏责任心,师生之间的交流少等来自教师本身的因素外,还有一些更深层的原因。

一、导师制实施流于形式,源于对导师制的生存与发展文化脉络理解的匮乏。

就渊源而言,导师制是绅士文化下孕育的独特产物,它与公司文化是不相兼容的。在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加速发展的进程中,高等教育在迅速市场化――尽管它的市场化发育程度还不高,公司文化正日益渗透到我国高校中,功利主义不断占据大学生的心灵,商业色彩不断填充大学生的头脑。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市场化环境下,导师制很难发挥出真正的效用。除个别坚持精英主义教育理念的高校尚可维持导师制外,其他各层次、各类型院校实施导师制是存在问题的。马丁・特罗在论述高等教育发展阶段时指出,大众化阶段的教学方式将会发生质变,精英阶段的导师制只能存在仍坚守精英理念的大学中。由此可见,导师制的失效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必然附生的现象,根源在于文化的不适,而不单纯是导师的懈怠。这要求学校根据校情大力改造导师制,重新确定导师制的工作性质和目标,不能一味照搬英国本科生导师制。目前,有些高校正在朝这个方向前进,但尚需努力。

二、对导师角色的认识仍停留在过去。

受中国传统文化和书院的影响,更兼近代中国大学以前的辉煌,现代学子对导师有一种过高得近乎不切实际、刻板的良好印象和无限期待。导师往往被描述或想象成真理的化身、道德的榜样和社会的良知。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曾有这样一段话:古之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孟子曰:“‘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间尝思之,游之时义大矣哉。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流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在梅贻琦看来,导师与学生之间存在一种和谐的“从游”关系。钱穆先生在《中国学术通论》中提出,中国的学术传统由三大系统组成:第一系统是“人统”,其系统中心是人,即中国人所说的“学者所以学做人也”。第二系统是“事统”,即以事业为其学问系统之中心者。第三系统是“学统”,即以学问本身为系统者,“为学问而学问”也。实际上,钱先生的这一见解不仅是传统中国人对导师角色的认识,而且与绅士文化下的导师制不谋而合。可以这么说,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做人”、“为学问而学问”,正是英国绅士文化下导师制的精髓所在。正是这个原因,部分学者倾向于拿英国的导师制和中国的书院制做比较。换言之,我们对导师的理解仍停留在绅士文化下对导师制的认识。然而现实情况是,在公司文化的浸染下,导师日益成为“知识工作者”和“专业生产雇员”。理想与现实产生巨大反差,必然引起人心理的失衡和不满。这种失衡和不满,自然而然会引来对导师的指责与诟骂。然而,文化变迁给导师制带来的变迁是导师不能承受之重。因此,重新定义导师角色的时机渐趋成熟,应该把导师从圣坛上解放下来。

三、对导师制精髓的理解与吸取不够。

在许多高校,无论是学生还是导师,都简单地把导师理解为生活指导、论文指导、就业指导等,往往单方面注重学生眼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实际上,导师制的精髓在于导师的引导能力,导师不仅要激起学生的求知欲,更要训练学生的思考能力。如牛津大学教授David Palfrey・man编写的《牛津导师制》一书的副标题为“谢谢,你教会了我如何思考”。因此,真正领会英国导师制的精神与实质,跳出当前狭隘、刻板的认识,并创建适合我国高校实际情况的“中国导师制”,才是当务之急。那种忽视文化变迁、割断历史、依样画葫芦的做法,无疑是不可取的。

我在接触本科生教育教学工作后,开始被安排担任学生的导师。至今还记得当时给我们安排工作的系副主任说的一句话:“导师制,就是要求导师和学生共同学习、共同成长。”他特别强调师生的共同成长,我在心理上产生强烈的认同感。2012年6月,有幸聆听了浙江大学当代中国话语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宗杰教授的讲座,在听了吴教授关于英国高校“本科导师制下的精英教学”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做法的介绍之后,我更感受到在中国、特别在西部地区一些新升本的院校中实施的“导师制”实在有些“四不像”:导师的责任意识和素质水平有待考虑;学生很多时候感受不到来自导师的气息,有同学甚至说一个学期过去了,还没有跟自己的导师见过面,只知道有一个叫什么什么的导师,但这个导师长什么样却不知道。而学校或系(部、学院)似乎没有更好、更有效的管理、考核、评估办法。所以,我们有必要看看别国高等教育中本科生导师制的理念和做法。

吴教授在关于英国高等教育中的本科生教育文化(模式)即“本科导师制下的精英教学”的介绍中,总结了这种教学的基本理念如下:1.导师制的灵魂――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使学生“在保持尊严、施展能力的同时形成履行社会职责所需的知识、修养、表达能力、性格、风度及各种相当均衡和成熟的品质”。2.选择最好的老师导师(师生兴趣一致),3.课堂只是一种见面制度,课堂的核心是学生汇报,4.要求导师和学生制订共同的研究性学习计划(学生兴趣引导),5.强调教师的作用是“诊断”和阅读引导,6.强调提问甚于答案(即提问更多的是为了引起大家的思考和争鸣,由此激发学生的兴趣)。最后指出,课堂结束时,学生不是带着知识,而是带着需要研读的问题走出去(他们会去向哪里呢?哪里才能帮他们解决头脑中的疑问或困惑呢?图书馆。)。

最好的老师是什么样的呢?好像大家都有自己的看法,“最好的老师”应该有一些共同特征要求。用最简单的话概括,就是“德才兼备”,用现代心理学理论理解,是不是“智商+情商”呢?我们经常听到一种说法,一个人成就的20%取决于智商,80%取决于情商。“才”相对于“智商”,“德”相对于“情商”。这里的“德”不仅指一个人的“思想政治道德品质”,还包括“情绪情感、态度和意志品质”等。在现代教育理论中,如果说“思想政治道德品质”指的是教师职业道德品质中的“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的话,那么“情绪情感、态度和意志品质”就应该对应于教师职业道德品质中的“热爱教师职业和热爱学生”。最好的老师应该除了具备教师应该具备的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科学素质”之外,还应该具有良好的情绪情感、态度和意志品质等方面的“心理素质”(当然包括良好的身体素质)。高校教师对教育事业和对学生的爱,应该是一种执著的爱(意志品质良好),应该是一种理性的爱(师生人际关系协调),应该是一种充满期待的爱(师爱的最高境界是对学生充满期待)。这是我理解的最好老师的标准。

参考文献:

[1]兰英,周克勇.本科生导师制探究[J].经济研究导刊,2009(7).

[2]杨晓玲.我国高校本科生导师制的实行与思考[J].高教论坛,2010(9).

[3]赵吉勇.本科生导师制培养模式的实践与思考[J].大连大学学报,2006(03).

[4]靖国安.本科生导师制:高校教书育人的制度创新[J].高等教育研究,2005(05).

本文为遵义师范学院红色文化资源开发与区域经济研究中心课题“遵义师范教育的当前使命研究”(立项编号:ZE2012012)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