寸步不离的1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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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岁末，葛优是最忙碌的演员之一，因为有《让子弹飞》《赵氏孤儿》《非诚勿扰2》这3部贺岁片在身。但就在这样连轴转的繁忙中，葛优却向剧组告假20天，理由很简单――太太住院了。贺聪在医院躺了半个月，葛优就寸步不离地守了15天。

她这辈子第一次坐上了救护车

贺聪是那种特别能扛病的女人。偶尔伤风感冒，都是自己在家煮姜汤、冲板蓝根，最多也就是服点儿感冒药。不是实在忍不住的状况，她都保持沉默，自己克服。所以，结婚这么些年，除了每年我们俩一起去医院做个全面体检外，她几乎没因为哪儿不舒服麻烦过医生。慢慢地，我也就习惯了她给自己当“责任医生”的状态，并对她的健康状况充满信心。

贺聪发病那天是2010年9月20日，恰好我在家。一整天，她的脸色都很难看，说肚子疼，没吃什么东西。我问她要不要去医院，她说可能是肠胃受凉，喝点儿热水，休息一下就没事了。

翌日凌晨2点多，她把我叫醒了，用一种极力忍受着痛苦的声音告诉我，她扛不住了，非常难受。我一下子紧张起来，能让她觉得扛不住的，恐怕已不是小病小灾。

到了301医院急诊室，医生开了三针药，说间隔半小时打一针，三针打完了，她还是觉得疼痛难忍。医生说第三针是吗啡，这都镇不住痛的话，问题就比较严重了。我跑上跑下地送血样、尿样，一直很担心。等到早上8点，血检结果出来了――急性胰腺炎，必须住院治疗。

因为床位紧张，医院说只能在走廊支临时病床，等有了床位再转进去。我给朋友们打了一圈电话，最后梁天帮忙联系了一家私立医院，半小时后，贺聪这辈子第一次坐救护车，当上了重病号。

不需要手术，只打针、吃药、卧床静养，我心想就当是让她作一次疗养了。事实证明，我想得太简单了。贺聪刚进医院就被来了个下马威――插胃管，从鼻孔直接胃里，医生往里插，还吩咐她配合力度往下咽。不到30秒，贺聪满脸都是泪，5分钟后，胃管插好了，她满身大汗，瘫软了足有一个小时不能动弹。体内有胃管、尿管，体表还有各式各样的监测导线，手腕和脚踝也都没闲着，留置针头就去3个。两天前还活蹦乱跳的人，转眼就变得像实验室里病恹恹的小白鼠。她脸色苍白，两腮塌了进去，眼里透着茫然和软弱――这还只是开始！

她最亲近的人舍我其谁

贺聪用的药物有促汗的作用，所以每隔半小时要给她擦一次身子。入院头两天，因为处在重症监护状态，真正需要我动手的活儿只有擦汗。等到第三天，拔除了胃管和呼吸机后，用得着我的地方就多了起来。其实，只要愿意按小时付费，就可以请24小时贴身服务的护士，保证把病人照顾得舒舒坦坦。我愿意掏这钱，但贺聪不愿意。我明白，一个人处于这种情况下，唯一想接受的，就是身边最亲近的人的照顾和服侍。这些年来，一直是她照顾我，现在也到了我表现的时候了。

观察病情是医生的活儿，打针换药是护士的事儿，我做的都是些非常小的琐事。早上6点半送晨尿去化验，7点去取结果；7点半送血样去化验，8点去取血象的结果；8点半端个盆子站在床边，侍候她刷牙，然后换个盆子接热水让她洗脸；9点开始当天的输液，因为都是小瓶子药剂，所以要注意药水的进度，药快输完的时候，按呼叫铃叫护士来换药；要应她的要求不定期地用棉签蘸水涂抹她的嘴唇――因为禁水禁食，所以只能这样画饼充饥地满足一下她对于饮水的渴望。当然，输液过程中还要应她的要求，搀扶她去洗手间。

下午输完液后，可以用病房里的轮椅推她到小花园晒晒太阳。晚上如果她想洗澡的话，必须用医院提供的防水胶布把她手脚上的留置针头密封起来，再用防水胶袋套上去系紧。把浴缸放满水后，她只能举着双手，并把脚跷在浴缸的边上，以一种四脚朝天的姿势躺在浴缸里。我守在边上，因为这个姿势很容易呛水。

伺候贺聪洗完澡，我自己再洗个澡，之后，才是这一天中最轻松的时段。病房的里间有两张床，一张是病床，一张是看护床，我们俩一人躺一张床，看看电视，说说话。等她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睡着了，我就可以休息了。不过要时刻保持一份警觉，以防有什么突发状况。

这种劳动强度算不得什么，但心理压力非常大，时刻处于一种担惊受怕的状态，脑子里的弦始终处于紧绷状态。一天下来，有一种很强烈的疲劳感和无力感。

作为夫妻，我们必须不离不弃

贺聪禁食，我的饮食也受了影响。医院有餐厅，能送餐到病房，妹妹葛佳还隔天就送汤过来。一开始，我坐在贺聪床边吃，后来发觉她的眼神不对劲儿――她不能吃东西，但越不能吃就越馋，于是就用一种特别灼热的眼神盯着那些食物。为了避免刺激她，我转移到病房的外间去吃，可对于一个数日米没沾牙的人来说，嗅觉变得格外灵敏，每次我吃饱喝足进去时，她都能闻出味儿来，然后就要无来由地烦躁上好一阵儿。于是，我的餐厅转移到了走廊尽头的大阳台上。

不过，吃饱喝足的好日子在贺聪解除了禁食监护后，就此结束。因为肠胃修养太久，她只能循序渐进地慢慢恢复。先是婴儿米粉，然后是白粥，再就是只加一点点盐的面条。先是想吃不能吃，现在是能吃不让吃。在这样不太人道的折磨之下，贺聪发脾气了，像小孩子一样，吵嚷着要出院吃馆子，吃死了也比躺在这儿吃代餐来得舒坦。劝说无效的结果是，我把自己搭了进去――成了“陪病”，每天陪她吃一模一样的东西。

她的心理平衡了，我的肠胃失衡了。吃那些清汤寡水，第一顿还成，第二顿就觉得胃里冒酸水，第三顿就完全找不到饱的感觉了――买一斤清汤面，贺聪吃下去二两，剩下的我全吞了，虽然觉得肚子很饱，但心里依然有强烈的饥饿感。

第二天，趁着贺聪做详检的15分钟，我溜进餐厅点了个卤猪手，并以最快的速度吞了进去。推她回病房的路上，她很伤感地说：“唉，饿得太狠，都出现幻觉了，我现在闻什么都是一股卤猪手的味儿……”

随后的日子，我变成了一个称职的“特工”。一方面，尽职尽责地充当“陪病”人员，另一方面，抓住一切她没留意的机会偷嘴。为了防止她再次出现“幻觉”，我随身携带一瓶液体口香糖，偷完嘴之后马上在嘴里喷一点儿。

国庆长假结束那天，我跟贺聪一起“刑满释放”。为了表示庆祝，我摆了一桌斋菜，只叫了几个最好的朋友。梁天夸我这些天一直在医院“24小时贴身陪护”，很模范。

我想起了十几年前拍《永失我爱》时说过的一段台词：假设你所爱的人得了不治之症，你会离开他吗？是啊，起码一开始的时候，谁都不会离开，都会积极赶来表忠心，百般安慰、殷勤备至、海誓山盟，做给别人看，也做给自己看。发自内心地关心一次别人，这样的机会多难得啊。关键是，如果真的是不治之症，在病床上就要躺一年、两年、三年……真正能坚守得住的，才是有真爱的人。在爱人的久病床前，每一天都是在见证或者考验爱情。

只是短短15天，却让我发自肺腑地感动于世间那些不离不弃的夫妻。若真有那一天，作为夫妻，我们必须不离不弃。

（紫陌红尘摘自《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