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雁式制度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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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教授、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所长青木昌彦近年来在他的文章和书中都强调了制度即社会成员的“共有信念”的观点。制度不只局限于法律、规则或者组织，当千百万经济行为者反应并选择自己的行动对策时，有时会产生无意的制度变迁的社会后果。制度的互补性容许出现多样化的制度安排。东亚目前正处于巨大的制度变革过程之中。

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所谓的“飞雁模式”（flying geese pattern）来描述东亚经济发展的特性。当前的讨论实际上涉及：“飞雁模式”是否因中国工业的崛起和日本产业基础的空心化而最终瓦解了。“飞雁模式”这一概念，无论是最初提出此概念的已故教授赤松（Akamatsu），还是在当前的讨论中，讲的都是跨国的工业结构发展模式，我们或许可以将这一概念借用到跨国的制度变迁模式上。

让我们试着假想，工业发展和相应的制度演进，有这样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政府的中介作用下，资源和剩余从农业部门转移，用于工业发展。政府有选择性地支持和援助特定的工业集团(工业家)。铁板一块的政府和工业精英共谋，以牺牲农业部门为代价，我们可以把这一结构称为“发展型国家”。这一国家的效率，取决于政府能否进行可靠的基于绩效的补贴。在工业部门中，会出现一个极权的组织结构，类似于政府的结构。

第二阶段：随着工业发展的顺利进行，一部分成果以补贴的形式转移到了生产率低下和处境不利的部门，以便实现社会稳定。此时的国家可以被描述成以政府为中介的某种经济多元化。在工业部门，包括工人在内的内部人控制会出现。此时，工业公司的效率将取决于，在绩效不佳时，是否有可靠的机制从外部对内部人控制进行干预。

第三阶段：随着后来者在工业能力上的赶超，对生产率低下部门进行跨行业补贴的工业基础受到了削弱，以政府为中介的多元化最终变得无法持续下去。对效率低下的部门实施分阶段关停势在必行。这种结构变化所导致的冲突，会在政治体制内的多元竞争中得到表达。

上述的发展模式具有高度的假设性和试验性，需要得到经验上的证实。在实际生活中，这三个阶段并非彼此泾渭分明。在各个经济体中，它们可能以一种复杂和独特的方式，彼此咬合在一起。然而，这一假想或许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基本的概念结构，以便把握东亚各经济体中的工业和制度发展模式的某些重要方面。例如，最近在中国，对乡村发展的重视，以及将私人企业家纳入到统治阶层，可能就是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的一种表现。换句话说，中国的国家可能正变得更像一个协调多元利益的机器，虽然它与西欧的自由民主模式有很大的不同。

在朴正熙时代，韩国的第一阶段，即发展型国家阶段，具有一些独特品性。此后，韩国的政治体制逐步向第二阶段过渡，逐渐包容了多元的成分。然而，公司的组织结构并没有改变以便去适应新的阶段。随着谈判能力上的平衡变得不利于政府，工商界的精英集团越来越不受外部监督的控制。缺乏有效的治理，可以被视为导致1997年大规模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危机促使韩国开始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变，最后的结果现在还很难预料。但是，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有趣的假设：第二阶段体制上的脆弱和矛盾之处，可能促使人们展开对第三阶段制度的更大规模的探求，以便解决所面临的危机。

很难说日本是何时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的。不过，20世纪60年代末，在环境危机和与其相连的政治危机之后，日本出现了一种得到巧妙控制的多元体制。我曾将这一政治经济制度描绘为“官僚－多元主义”或者“部门分隔式多元主义”，并在不同场合下分析过其特性和影响。在新的国际环境下，这一制度一方面保护效率低下的部门，一方面支持高效率的部门。与韩国相反，脱胎于第二阶段的日本的精致的、紧凑的制度结构，在向第三阶段过渡的过程中可能更具惰性、更为渐进。看来，飞在最前面的头雁似乎已不清楚该往哪个方向飞了。然而，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还没有人能够清晰地描绘出向第三阶段发展的路径。尽管如此，在不断的探索中，未来的道路可能会变得越来越明确了。目前，似乎已经有了一些征兆。虽然这些发展趋势还不足以在日本产生出新的制度安排。但是，它们表明，在日本的制度变革和亚洲的一体化之间，可能存在着系统性的互补。我猜想，在其他亚洲经济体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但具有独特性的互补。有一点我非常肯定，如果不考虑到邻国的发展状况，不考虑到市场之间或其他制度机制之间的互动，我们就无法理解制度变迁的本质，无法制定有效的、全国性的公共政策。目前的形势与金融危机前的状况极为不同，而金融危机不过才过去了五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