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纽研究歧说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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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重纽现象是汉语音韵学中重要而复杂的现象，也是近些年音韵学研究中的热点。本文对重纽存在与否、重纽存在范围、重纽音值差异三个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释，指出重纽问题的复杂及其音韵学家对此问题达成的共识。

关键词：重纽；韵系；声母；介音；主元音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5-078-02

重纽问题是切韵音系中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也是一个悬而未解的问题。早在清代，陈澧就发现了重纽问题。他在《切韵考外篇•卷二》[1]中将约70对重纽字分为两类，上下排列，十分整齐，如同等韵图重纽字的排列。作为系统研究《切韵》音系的第一人，陈氏在用反切系联法对《广韵》206韵的2290来个反切下字进行系联之后，得出311个韵类。但是，《广韵》206韵中有一些特殊的三等韵，他们各自的部分小韵的音韵地位两两相同，即声母、开合、等数都相同，其反切下字却无法系联，有分为两类的趋势。等韵图把其中一类放在三等的位置上，学者们称之为重纽三等，即B类；把另一类放在四等的位置上，学者们称之为重纽四等，即A类。实则两类均为三等韵。

重纽是同一个韵中同是开口或合口的小韵存在唇、牙、喉声母对立的反切，今称这些反切为重纽。重，就是重出；纽，就是小韵。例如：“支”韵中陴小韵，符支切；皮小韵，符羁切。反切上字均为符，属唇音母；反切下字支和羁同为开口，却无法系联。根据陈澧的系联原则“同音之字不分立两切语”，则陴、皮二小韵必不同音。此二者声母同类、开合相同、韵基相同，那区别会在哪里呢？陈澧虽然发现了重纽问题，并对其进行了整理，但是没有找出重纽问题产生的原因，更不知道重纽两小韵之间的区别何在。

从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音韵学界就重纽问题展开激烈的论战，论战的焦点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重纽存在与否的问题

重纽问题虽在清代就已经被发现，却没有受到重视，直到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音韵学家才注意到重纽问题的重要性并就此进行讨论。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音韵学家不承认重纽的存在，认为重纽问题没有深究的必要。早期，章太炎在《国故论衡•音理论》[2]中、黄侃在《析韵部左证》[3]中，都不承认重纽读音有别。此后，王力先生继承二者之说，在《中国语言学史》[4]中指出：“高氏在三四等里不认为有重韵，而中国某些音韵学家却也认为支脂祭真仙宵侵盐韵也有重韵。这样越分越细，所构拟音主观成分很重，变成了纸上谈兵。”可见，王力先生并不承认重纽读音有别，同时也否定了重纽的存在。王力的学生唐作藩也持此说，他认为中古时期切语选用比较混乱，不易分辨，所以为了简化音系，避开麻烦，就将重纽两类合并为一类。在《音韵学教程》[5]中，唐作藩将“支”韵的反切下字系联为两类，比其他音韵学家的三类、四类之分简单许多，就是没有考虑重纽问题的结果。然而，更多的音韵学家认为，中古汉语普遍存在重纽，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杨剑桥《汉语现代音韵学》[6]还总结出了十一种证据，用以证明重纽的客观存在。

二、重纽存在的范围问题

这个问题历来有不同的意见，到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说法。已经被的公认的存在重纽字的是支、脂、祭、真、仙、宵、侵、盐等韵系，其中真韵系包含了谆韵系（谆韵系算是真韵系的合口）。

李荣在《切韵音系》[7]中系统了研究了切韵音，也探讨了重纽问题。他认为只有支、脂、祭、真、仙、宵、侵、盐等韵系中重纽存在，其他韵系均无。

邵荣芬则以为除了韵系之外，幽韵系中也有重纽。尤、幽两韵系早期是一重纽韵系，到《切韵》时代此韵系四等一类主元音已变化，另立为幽韵系，其主元音较尤韵系高，所以韵图把它作为尤韵系的四等。[8]

李新魁在《重纽研究》[9]中说道：“尤韵字在《韵镜》中列三等，而以幽韵列于四等与之相配，这种配对关系正表现它们原来的同源关系，从来源考察，幽韵实为与尤韵相配的A类韵。”因此，除了韵系之外，李新魁认为尤韵系也存在重纽。

孙玉文《中古尤韵舌根音有重纽试证》[10]一文，从文献考古角度出发，根据《切韵》系韵书及李贤《注》，发现中古汉语中，尤韵舌根音见溪群三纽仍有两类韵母的对立，它们的对立即是重纽的表现，幽韵跟尤韵部构成互补关系，它不是尤韵的重纽。同时否定了邵荣芬和李新魁两人的观点。

周法高先生认为麻三系和蒸韵系构成一对重纽，麻三系是重纽四等，蒸韵系是重纽三等；庚三系和清韵系也构成一对重纽，庚三系是重纽三等，清韵系是重纽四等。另外，周氏认为幽韵系本身就有三四等的对立。这样一来，则有13个韵系存在重纽。[11]

麦耘《从尤、幽关系论到重纽的总体结构及其他》[12]中说：“庚三与清相配为重纽，这是不错的”。又说“但尤与幽不是这样”。尤与幽也许在更早时是相配的，但不是重纽的相配，所以他认为重纽存在于10个韵系之中，即支脂祭真仙宵侵盐庚三和清。

三、重纽的音值差异问题

大多数音韵学家都认为重纽是实际存在的,但对于重纽两字音值何处有差异,看法并不一致,主要有以下几种认识：

（一）重纽的区别在于声母

持这种观点的有日本学者三根谷彻和瑞典语言学家高本汉。日本学者三根谷彻认为A类的唇、牙、喉音声母是腭化的，B类的唇、牙、喉声母则没有腭化。[13]高本汉用[j]化与非[j]化来区别B类和A类。[14]但是，用[j]化说来解释重纽现象并不为国内音韵学家所接受。李新魁、麦耘等国内学者也认为重纽的区别在于声母，但不同于高氏之说。李新魁在《重纽研究》中认为：“重纽出现于三等韵，说明它们都带有[i]介音，有人把重纽字的区别，定为[j]（腭化音，B类）与[i]（元音性的[i]，A类）的不同。我们认为这种区别，还不足以表明他们这间的差异”。又说“开合分韵的合口，应是主元音的不同，而不是介音的区别”。李新魁否定了介音不同说和主元音不同说，认为重纽两字的区别在于声母，重纽B类的声母为唇化声母，A类则可拟为一般三等韵的音值。麦耘《论重纽及的介音系统》[15]认为重纽三四等的区别在于声母带软化色彩（重纽三等）和带翘舌兼软化色彩（重纽四等）的不同。

（二）重纽的区别在于主元音

陆志韦在《三四等与所谓“喻化”》[16]一文中首创原因不同说。周祖谟《陈澧辨误》[17]也以为重纽B类元音皆偏后偏低，甚至为央元音。董同《广韵重纽试释》[18]就重纽两类分属于上古不同韵部这一状况，提议以主元音的不同作为重纽的内部差异。三等主元音较松较开，四等主元音较紧较合。周法高《广韵重纽研究》以《切韵》音系为依据，以高丽语、汕头话、厦门话为参考依据，主张重纽两类的不同在于元音的高低对立，A类字应拟为较高的元音，B类则拟为较低的元音。

可见，各家的“元音说”大同小异：或是松紧或开合的不同，或是元音高低的对立，或是元音前后的区别。

（三）重纽的区别在于介音

最早提出介音说的是王静如，他在《论古汉语的腭介音》[19]中认为重纽两类的对立在于介音的不同，不过他同时认为重纽两类的声母也有区别，即重纽B类是有介音[-I-]、唇化喉牙音（kw）和撮口唇音（pw）声母，重纽A类是有介音[-i-]、普通喉牙音[k]和平唇音[p]声母。陆志韦《古音说略》改变自己原来所持的元音不同说，而认为区别在于介音，并拟B类重纽介音为[-I-]，A类介音为[-i-]。潘悟云、朱晓农在《汉越语和唇音字》[20]一文中根据越语中A类唇音舌齿化的现象，主张B类介音为松的[-i-]，A类介音拟作一个摩擦较强的[-j-]。

此后的大部分学者都接受了介音不同说。杨剑桥《汉语现代音韵学》综合前贤时彦的研究结论，认为重纽A、B两类的区别，还是以介音不同说为妥，其音值应该是[-i-]和[-I-]。

重纽的解决牵扯到其他很多问题的结论，首当其冲的就是韵类的划分问题。凡正视重纽问题分类就多；凡无视重纽问题，分类就比较少。比如“支”韵的反切下字，杨剑桥分了四类，而唐作藩分了两类，就是考虑重纽和不考虑重纽造成的两种不同的结果。弄清重纽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不仅有助于是韵类分类，对于解释中古音甚至了解上古音向中古音的演变都有很大帮助，这还需要我们不断地努力努力和探索。

参考文献：

[1]陈澧.切韵考[M].北京：北京中国书店，1984.

[2]章太炎.国故论衡.转引自周法高.广韵重纽的研究[A].史语所集刊（13）[C].北京：中华书局，1948：49.

[3]黄侃.析韵部左证.转引自周法高.广韵重纽的研究[A].史语所集刊（13）[C].北京：中华书局，1948：50.

[4]王力.中国语言学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5]唐作藩.音韵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6]杨剑桥.汉语现代音韵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7]李荣.切韵音系[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

[8]邵荣芬.切韵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9]李新魁.重纽研究[J].古汉语研究，1984，（2）.

[10]孙玉文.中古尤韵舌根音有重纽试证[J].清华学报，24（1）.

[11]周法高.广韵重纽的研究[A].史语所集刊（13）[C].北京：中华书局，1948.

[12]麦耘.从尤、幽关系论到重纽的总体结构及其他[J].语言研究，1988，（2）.

[13]三根谷彻.越南汉字音の研究[M].东京：东洋文库，1972.

[14]高本汉.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译.中国音韵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0.

[15]麦耘.论重纽及《切韵》的介音系统[J].语言研究，1992，（2）.

[16]陆志韦.三四等与所谓“喻化”[J].燕京学报，1939，(26).

[17]周祖谟.陈澧《切韵考》辨误[M].问学集，北京：中华书局，1996：553-573.

[18]董同.广韵重纽试释[A].史语所集刊（13）[C].北京：中华书局，1948.

[19]王静如.论古汉语的腭介音[J].燕京学报，1948，（35）.

[20]潘悟云，朱晓农.汉越语和《切韵》唇音字[A].中华文化史论丛增刊《语言文字研究传记》（上）[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