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界定与度量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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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32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近年西方学者对“社会资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由于各学科知识背景不同,对社会资本的概念就有不同描述。因此,本文对社会资本的界定、社会资本研究中的技术难点即社会资本的度量问题展开梳理,并对国内的研究现状和社会资本的研究趋势作简要概括。

关键词:社会资本 界定 度量

近几年西方学者对“社会资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思想可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家,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市场需要某种道德情感。大卫•休谟认为,合意的道德行为或“道德情操”、“同情心”会支持新的经济活动形式(郭熙保等,2003)。社会资本概念传播主要还要归功于另外两位社会学家,法国的皮埃尔•布尔迪厄和后来的美国的詹姆斯•科尔曼的著作(阿莱颜多•波特斯等,1999)。20 世纪70 年代,社会资本一词由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首次提出, 科尔曼(James.S Coleman) 首次在美国社会学界明确使用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并对社会资本给予了全面而具体的界定和分析。美国学者格拉诺沃特(Granovetter) 和林南(Lin Nan) 提出并发展了个人的社会网络与其拥有的社会资源的关系的理论, 开创了“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先河。在一些发展经济学家看来,“社会资本”是“发展思想的演进革命”,是“第二代”发展经济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Meier,2001),世界银行还专门组织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对此进行研究, “社会资本”一时成为新社会经济学的前沿理论。

社会资本的界定

1980年社会学家布尔迪厄从社会学角度提出“社会资本”概念,并把它界定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陈全功,2003)。他认为:资本是一种积累的劳动,个人或团体通过占有资本,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由于资本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形成和积累,而其一旦形成后又具有产生新的利润的潜力,建立起较为稳定的秩序和规则,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 社会实际上就是一部资本积累的历史(赵延东,1998)。社会学家科尔曼是“理性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 将格拉诺沃特和林南以及布尔迪厄等人的研究成果纳入自己的理论框架, 提出了他的“社会资本”理论。他认为所谓社会资本, 就是个人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在科尔曼的定义里,社会资本具有不可转让性和公共物品的性质。

按照世界银行的看法,普特南的定义较狭义,“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诚信、准则和网络,它们通过促进协调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Collier (1998) 认为,社会资本是一个社会内在的社会及文化的凝聚,是影响民众相互关系的准则和价值观,是嵌入社会中的惯例;“社会资本”通过社会相关的作用而产生外部性,并且其效应具有持久性。Edwards (2002) 认为,广义的社会资本是指嵌入民众之中、并为民众所拥有的准则和价值观,它们是维系集体和社会约定关系的结果,也就是说,只要民众分享一致性(identity),拥有类似的价值观,彼此诚信和互惠的来往,都可以称之“社会资本”。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2000)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非正式的准则,这一准则可以推动两个或更多的个体进行合作。他认为, 现有的关于社会资本的大部分定义指的并不是社会资本本身, 而是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

E•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cm) 不仅定义社会资本是关于互动模式的共享知识、理解、规范、规则和期望, 认为个人组成的群体利用这种模式来完成经常性活动,而且明确指出, 社会资本是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必要补充, 所有资本都是发展所不可缺少的(程民选,2004)。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格拉泽(Edwardl Glaeser)给出了他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 即社会资本是由个体出于私人动机而投资形成的, 能够带来市场和非市场效益的资源存量。

综合上述,学者对社会资本的界定有共同之处,即都认为社会资本能够增加或减少个体达到目标的能力,具有工具性,是一种特殊的资本形态。但是不同的学者在界定角度、概念主体、范围等方面存在差异。从经济学角度而言,社会资本的基本特征是:首先,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符合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思路,基于个体所有,社会资本通过延伸可以在社会组织中存在,它体现的互惠的期望基本是不变的。其次,社会资本的使用可促使其存量上升,而不会像物质资本一样存量下降。第三,社会资本具有解决集体行动问题和增加生产力的能力,可看作其他形式的资本投资的补充,而不是其他资本形成替代或竞争关系。

社会资本的度量

卡普兰曾将测量对象分为三类:一类是可以直接观察的事物,另一类是不能直接观察,但可以通过间接方式进行观察的事物,第三类是从理论中产生的建构,它产生于观察,但无法被直接或间接地从社会中观察到。社会资本应属于第三类测量的对象。罗特利奇(Bryan R Rortledge) 和艾姆斯伯格(Joachim von Amsberg) 根据社会资本与交易目标实现的关系,提出并建立了内生社会资本模型(张其仔,2001)。这是社会资本测量和量化理论研究的一次重要理论突破(王积超,2004)。

社会资本的层次可分为 “集体”和“个体”两种,或对应于“宏观”和“微观”。在测量集体社会资本时,研究者的重点主要集中于信任、社会参与、社会联结和规范这几个方面。而在测量个体社会资本时,研究者多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个人网络中蕴涵的资源进行测量(程民选,2004)。

从集体这个宏观角度来度量,Grootavert和Thierry(2001)认为,社会资本的度量要从六个角度进行:协会中成员关系的密集程度;成员关系的内在异质性(如年龄、性别、教育和信仰等);集会参加情况;政策制定的积极参与度;到期应付情况和社群的定位。澳大利亚学者布伦(Paul Bullen)和奥妮克丝(Jenny Onyx) 认为可以测量和界定社会资本的要素包括:对社区的参与、社会背景中的能动性、信任和安全感、邻居间的联系、家庭与朋友的联系、差异化的承受力、生活价值、工作联系等。他们将社会资本等同于了社会关系,因此他们的测量结果很难真正反映社会资本的真实情况。

从个体这个微观角度度量社会资本,在经验研究中几乎都集中于对个人社会网络状况的测量。目前,研究者主要运用“个体中心网络”( egocentered network) 分析方法。个体网络可以视为整体社会网络中的一个局部,它考察的是以每一个被研究者为中心延伸出去的网络情况。林南在总结前人经验和自己构建的社会资本模型的基础上,于2001 年在《构建社会资本的网络理论》一文中将社会资本视为网络资产来测量,他认为可以从被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以及个体的网络位置这两个要素来测量社会资本。

个体层次社会资本的度量方法基本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对可以为个人所调用的资源总体的度量;二是个人在工具性行动之中所实际动用的社会资本情况。度量个人可调用资源总体的方法有网络成员生成法,其中包括:提名生成法,即根据研究要求,让每个被访者提供自己的社会网络成员的姓名、个人特征以及这些成员的相互关系等信息,这是一种比较传统的方法;位置生成法,即假设社会资源是按照社会地位高低呈金字塔型分布于社会之中的,每一个网络成员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数量主要取决于该成员所处的社会结构性地位。

在考察个人实际动用的社会资本情况时,研究者们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对非正式网络途径的选择,这种分类方法最早由格拉诺维特(1973)提出,后被研究者们普遍采用;二是社会网络中流动的资源,具体分为 “信息”(information) 和“影响”(influence) 两大类,“信息”指的是个人可以从网络中获得对自己行动(如找工作等) 有价值的信息,“影响”指个人可从网络成员那里得到能直接帮助自己达到行动目的的实质帮助;三是关系人的特征,关系人指的是能够在个人的行动过程中为个人提供各项资源的网络成员。

对关系人特征的考察一直是研究社会资本利用的学者们所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格拉诺维特(1973) 提出的“弱关系的力量”已成为一个经典命题,他指出由于弱关系更可能带来异质性的信息,因此它的作用可能比强关系更有力。虽然后来研究者们对此命题的大量实证研究结果并不一致,但普遍认为,关系人的关系强度构成了社会资本度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外,关系人所处的社会地位越高,其拥有的社会资源也就越丰富,能够提供的帮助也就越大,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个人的社会地位主要表现为职业地位。

国内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概况

国内学者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有关社会资本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一是从比较宽泛的经济文化关系角度进行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始于1988年创刊的《经济与文化》,其主要研究涉及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发展。这个时期研究的主要成就在于人们开始注重文化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推动作用。二是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研究规范以及网络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意义。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董辅、吴敬琏、樊纲等所作的相关研究。其主要成就在于发现不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作为一套支配人们行为的规范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关系网络,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三是关注社会网络关系,直接以社会资本为对象的理论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学者主要是张其仔。他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网络,将社会学中的网络分析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引进到对经济行为的考察中,通过对厂商行为、产权制度选择、人口压力、劳动力转移、社会资本再生产方面的研究来分析社会资本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四是对社会资本功效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我国社会学者李培林、边燕杰和李路路等。他们的研究主要是从社会关系网络功能的角度展开,着重分析探讨社会资本对企业发展、产权制度选择和创新、职业与地位的获取以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等问题(庄洁,2003)。

在建模方面,隋广军教授等人在《城市社区社会资本及其测量》一文中提出了测量城市社区的社会资本模型,开启了国内学者研究社会资本度量模型的新纪元。这篇文章主要以社会资本总存量和子项存量的分解项来度量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子项存量包括个体内部社会资本、环境社会资本、个体利用社会资本的能力等方面,其中个体内部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社会网络、规则、信任这三个方面,社会网络则又包括组织内部网络、组织间网络、个人间网络、组织与个人间网络。边燕杰和丘海雄博士(2000)也提出一种度量经济微观主体即企业的社会资本的方法,是通过调查三个指标来度量:一是企业法人是否在上级领导机关任职,用以衡量纵向网络关系;二是企业法人代表是否在跨行业的其他任何企业工作或任职,用以衡量横向网络关系;三是企业法人代表的社会交往和联系,用以综合衡量社会关系。这种方法只考虑了企业组织中的一个主体,而且仅考察了社会网络这一种形式的社会资本,因而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社会资本研究评价及其研究趋势

从近年西方学者的研究文献看,关于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趋势是:研究范围逐步从宏观走向微观领域,对特定企业的社会资本的研究比较重视;注意对落后国家与经济转轨国家的社会资本的研究;经济层面的研究与社会、政治、文化层面结合起来,学科界限愈加模糊。在我国,有必要对社会资本做跨学科的研究,特别是要加强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和经济社会学科的联合。此外,具体研究的问题可有(Meier,2001):社会资本的界定是否具有科学性,社会资本是否有资本的特性,是否属于经济增长中“索洛余项”的一部分,怎样投资社会资本,谁可以提供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积累有没有一个操作性的指针,能不能进行更为严谨的定量研究等,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深入。目前,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还处于初期,关于它的概念范围的界定及实证研究还有待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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