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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江苏省苏州市悬桥巷顾家花园中,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已经缠着老祖母要十八枚银圆有好些天了,目的是要买一套心动已久的《惜阴轩丛书》。这就是从小嗜书如命的顾颉刚。十几岁的他,早已在私塾读过了《四书》、《诗经》和《左传》,又跟随祖父学习《周易》、《尚书》、《礼记》等经典,打下了坚实的古学基础。
除了正统教育外,祖母、家仆都给他讲述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天文的、神话的、民间的,生动极了……顾颉刚先生后来回忆说“祖母用这些动人的故事,已经增加了我的一点善心,打开了我的想象力,她高高地擎起了照亮我生命的第一盏明灯”。
少年好学
幼年勤奋读书,使他的文章在苏州已是小有名气。郭绍虞先生曾说,当时苏州有四所小学,校际交流会时做作文测验,总是由顾颉刚作为全校代表参加展示。而来到北京大学后,顾颉刚像多年的游子回到家乡一样,找到了他梦想的读书乐园,并一下子融入了其中。在这段期间,他穿梭在校内校外各种课堂上,章太炎、胡适、崔适、陈太齐、陈汉章等先生的课上都有着他清瘦的身影。这些研治中国古学和西方哲学的大家们,传授给顾颉刚的不仅有丰富的学识,还有对事物思考的方法。尤其是胡适的课大大震动了他,他觉得胡氏讲得有条有理,提纲挈领,深入心中。
在给叶圣陶的信中,他写道“胡先生人甚聪颖,又肯用功,闻年方二十七岁,其名位不必论,其奋勉则至可敬也,将来早就,未可限量”。后来胡适的得意门人傅斯年,当时就与顾颉刚同合,正是因为顾颉刚的大力推荐,傅氏才去旁听了胡适的课。而胡适后来说自己刚进北大的时候,发现有一批学生虽然年轻,却也相当成熟,对传统学术又颇有训练……这批学生即包括“傅斯年、顾颉刚、罗家伦等人”。
中年授学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震惊中外。日本人欲逮捕的文化学者通缉单上,排在最前面的就是张申府和顾颉刚。此前顾氏多方游走,办理通俗读物宣传抗日,整理边疆历史抗议日本罪行,领衔发表时局宣言,致使千人签名,万人出资,全国响应……致使日军侵华后,必欲除之而后快。
危急如此,顾先生不得不安排好教学、刊物、学会等事务,开始了他漂泊苦学的岁月。为了教授青年学生和学刊的工作,他竟多次谢绝各个大学聘请,更多次将自己的薪资捐给学刊、学会,帮助青年学生。面对着外界的不解和非议,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倘使不爱青年,我哪会这样忙、这样穷、这样受气!”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原为中学教员,经顾颉刚先生举荐,才得担任燕大、北大教授。钱穆先生在晚年写下这样一段文字,实为顾氏高尚情怀的最佳写照:“(余文)不啻与颉刚诤议,颉刚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荐余至燕京任教。此种胸怀,尤为余特所欣赏。
晚年力学
1980年12月25日,一代史学大师顾颉刚溘然长逝。
这天下午在家中的沙发上,他还一如既往地阅读着《十三经注疏》。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里,他依然计划着自己的写作工作,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中,他继续着审定、作序、作文等工作,从来没有停歇过。这一年,德国、日本、美国多方对他采访、报道,并翻译出版他的旧著。对于这些评价,顾先生只是平淡地说“我这一辈子好话坏话都听够了,对此已无所谓了。我相信,五百年以后自有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