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望城区风篷岭汉墓出土的黄金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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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2006年10月，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望城县文物管理局对在长沙望城风篷岭山上M1号一座大型汉代墓葬进行了抢救性考古挖掘。先后出土了铜钱163枚，均为西汉五铢钱，金饼19块，金饼的形状为圆形，直径6-6.1厘米，厚0.5厘米，每块重250.5克，正面略凸起，有滴铸所产生的不规则空洞；背面内凹，表面有冰裂纹，刻划有“V”形标记。在湖南文物考古历史上一次出土这么多金饼，还是第一次。

虽然在1951年长沙211号墓和401号墓均有少量的金质金饼出土，但毕竟数量稀少，与2006年在长沙望城风篷岭山上M1号墓葬出土的金饼大致基本相同，圆形凹底，表面凸凹不平，重量都在244.2-254.125克，金饼正、反面都刻划有标记，金的成色为99.3%左右。如：1951年长沙211号墓葬出土的金饼反面刻有“辰”字，直径6.1厘米，最厚1.15厘米，重244.125克；401号墓葬出土的一件正面戳印“黄”字，另又刻划三个字，其中有一“君”字，直径6.3厘米，最厚处0.82厘米，重254.125克，211号与401号墓出土的金饼成色均为99.3%（《长沙发掘报告》），长沙张端君墓出土的金饼上刻有“齐”字，直径6厘米，重245.6克，以上金饼的重量约相当汉制（铜权）一斤左右。

为什么在长沙望城风篷岭山会出土大量的黄金饼呢？黄金饼在西汉是不是正式流通的货币？笔者带着这些问题走访了湖南考古专家周世荣先生，并查阅了大量的史料，下面谈谈笔者的认识。

为什么在长沙望城风篷岭山会出土大量的黄金饼呢？据历史资料记载，西汉初长沙国是一个国土最小，经济比较贫困的异姓国。同时，西汉长沙国，长沙王是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所封，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异姓诸侯王国，在其统治的四十多年期间（前202年-前157年），由于国力较弱，地方狭小封闭，在这块小小的国土中不仅保存了楚国传统的金币遗迹，而且楚地也是黄金的主要产区，长沙望城风篷岭山一带又为较密的西汉前期长沙国王陵区。而风篷岭M1号墓主的身份考古资料证实：风篷岭M1号出土了书有“长沙王后家杯”的书有“张姃（或姫）橯槃”的漆盘3件，说明墓主就是某代长沙王后“张姃（或姫）”。在西汉长沙王国这块狭小的国土，长沙王在这长达四十多年的统治期间，历代长沙王中都会积累自己的财富，达到他们的统治地位，待他们（或王后）去世后，一部分金银财宝跟随他们陪葬，所以，在长沙望城风篷岭山会出土大量的黄金饼，就不难理解了。

黄金饼在西汉是不是正式流通的货币？长期以来，对于西汉黄金货币的认识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把西汉的黄金货币估计得很高，认为汉时通货“专用黄金”，有的认为汉代以黄金为代表的贵金属货币高居支配地位，是事实上的金本位时代；另一种意见认为西汉的黄金“不是正式的货币”。笔者认为，这两种意见都有偏见。

作为称量货币的黄金，实际上仍处在物品货币的历史阶段，具有两重属性，即既是货币，又是物品。物品货币是中国货币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以称量来决定价值大小的黄金货币，起着与其他商品交换的媒介物作用。1954年长沙左家公山15号西汉墓中出土了金钣（或金饼），同时，还出土了天平砝码。而砝码的数量却多少不等，同时还装有算筹和泥金饼，说明砝码是用来称量黄金用的。

长沙出土的天平砝码中，以“钧益”砝码（环权）保存最完好，共10枚，根据天平砝码的重量单位来看，它主要是为了权衡金钣（或金饼）所割取的重量以铢两计重的，而且最大的重量是1斤。由此可以推论，汉代黄金基本单位是以“两”计重的。“金”等于“两”，所以汉代金钣（或金饼）中时常出土“金”字钣或“两”字钣。而不见“斤”或“釿”字钣。说明长沙国的黄金钣（或金饼），是采用“两”（或“金”）制。而不用“斤”（或“釿”）制。从1954年长沙左家公山15号西汉墓中出土天平砝码来看，金钣（金饼）在不便于分割的情况下，往往还采用重量更小的“菜（采）金”，以补其不足。

不过由于与金属铸币的铜钱同时并行，其价值尺度不明确而流通不便，但不能因此而否定黄金“不是正式的货币”。同样，处于物品货币阶段的黄金，不可能“是事实上的金本位时代”。金属称量货币实际上仍然是一种自然的金属铸块，还没有完全摆脱原始的物品货币的形态。

战国秦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灿烂的“黄金世界”。当时君臣赏赐，友人馈赠，赐金之事不绝于史，其赐金之数少者上百、中者上千、多者上万。如武帝赐丞相以下至二千石“（百）金”；高后赐诸侯王各“千金”、汉高祖赐陈平“金四万斤”。由于金等于斤，等于两。故“金”或“斤”也可理解为“两”。西汉黄金的大宗赏赐或赠与，虽也可作为货币的大量赐赠，但由于不存在双方交换的行为，因而宁可作为贵重物品的赏赐或赠与则更为合理。忽视西汉黄金货币具有物品属性的作用，必然会作出不恰当的估计。

西汉的黄金所具有的货币与物品的两重属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新莽政权以后，群雄割据，货币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有的地方甚至用布帛粟米进行物物交换。在这种情况下，黄金的货币属性逐渐失去作用，而物品的属性占主导地位。

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当刘秀恢复五铢钱时，并没有明文规定恢复作为“上币”的黄金货币。据《后汉书·马援传》注引《东观记》记载，当时马援建议恢复五铢钱，事下三府，遭到三府的反对，“凡十三难，援一一解之”。恢复五铢钱尚且如此困难，要恢复黄金货币更谈何容易。

东汉以降，史籍中使用黄金的记载的明显减少，成为众多史家试图解开的一个谜团。其中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即“佛教耗金说”。他们认为，由于佛教的传入，大量黄金用于塑佛金身、书写金经，致使汉金消失。如果此说能够成立，也就客观上反映了黄金作为货币功能的衰退与消失；因为黄金如果作为货币，由于流通的大量需要，是不可能去用作塑佛金身、书写金书的。

东汉黄金货币作用的衰退，因而引起史籍记载的减少，但这不是汉金的消失。黄金逐渐退出货币的流通领域，成为人们珍藏的对象。黄金作为称量货币，曾经在西汉的货币制度中起过重要的作用，也曾为人们制造出种种奇特的假象。但它不能与铜钱一样，经受战争灾乱的考验，不得不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失去货币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