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未来的诺贝尔奖学者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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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6月瑞典政府批准设置了诺贝尔基金会，并于次年诺贝尔逝世5周年纪念日，即1901年12月10日首次颁发诺贝尔奖。自此以后，除因战时中断外，每年的这一天分别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和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隆重授奖仪式。最初只有分设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文学及和平５个奖项， １９６８年瑞典中央银行于建行３００周年之际，为纪念诺贝尔，出资增设了诺贝尔经济奖，１９９０年诺贝尔的一位重侄孙克劳斯•诺贝尔又提出增设诺贝尔地球奖。
从设立之初，诺贝尔遗嘱就要求在评选的整个过程中，获奖人不受任何国籍、民族、意识形态和宗教的影响，评选的唯一标准是成就的大小。所以一百多年来，有各种肤色各种国籍以及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的人都获得过这个让人们仰视的荣誉。其中以经济最为发达的英法美德国家获奖人次最多，当然也不乏像印度这种和我们一样总体经济水平还差强人意的国家，甚至人家还不是在某一个领域偶尔获得一次奖项，而认真浏览着长长的历届获奖名单，没有任何一个获奖者的国籍这一栏是中国，也就是说在诺贝尔奖的这份荣誉面前，我们还是零的收获。
我们不妄自菲薄，不认为我们的国家就因为这一点没有在国际舞台上昂首挺胸的资格，不认为我们这几十年的飞速进步，我们的崛起全世界有目共睹，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候，我们的同胞能像今天这样活得骄傲，因为我们强大的祖国在我们身后，我们再不容人家叫我们支那猪，我们再不容忍我们的国土还是比人的殖民地，我们再不容忍我们的岛屿被别人起了个难听的名字。但是因为我们的成长我们更加遗憾，我们的科技进步还需要诺贝尔奖的侧面印证，我们还想更清醒的认识我们和那些科技军事强国的差距，我们还希望我们的后代能够让这个国家发展的更加迅猛。所以我们反思，为什么我们力诺贝尔奖还有距离？远吗?怎么样突破这个零的纪录，就像当初在体坛上，在导弹数量上。实际上我们的同胞并没有让我们失望，曾经获得诺贝奖的美籍华人仅仅在物理这一奖项上就有五位，他们分别是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朱棣文，崔琦。看来我们中国人的智商上还是没有问题的哦。那么是什么阻止了我们对诺贝尔的追求呢？我们先来看看我们国家和其他国家的科研机制不同吧。以我们两国大学的科研模式为例。
美国高等院校的科学研究经费来源不一,其公共经费主要由政府机构支付。美国政府对于大学科学研究经费的开支,具有明确的规定。对于大学科学研究的间接成本,其补偿制度具有高校机构利益保护倾向。英美等发达国家都将大学系统作为国家科技财政投入的热点部门。据日本总务省2008年公布的统计数据,2006年日本科研经费占GDP的3.62%,美国占2.59%(2004年),英国占1.78%(2005年),德国占2.48%(2005年),法国占2.13%(2005),而中国2005年的科研经费仅占GDP的1.34%。①可见,我国对科研的经费投入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审计机构近年披露的我国高校科研经费使用不合理的现象，以及高校普遍对政府现行的科研成本管理政策的合理性提出的质疑，使得我国高校科研成本的控制问题成为政府和学者关注和研究的重点。科研腐败也凸显在我们面前。科研经费分配体制存在的问题只是科研腐败的冰山一角，科研成果评审、科研人才培养选拔、两院院士评选、科研造假等方面同样存在严重的腐败行为。科研领域早就不是一尘不染、洁白无瑕的象牙塔，社会上的不良风气不仅同样存在，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科研领域的相对封闭性，外人对其中的腐败问题很难察觉，而科研人员自己又碍于面子和同事、同学、师生、校友之间的关系，很少会对外举报，导致科研领域成了纪检监督和反贪死角，科研腐败分子有恃无恐。“官员贪污受贿，说不定哪天还进去了，在中国，谁听说过有几个通过申请科技经费捞钱进去了的？”在监督缺位的情况下，科研腐败已从以往的个人行为发展到群体腐败，“利益共沾”不仅增加了反腐难度，还进一步败坏了科研风气，影响到了国家整体科研水平的提高，确实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
有限的经费再加上科研腐败必然使我们的经费用到实处的更是少之又少。局限的经费影响了实验的计划及长久的持续研究过程，甚至是有些好的科研项目成了水中花，让相关的科学家也放弃了努力的方向，与诺贝奖失之交臂。
我们的所谓知识分子中虽然也不乏很多为我国的国民生产生活军事等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地质学家李四光、气象学家竺可桢、数学家华罗庚、物理学家吴有训、医学家林巧稚、天文学家张钰哲、化工学家侯德榜、农学家丁颖、数学家熊庆来、微生物学家汤飞凡、内科专家张孝骞、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学家梁希、桥梁学家茅以升、物理学家严济慈和物理学家周培源等 。但是随着物质的进步，人们对物质要求的不断提高，对物质的贪欲也胜过了对科学探索的纯粹追求。我们已经不知道还有没有像钱学森这样的为了国家利益放弃外国优裕物质生活和祖国母亲一起受苦的科学家。但我们知道了太多为了评教授，当院士，为了争取博士点，不少的知识分子放下身段做出卑鄙之事。抄论文的，偷学生的研究成果的，在国外拿个野鸡文凭回来骗人的，如此知识分子，我们能想象其中有人在为世界人民的福利努力，诺贝尔奖努力吗？而有很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有着高尚的情操，有着为祖国科技奋斗的美好愿望的知识分子，他们因为一门心思在简单的科学世界里，没有所谓很高的情商，得不到他们急需的实验经费，诺贝奖也与他们擦肩而过。我很高兴的看到，我们的政府也在为以上现状的改变而努力，也在为科研人员营造更好的科研环境。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成长起来之后遇到了成熟完善的制度，真正让诺贝尔奖也在中国来安家落户。为了这一天，我们作为教育者该做些什么呢？
首先我们不做虚伪的道德的传授者，我们要交给孩子们的道德准则就是我们要求自己能做到的。我们承认撒谎不可避免，不让孩子们认为老师是一张白纸，我们在承认自身的缺点的时候，让孩子们知道老师们在努力要求自己做一百分，而且做到九十分的人比只做到八十分的人快乐很多，而且在道德方面不及格的人，永远是骗了全世界骗不了自己的，心灵的折磨远远胜过因为把自己错误呈现于世人面前并努力改正所带来的痛苦。我们要求孩子们爱上学习，是因为我们从心里觉得学习知识不只是带来命运的改变，职业选择的满意度的提高，我们自己能真正享受学习的本身的乐趣。能做到诸如此类行为的老师教出来的学生，他也不会在学术方面当伪君子，专研知识，在科学的路上的求索才会无畏时间的漫长，无物质的回报，甚至还有不能想象的不公误会等等委屈。
其次，我们的教育体制不能简单的把素质教育这个名词的反复使用就叫成功改革，更不该把孩子们考级拿证就是素质教育。素质教育不能根本改变教育现状，因为他只是一个形式，只是一种证书的形式，并不能让孩子们放下包袱，把学习中的乐趣挖掘出来，把解决学习中的问题当做常态，而是用于是分数的奴隶。真正要改掉孩子们学得死板，学得浮躁，真正具有主动学习的精神，还是要从高考这一关入手。无论小学中学谈什么改革，只要高考制度不变，就别想家长老师学生改变只看成绩的现状。要想孩子们在学习每一学科知识为了学习知识不是为了学习分数的态度，要想孩子们为了他项研究的问题花大把时间耽误了作业耽误了休息而不受责骂，那么还是要依靠教育体制的改革。如果等到那一天，我相信在科学的道路上走得轻松，走得更远的孩子们会更多，在科学的巅峰上取得大成就的孩子们也越多，谁说这其中不会有人获得各个领域的诺贝尔奖呢。
期待着这一天的快点到来，我们也能亲手培养出诺贝尔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