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雨六朝的经与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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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事物都有多个维度。提起六朝，有人会想到旷达放任的名士风度，有人会想到烟雨朦胧中的江南佛寺，有人会想到偏安江南的声色犬马以及实现不了的王师北定。但在《六朝墓葬的考古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却是经纬两线：经，是指空间；纬，代表了时间。时间与空间作为两条主线，被清晰且明确地勾勒出来，贯穿于全书始终，作者凭借丰富翔实的墓葬材料和卓越史识为读者展现了一个考古学家眼中的烟雨六朝。

考古很好玩，但考古也很讲究。对墓葬进行考古学研究，最基本的方法就是考古类型学，而类型学讲究的，正是将考古材料放置在特定的地区和时间框架内，以正确界定材料的年代。因为经济、政治、地理、技术等等因素，一个地区一定有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文化面貌，也有着各不相同的发展轨迹。其间的差别，虽不必然像喝咖啡与吃大蒜一样在戏谑中隐含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冲突，但却是经长久形成而真实存在的。这种地域间的差别，使空间性在考古学研究中至关重要。《六朝墓葬的考古学研究》一书中首先指出“六朝墓葬具有较为明确的地域特征”，并将北界秦岭淮河，西达青藏高原边缘，东临大海，南濒北部湾的广阔区域分成长江下游、长江中游、赣中南闽西北、两广、西南六个小区（第16页），以此为基础，拉出了一条六朝墓葬的经线。

器物、花纹，甚至思想、行为都是随时间的流逝而变迁的，唯一的不变就是变化本身。物质文化风格的变换往往敏感地标志着时代的变迁，上一时代与这一时代之间宛若隔着一条鸿沟，目力可及，却难以跨越。烟雨六朝的历史长河中，就有着“东吴早中期、东晋早期、刘宋早中期三个主要的断限”，而“单室墓取代双室或多室墓，券顶取代穹窿顶，器物类型的减少，器物形体的趋高，莲花纹的日渐流行”，是六朝墓葬演化的大致规律。这是六朝墓葬的纬线。

以上认识的得出看似简单，实则是应用考古类型学对2000余座形态各异的墓葬材料进行深入分析与综合的结果。虽然它只占了本书叙述的1/3篇幅，但其中凝聚了作者十数年在六朝墓葬材料上的扎实功力。在这种时空框架之下，每一座六朝墓葬的年代都得以被确定。这种依据大量材料归纳出的时空框架既是本书的一项重要学术贡献，也是对六朝墓葬做进一步研究的坚实基础。

本书更为重要的贡献是，对墓葬的分析，很容易止步于分期分区的结束，而在其后的研究中，有阐释图像者，有分析文化交流者，有进行器物研究者，特别是在历史时期考古中，无法依靠对考古材料的分析将认识上升到历史层面，是许多研究的美中不足之处。

本书就避开了这种常有的缺陷。比如说，在对赣中南闽西北、福建沿海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的变动的论述中，作者紧紧抓住了东晋之前、东晋中期、南朝晚期这三个时间段，在时间的框架下描述了这两个地区间的区域变化：东晋之前赣中南和闽西北各自有不同的文化面貌，东晋中期闽西北的考古学文化扩及福建沿海地区，南朝晚期赣中南和闽西北的文化面貌趋同，福建沿海地区的文化面貌则趋于独立。这种考察，不仅对历史细节进行了详尽的阐释，而且也把握了历史时空的总体脉络，编织起了完整的历史经纬线。

历史留给我们的不仅仅只是文字记载，它也同样带给我们丰厚的物质积淀，而其中，墓葬是最重要的考古学材料之一。然而，对墓葬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研究却并非易事。没能全面掌握材料，不能用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分析、使用材料，缺乏对历史的把握与认识，都会使研究变得似是而非，要么走入为分期而分期的死胡同，要么脱离材料本身，用想象和猜测填补考古材料与历史间的巨大空白。在此意义上，《六朝墓葬的考古学研究》不仅是一次良好的尝试，在某种程度上说，更是一种有意义的指引，如何做考古、如何找材料，都能在这一指引中得到有益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