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汤墓前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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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商汤墓前吊唁之前，我没想到亳州的历史文化会如此厚重――中国有史可考的3000年政治文明史肇始于此。

商汤居亳，虽然不确定是北亳、南亳、东亳等等，但“亳”字因之而成为一种文化的概念，跨越了地理和时间的界限，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理念，商汤的功劳是不能抹杀的。即使在一个消解文化概念为能事，动辄以大众为评判标准的时代，我还是坚定地认为，商汤是圣人。因此，当我终于穿过公园的外侧，走进一个寂静的瓶形小门，来到汤王陵园时心情是肃穆的。

几天前，久旱无雨的亳州迎来了一场及时的大雪，此时，汤王墓前积雪正融化为水，十分喜人。墓冢前竖着“商成汤王陵”石碑，墓南有一棵500余年树龄的黄楝树，生机依旧盎然，仅存的清代康熙十二年（1681）和乾隆三十六年（1771）两块“重修汤陵碑记”立于左右，碑面已经很难辨别字迹，历史悄悄地抹平了所有的痕迹。导游告诉我说这只是衣冠冢，我想，那有什么关系？ 孔子说祭如神在，汤王之灵，则必在我鞠躬之时倍感欣慰。

当年，商汤在山林碰见到一个贪心的猎人，听到猎人祷告说：“无论是从天上来的，从地下来的，或是从四面八方来的，都到我的网里来。”商汤心想，这太过分了，不给人活路。于是他更正说：“想要往左的就往左，想要往右的就往右，要往上的就往上，要往下的就往下；随意而去，投奔自由。如果业障所致，无可遁逃，就进入我的网吧！这也是命该如此，无可奈何。”不是圣人，怎么会有这样的见识。对自然无节制地索取使我们现在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生态危机，然而，不从根本上认识是我们自身的出发点出了问题，以致我们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而是变本加厉地浪费和占有自然资源，可谓饮鸩止渴，长此以往，人类的命运还有必要预测吗？

商汤在位时商朝曾遇到了长达数年的大旱，巫师说要以活人为祭，即可下雨。汤王说：“哪有为了老百姓求雨造福，却又让老百姓去牺牲的道理？”所以，他自荐当人质，穿着罪人的衣服，坐到了高高的柴堆之上，向天祷告说：“天啊！我是个有罪的人，当了万民的王，连累大家受苦，万民有做错的地方，也是我的责任，所以，要惩罚就惩罚我一个人吧！”商汤对百姓的关爱，与今天那些趾高气扬、忘记百姓是衣食父母，甚至打着为百姓谋福利的幌子，中饱私囊，违法乱纪的官员形成了鲜明对照。

那时有位叫葛伯的人不祭祀先人，这在古代是大罪，所以商汤就去问他原由，是不是有什么困难？葛伯说没有牛羊做祭品，商汤就派人送去牛羊，可是葛伯又说没有粮食，商汤就派人去帮他种粮食，还安排老人给种地人送饭，这就是说，不用葛伯花一分钱，商汤亲自帮他安排好生活。但这个葛伯竟然带人抢种地人的饭！这也许就是孟子所说的残贼之人吧，我们的社会不也有葛伯一样的人吗？

还有那个伊尹，是个奴隶，做饭的厨子。但是商汤知道他是个贤者之后，就亲自坐车去见他，驾车的司机是彭家的孩子，走到半路问商汤去见谁，商汤说：“我要见伊尹。”彭司机是个固守君臣之礼的人，阶级意识强烈，听说商汤要亲自去见伊尹，连忙劝说：“伊尹不过是个奴隶，您是大王，要见他，招呼一声都是抬举他了！”商汤摇了摇头，一脸的遗憾：“你见识太浅了，好药可以治病，贤者可以治国，你不让我去见伊尹，就是不想我治理好国家啊！”于是，便让彭司机卸职回家了。我读到这个故事时很震动，不是因为他求贤若渴，也不是他对身边的人要求严格，而是因为他时刻要求自己行为端正，时刻警惕自己操守谨严的修养追求，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种修养除了圣人又能有几个人能做到呢？知过必改，这是做人的常识，可是有多少人能做到呢？我们看到了文过饰非，知错犯错，假若旁人指出来，被指责的人却横眉冷指：你是代表谁说话！

安徽大学陆发春教授是我在做文化安徽时认识的一位卓有见识的先生，他反对文化事业地域化，提出文化是跨地域的。对各地争抢“名人”的做法，他很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商汤陵即使在其他地方也有，那又有什么关系？自己做好，把这个陵园经营好，汲取它能带来的文化营养，就是本地的福气！又何必非要去区别它是否是衣冠冢呢？ 其实，我们在此纪念商汤，不在乎他是哪里人，也不在乎他的墓地真址是在哪，不明白这一点，一味固守地域文化，显然就会使本地区的文化素养越来越浅，最后成为历史长河中的沙砾，随着滔滔东逝之水逐波而去。所以，我在商汤墓前，看着黄楝树上的彩色布条，破败的祭祀香炉，真的是思绪万千。

回去前，看到汤王墓园一角的腊梅开得正好，我驻足于此，此前万千思绪都随着那幽幽的花香而归于平静。或许，这种淡淡的清香，恰如汤王之道，淡而不厌，信乎其“可与入德矣！”我的万千思绪也就如梦如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