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文化流变视阈下朱有燉水浒戏价值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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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浒故事经历了一个由历史记述到艺术记述的流变过程。朱有燉及其水浒戏在水浒故事发展过程中因为历史阶段特殊因此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其一,《水浒传》虽然成书时间一直存在争议,但如果考虑到朱有燉水浒戏的具体内容及其实际条件,《水浒传》的成书时代当大致可定。其二,水浒故事思想不一,朱有燉水浒戏在由“义”向“忠”转变过程中,实际上具有重要的承上启下的意义。其三,宋代水浒故事见于正史,也流行于瓦肆勾栏,且以后者为主;元代以戏曲传播,观众多为市井细民;自朱有燉开始,水浒故事开始进入宫廷,并为文人喜爱,开创了水浒故事传播的新纪元。因此,当我们开始关注朱有燉及其杂剧创作时,更应注意挖掘朱有燉杂剧的文献价值。
［关键词］ 朱有燉;水浒故事;思想嬗变;传播途径
［中图分类号］I207.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2)03-0089-05
在朱有燉存世的三十余种杂剧中,有两部以“宋江”等“义贼”为主要人物的“偷儿传奇”颇为引人注意。然就对这两部杂剧的论述看,学界多立足于对其文本的解读,少有从文献价值的角度予以考虑,正因如此,由于研究界面的限制,造成了研究兴趣的过于集中,从而使相关研究陈陈相因者多,富有新意者少,甚为遗憾。其实,如果从水浒故事流变过程衡量之,不难发现,以朱有燉的身份地位、时代环境及影响,其水浒戏在这一流变过程中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甚至某些方面已经超出了对戏剧文本本身的评价。从这个角度来说,当对元代水浒戏赞不绝口而对明代水浒戏不屑一顾时,朱有燉的水浒戏很好地予以了正面回应。这也说明,对于不同时代的作品,正确的评价应当是多方位的,而不是拘泥于局部、一叶障目而偏离于客观立场。所以,基于此,笔者拟将朱有燉水浒戏置于水浒文化流变这一宏大背景下,谈一谈自己的鄙陋之见。
一、对考证《水浒传》成书时代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水浒传》的成书时间一直是困扰《水浒传》研究的老问题,多年来争议不断,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所以难以统一,正如马幼垣所言“我们仅有可靠的下限,没有上限”［1］139。但无论持何种观点,有一个时间点不容忽视,那就是明初,因为超过这个界限,也就等于承认《水浒传》成书于元代,“有元一代之文学”恐怕也就要改写,否则,也就成了明代文学的标志性著作。朱有燉及其水浒戏,因其特殊的时代关系,事实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其一,从内容上言之,朱有燉的水浒戏有别于《水浒传》,其故事主体在《水浒传》中找不到对应情节,具有“分水岭”的意义。比如《豹子和尚自还俗》中鲁智深在剧中原本就是僧人身份,与《水浒传》中一出场的鲁提辖相比大相径庭,至于剧中写他重新入寺为僧仅仅因为“自去年被我哥哥宋江打了我四十大棍,我受不得这一口气”,与《水浒传》中光明磊落、豪爽直率的形象相比,不免显得肚量不够,狭窄自私。下山后,宋江深感有负当初誓愿,分别派李逵、鲁智深妻儿和老母劝其上山等诸多情节,更于《水浒传》中找不到蛛丝马迹,完全可以认为,这是朱有燉另起炉灶式的创造,如果说有所参照,按其《仗义疏财》小引所云亦当是《宣和遗事》及元代水浒戏而非其他,“也就是说,朱有燉当时所能看到的记载宋江一伙的最为详尽的文献,只是《宣和遗事》”［2］。《水浒传》成书后,这种状况彻底改变,水浒戏创作基本据《水浒传》改编,罕有借径前代者,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如果我们把注意力往下移,看看自万历以来的各种水浒戏,便会发觉一几近规律性的形式。这些在《水浒传》流通以后才出现的剧作,根本上都是改编。为了戏剧效果,为了满足民众天理昭彰、报应不爽的观念和完美团圆的要求,为了与同样取材的剧作有别,枝叶增减、情节更换和铺衍,都是必然的、需要的,“但故事主干和模式以及人物性格则鲜与《水浒传》大异”。比如李开先《宝剑记》、陈与郊《灵宝刀》、沈璟《义侠记》等等,其与《水浒传》之间的承续关系显而易见。
其二,在朱有燉两部水浒戏中,都涉及到梁山好汉的人数和名号,这些人数和名号异于《水浒传》、同于《宣和遗事》,体现了一种渐变的痕迹。关于人数,脉望馆本所载梁山好汉规模已达一百单八人,“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的字样见于《仗义疏财》宋江的开场白中,但这在周藩原刻本中是没有的,说明赵琦美在搜集整理时作了修改,并不等于朱有燉创作时如此。而其名号,尤以《自还俗》所言最详:
“第一名智多星吴加亮,第二名铁大王晁盖,第三名玉麒麟李义,第四名青面兽杨志,第五名混江龙李海,第六名黑旋风李逵,第七名九纹龙史进,第八名入云龙公孙胜,第九名浪里白跳张顺,第十名活阎罗阮小七,第十一名霹雳火秦明,第十二名立太岁阮小五,第十三名莽二郎阮进,第十四名大刀关必胜,第十五名豹子头林冲,第十六名小旋风柴俊,第十七名金徐宁,第十八名扑天鹏李应,第十九名赤发鬼刘唐,第二十名一直撞董平,第二十一名插翅虎雷横,第二十二名美髯公朱彤,第二十三名神行太保戴宗,第二十四名赛关索王雄,第二十五名病尉迟孙立,第二十六名小李广花荣,第二十七名没羽箭张青,第二十八名没遮拦穆横,第二十九名浪子燕青,第三十名铁鞭呼延绰,第三十一名急先锋索超,第三十二名行者武松,第三十三名拼命二郎石秀,第三十四名火船攻张岑,第三十五名摸着云杜千。”
与《水浒传》相比,多有出入,如“玉麒麟李义”、“混江龙李海”、“莽二郎阮进”、“赛关索王雄”、“火船攻张岑”,《水浒传》则改为了“玉麒麟卢俊义”、“混江龙李俊”、“立地太岁阮小二”、“病关索扬雄”、“船火儿张横”等,而如果和《宣和遗事》、《三十六人赞》比照,彼此一致,说明朱有燉水浒戏本于《宣和遗事》等不虚。因此,有学者认为,这种与《水浒传》相比所体现出来的差异,从前者变成后者,决不是一夜之间就完成的,中间应当有一个演变过程。
这种演变的过程还体现在“地星”观念的形成上。在所记三十六人中,“病尉迟孙立”、“摸着云杜千”属于《水浒传》中所谓的“地煞”行列,地煞星与天罡星混在一起,说明时至宣德年间,“地星的观念就算已存在亦当仅是初型而已,否则,以朱有燉的博学多闻,怎能对一切已有的发展视若无睹”［1］145。如此说来,从朱有燉水浒戏到《水浒传》成书,二者之间不可能同步或《水浒传》成书于前,因为“元杂剧中没有留下小说《水浒传》彼时已成书的痕迹,从宣德年间朱有燉的两出水浒戏里也看不到《水浒传》的影子”［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