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债务危机,没有货币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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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夏季结束，一同远去的是此前各方面对世界经济可能向好的预期。凉意渐渐笼罩大西洋两岸，尤其是成员众多的欧元区。
回望这个夏季，今年8月份是自1999年欧元问世以来，第一个没有以欧元计价的投资级企业债券发售的月份。市场清淡，缘于不安的投资者纷纷退出专注于此类交易的投资基金。在他们看来，欧洲在危机的泥淖里挣扎，而解决欧元区日益严重的国家债务危机鲜有成效。
面对欧洲经济疲弱，一些人开始担忧欧元区会否瓦解，质疑欧洲一体化设计的声音再度变得强烈。这些声音认为，欧元制度的天然瑕疵，正在把欧元推向绝境。
不过，此前的定论是，从金融史的角度促进欧洲货币统一有两大因素，商业、经济、金融可能还有政治等方面的一体化进程，另外，美元作为一种世界货币越来越疲软。
针对统一贸币的可能性，有“欧元之父”之称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早在1961年的论文中即提出“最优货币区域”问题：几个国家或地区放弃各自的货币而认同共同的货币，在什么时候会更有利？
蒙代尔论述了共同货币的好处，如贸易中更低的交易费用和相关价格更少的不确定性等。而其最大的缺点是，当需求变动或其他“非对称冲击”要求某特定地区削减实际工资的时候，维持就业就很困难。
不过，蒙代尔也强调，为抵消这些不利因素，劳动力需要具有较高的流动性，这一点非常重要。
蒙代尔刻画了这样一个最优货币区域：该区域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移民倾向足够高，高到可以保证某一个地区面临非对称冲击时，仍可以通过劳动力流动来实现充分就业。
如今，欧洲债务危机正坠入新的危险境地，面对外界对欧元制度设计的种种质疑，79岁的蒙代尔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问题显然是问题，但却不是货币危机。
他强调，欧元区再分配机制运行顺畅，但并没有相应的国家安排机制，尽管欧元事实上改变了各国债务的面额。只要各国有偿债能力并保持高信用评级，就不会有大问题。不过，当财政困难的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开销超过它们的财力时，就会给公共资源带来负担，造成给其他成员带来风险的“负面外部效应”。
仍然还是债务危机
《财经》：相信你一直关注着欧洲目前的危机，许多人认为，欧元正面临着最严重的生存考验，你有同样的担忧吗？
蒙代尔：关于欧洲目前的问题，我更愿意将其视做债务危机，而非货币危机。当然你这样说我也能理解，因为这是大多数记者的普遍说法。
但是稍微想一下，看看美国的情况，看看在美国南部诸州中评级最糟、违约概率最高的伊利诺伊州到加州。如果美国央行需要通过通货膨胀来筹资维持国债的话，他们潜在的财政/偿付危机就会转化为债务危机。
自1792年美元货币区形成以来，美国财政部就承担了13个前北美殖民地的债务和课税权。但其从未将后继的各州赤字接手过来。数十年后，在19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几个州出现债务违约，一些外国债权人蒙受损失，而另外一些债权人则商定进行债务重组。
当时美国政府袖手旁观，借此表明各州要为其债务全权负责。这发出了一个很有价值同时也是强硬的警告，越滚越大的赤字和债务将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危机。
《财经》：如同你所说，希腊就是如此，到2010年底希腊债务已达到3286亿欧元。而希腊能否避免违约的问号，仍将长期萦绕人们的脑海。
蒙代尔：希腊的最主要问题来自于偿付能力。这源于希腊过高的开支，希腊政府过去把养老金提高到和其他国家，比如德国一样的水平，但这些国家的人均GDP却是希腊的2倍到3倍。而且，这些福利支出和养老金一旦被承诺支付，就很难再降低。但是如果不降低这些支出，欧盟中的富裕国家就不太可能继续支援它。
犯了错误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地纠正，越快越好。
《财经》：很多人认为目前的危机暴露出欧洲深层次的矛盾，这些矛盾是什么？
蒙代尔：当个人、公司、银行、政府出现财务困难时，首先要做的是及时调整，即先达到预算平衡，再实现预算盈余，逐渐恢复以规避破产。
欧元区的主要问题是，像希腊这样财力不济的国家却要效仿德国这样财力充沛的国家所实行的养老金和福利计划，这远非其国内财力所能承担。不幸的是，这些国家为了填补赤字，又出现了削减政府必要公共服务项目的趋势。这条路行不通，因为它制约了必需的增长，同时也无法实现预算平衡。
欧元制度并无大碍
《财经》：从制度设计层面看，欧元区的完整性似乎从一开始就受到挑战：政客们违反《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规定，出于政治原因允许希腊加入欧元区，违反“成员国年度预算赤字不得超过该国GDP3％”的基本规定。而违反这一规定的成员国从未被严惩。当希腊出现问题，首轮纾困计划出台，使“不纾困”的条款又形同虚设。为什么会是这样？
蒙代尔：《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一个条款中排除了成员国的援助措施，但在另一条款中又规定，如果代表成员国的欧盟委员会达成一致，可以对陷入困境的成员国施以援手。
而在欧元确立之后，一种看法很快被普遍认可，出现债务违约的成员国应当获得援助，否则违约将会向其他国家蔓延。
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的签署是为了确保各国遵守这一承诺，但它缺乏强制性，其条款未能有效执行。希腊和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其债务占GDP的100％以上，它们理应被要求实现财政预算盈余，直至其负债率与欧元区平均水平接近。
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机制是合议式的而不是命令式的。这一《公约》需要一个有权威的强力人物来推进各国在事态发展尚未失控前遵守承诺。
《财经》：目前，欧洲货币同盟在推进的过程中显然遇到了挑战，现在回头去看，当初在这个同盟组成时，是否在机制安排上有所遗漏？
蒙代尔：问题显然是问题。欧元区成员国都是国家。当它们加入欧元区的时候，它们放弃了发行各自货币的，以换取由联合货币――欧元――代表的联合中的份额。
这一再分配机制运行顺畅，但并没有相应的国家安排机制，尽管欧元事实上改变了各国债务的面额。各国债务不再由自己国家的货币计量，而是由共同货币计量。
只要各国有偿债能力并保持高信用评级，事情就没问题。但是当财政困难的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开销超过它们的财力时，它们就会给公共资源带来负担，造成给其他成员带来风险的“负面外部效应”――我们经济学家的说法。
《财经》：在战后金融史初期，经济界开始讨论什么是“最佳货币区”的标准。你最早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主要从生产要素运动的角度考虑说，如果在一个广阔地区的一部分存在失业，而生产要素不能流动，就不能靠移民来解决失业问题。那么这个不景气的地方可代之以货币贬值，增加出口，把支出从进口品转向国内生产的进口替代品，因而通过外贸的乘数作用来增加就业。是否可以这样说，由于欧元区劳动力并没有实现充分地流动，从而阻碍了希腊这样的国家参与经济一体化？
蒙代尔：提升劳动力的流动性将有助于希腊解决支付问题，但是其他国家里最称职的希腊雇员可能也是希腊最有创造力的雇员，他们离开希腊去欧元区的其他国家，将降低希腊GDP和政府税收收入。
希腊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入不敷出，又不愿意过紧日子。当希腊把退休金水平定到像德国一样高时，他们忘了德国的人均GDP是他们的2倍到3倍。对政府来说，削减自己曾承诺的福利支出不是易事，但如果不进行部分削减，就很难再得到那些更富裕一些的欧元区国家的支持。因此，当一个错误犯下时，最好的出路就是在政治上可行的时候尽最快的速度来纠正它，以免积重难返。
《财经》：那么，欧洲如何从现在的危机中找到出路？
蒙代尔：欧盟必须同时在三个方向上努力：首先是财力充裕的国家需要对资金紧缺的国家实施援助以避免其陷入破产；其次是后者要将福利项目调整到与其财力匹配的水平，实现预算平衡，以赢得其他成员国的支持；再次是在欧洲建立一个财政机构，以弥合欧元区管理结构上的裂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