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经济发展阶段比较研究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中印经济发展阶段比较研究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内容提要]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1991年印度新的经济政策的颁布标志着世界两个发展中大国开启了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进程。经济对外开放意味着两国将外部市场作为一个新的自变量置入本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在开放的初始阶段，外部市场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使得两国在新一轮的经济发展进程中选择了不同的发展路径，即中国走的是传统的工业化道路，通过发展制造业渡过工业化的初始阶段，而印度走的是非传统工业化道路，优先发展服务业，来拉动经济增长。未来一定时期内，中国将步入由国内市场来主导经济发展的阶段，将会继续沿着工业化的标准进程前行，而印度仍处于外部市场主导经济发展的阶段，这也就预示着印度的服务业发展仍将持续一定时期，同时印度将推进制造业的发展，以启动传统工业化进程。

[关键词]中国　印度　经济发展　阶段

一、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的分析框架

以追求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为目的的经济发展是当今世界较为普遍接受的基本理念和共同目标。自工业文明出现之后，迄今为止的经济发展模式大致可划分为两类：封闭经济和开放经济。两者的主要差别在于一国经济是否与外部经济存在广泛而深入的联系。在封闭经济下，一国基本上不与外部发生经济关系，因而该国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通过内部的自我循环来实现的，即保持国内生产规模匹配于国内市场规模，具体的途径就是走独立自主的工业化道路。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由于市场规模扩张的速度慢于因技术进步而带来的工业品增长速度，或者说一国市场规模的有限性极大地限制了生产规模的扩张，因而难以在短期内完成工业化任务，这也是欧美等国家花费数百年时间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原因。以后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产品的需求量开始扩大，对产品的需求结构也开始转变，如对农产品需求下降和对工业品需求上升，促使了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即包括农业在内的初级产业在经济中的地位下降，而工业则在经济中的地位有所上升，相伴而来的还有大量劳动力从农业等部门转向工业和服务业等部门。随着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人们的需求结构再度在工业品内部发生转变，从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转向更为复杂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需求上来，相应地导致工业品内部的结构发生改变，即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工业品内部的比重开始下降，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有所扩张，即所谓的重化工业阶段。工业部门的充分发展扩大了对生产型服务业需求的增加，同时人们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扩大了对消费型服务需求的增加，这再次促使产业结构发生新的转变，即服务业在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并最终占据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见图1)。以上是传统的“大国”工业化进程，也可以将此看作是“标准”的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印度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改革开放前所走的工业化道路就是上述“标准”工业化进程初始阶段的实践。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小国由于很难提供工业化所需要的市场规模，也就不在封闭条件下工业化国家的行列之中。

一国在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可以通过多种路径来实现。在开放经济下，由于一国与外部经济存在交易关系，一国可以在世界产品市场上购买并出售本国的货物产品和服务产品；可以在世界金融市场上购买并出售资本资产，这样本国所需的资本可以从外部金融市场获得，所需的资本品和技术可以从世界产品市场获得，而本国生产出来的具有比较优势的货物或服务可以向世界市场出售。一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市场问题不仅可以通过内部来解决，也可以通过外部来解决，也即一国生产规模扩张不再受限于国内狭小市场制约，特别是在外部市场相对于本国市场“无限大”的情况下，后起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集中于解决如何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实现与外部的货物或服务交换的问题。只要能够实现与外部的交换，后起国家既可以走工业化道路，也可以走非工业化道路。

一般而言，采取开放战略的经济体会比采取非开放战略的经济体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就后起经济体工业化进程来看，自二战以后，部分经济体通过推行出口导向型工业发展战略，借助外部市场开启了后起国家或地区经济腾飞之路，为工业化在世界范围内普及增添了新的色彩。亚洲“四小龙”是这方面的成功典范。它们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一方面再次证明了工业化道路的确不失为一条富国强民之路，另一方面还表明在缺乏内部市场条件下，后起经济体可以借助外部市场以更快的速度缩短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进而鼓励了更多后起经济体继续工业化的道路，追逐工业化可能带来的福利水平的提高。

当然，后起国家在获得外部市场的同时，也必须接受外部市场对本国经济发展所施加的“约束”。特别是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这种约束主要表现在外部市场对本国工业化所起的主导作用或决定性的作用。换句话说，后起国家不得不承认现有的国际分工体系对本国经济所起的支配作用，在参与国际分工时，一国必须拿出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货物或服务产品才能在世界市场上进行交换，才能将外部市场提供的机遇转化为现实。为此，开放条件下的后起国家要比封闭条件下的后起国家做出更多的适应国际环境需要的努力，这也是一旦实施对外开放战略之后，后起国家通常伴随有较大程度的国内改革，包括关税、经济管理体制甚至法律等在内的一系列改革的原因。

一旦国内市场获得充足发展之后，一国的工业化进程有可能重新由本国市场来主导，不过这要取决于国家经济规模。小国的经济规模有限，即使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仍无法解决大工业所需要的市场规模，因而小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有可能长期存在，大国则不然，一旦大国内部市场兴起之后，大国国内市场有可能重新回到主导工业化进程的地位上。简言之，在开放的初始阶段，无论是对大国还是小国，外部市场对后起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有更大的“主导权”，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状况可能会随本国经济规模的不同有所改变(见图2)。

在开放经济下，除了走上述的工业化道路之外，世界上也有部分国家走的是非工业化道路来实现从低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迈进的。比如中东等地区的一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或者是具有某种突出优势的小国等，这些国家的共同特征是不依赖于工业来实现经济发展。由于有了世界市场，只要能拿出可以与外部市场进行交易的产品，就能实现经济增长，在这里工业化就不一定是唯一的致富之路。至于这些“跳过”工业化、直接步入后工业化阶段的成功国家，还只是在经济规模不大或自然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中出现。对于大国如印度，这种跳跃式经济发展道路能否取得成功尚且是个未知数。

总之，后起大国既可以在封闭条件下推进工业化进程，这是欧美国家已经证明了的，也可以在开放条件下推进工业化进程，且后者的工业化进程要快于前者，这主要是因为后者可以借助外部市场，略去了漫长的内部市场扩张的过程，这也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所证明。当然，在开放条件下大国也可以选择尚无定论的非工业化道路。不过不管怎样，存在一个可以利用的外部市场是后起国家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前提。

本文拟利用上述的分析框架，对中印两国经济发展阶段进行比较，期望

对中印经济发展有一个较明确的阶段性认识。

近年来，印度经济驶入增长的快车道之后，因中印两国存在的较多相似性和差异性而使中印比较被推上了“显学”的位置。迄今为止的中印比较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以下几个方面：两国总体经济制度、产业发展模式、经济改革路径、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用、对外贸易、经济发展条件、竞争力、经济发展潜力等等。尽管中印比较的出发点和方法不尽相同，不过通过比较，尽可能展现了中印经济发展过程中双方存在的优势、劣势、差距与不足等，并据此或明或暗地、自觉或不自觉地来预测中印经济未来发展前景。上述研究为本文开展中印比较提供了智力支持。

不过，本文与已有的研究所不同的是拟将中印比较置于国际背景之下，更加强调外部力量在两国开放的初始阶段对它们的发展路径的影响。中印两国先后于1978年和1991年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这意味着两个发展中大国主动放弃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奉行的依靠自身力量实现工业化目标的战略，转而允许国际因素对本国经济发展施加影响，自此中印两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基础开始从封闭状态转变为开放状态。

至少到目前为止，国际因素所引起两国经济发展的差异是有说服力的。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推行和1991年印度新的经济政策颁布之后，中印开启了在开放条件下的新一轮经济发展进程，其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与自50年代开始的封闭状态下的工业化进程有着明显的区别。自50年代至两国经济改革之间，中印两国均实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不管这一道路的选择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或两者兼而有之，两国都建立起了相对集中的经济管理模式，即使像印度这样有市场经济基础的国家，其经济发展也带有很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可以说在封闭条件下，两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或发展道路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因此两国在随后取得的经济成果上也颇为相似(见图3)。例如，甚至到20世纪90年代两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仍相差无几，如果比较两国经济总量的话，中国一直大致保持在印度的1.5倍的水平上。这里可以做的一个推测是，如果两国继续在封闭条件下推行两国工业化进程，今天两国仍然有可能取得大致相同的工业化成果。不过，自90年代以后两国经济发展成果却存在较大差异，如果我们仍把这种差异归因于两国内部因素作用的结果，则很难解释这种差异为什么没有在改革之前的工业化进程中出现。因而，我们不能仅从中印内部差异出发，而应考虑到两国对外开放以后，至少在开放的初始阶段，国际因素在两国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且这种作用不是作为次要地位存在的，而是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使得两国的经济发展出现了不同的路径依赖。

本文的中印比较将主要以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为比较起点，重点讨论以下两个问题：在引入了促进经济发展的“外部”变量之后，中印两国有着怎样不同的经济发展路径?未来一定时期内两国的发展道路将会有怎样的异同?

二、中印两国在开放条件下的工业化初始阶段比较

从一般意义上说，中印两国在开放的初始阶段所采取的开放战略、开放的出发点和所作的努力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两国均在国内面临的工业化困境下做出改变过去发展战略的决策，其出发点都是为了克服工业化初始阶段国内市场狭小的弊端，利用现有的国际市场，选择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外向型产业，来主动参与国际分工，两国为能够积极主动参与国际分工，均对国内经济体制有所调整，以适应国际环境的要求。

不过上述的一致性并不能表明两国在开放的初始阶段不存在经济发展的路径差异。在两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分别选取了不同的外向型产业来带动本国的经济增长，中国选择的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这一传统的经济发展路径已经被工业的先行国和后起经济体证明是成功的，而印度选择的是服务业，这种跳过工业化的发展路径却还没有大国成功的先例可寻。上述的差异不仅带来了两国不同的经济表现，也在影响着两国未来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进程。

中国以制造业作为外向型产业与当时的国际产业分工背景密切相关。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是一种主动调整自身经济发展战略的行为，主要是出于解决自身问题的内在要求。1978年的改革开放正值国内经济矛盾亟待调整的时期。当时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广大民众的温饱问题。按照世界银行确定的贫困人口标准，1981年中国贫困人口高达8.34亿，贫困发生率为84％，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见图4)。要解决温饱问题，将广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等部门转移是最迫切也是最现实的任务，这就需要发展出一个能容纳尽可能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转移的产业部门，使尽可能多的贫困人口也能享受到工业化的好处。因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题中之意，是在国内经济和社会约束条件下的一种选择。但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生产出来的产品向何处去?尽管中国在封闭条件下也建立起相对完备的工业生产体系，但是，中国长期偏重于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发展使得国内人均收入一直处于低水平状态，1978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徘徊在200美元左右。这样低的人均收入水平是很难形成较大规模的消费需求的。如果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仍依靠国内市场规模扩张来解决，将难以缩短中国经济发展的路程。故而破解中国国内市场规模有限与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张能力“无限”(在改革之初，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储备丰富，相对于国内市场，可视为一种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之间的矛盾需另寻他路。

以中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加入东亚生产分工体系不仅可以解决国内就业问题，还可以解决国内市场问题。东亚在国际分工中的突出优势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东亚最初的制造业起步是缘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如欧美等进行的大规模产业调整。当时欧美等发达国家因制造业的成本逐渐增高，不得不将制造业向外转移，转移的落脚点是在东亚。由于欧美发达国家在将产业转移之后，本身不再主要从事制成品的生产，而货物产品的消费主要靠进口来实现。这样在东亚和欧美之间形成了东亚生产、欧美消费的分工格局。80年代以后，日本、亚洲“四小龙”开始将成本高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中国最初的产业主要是通过香港等转移过来的“三来一补”等小规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经过80年代的以适应外部市场要求为目标的改革期之后，从90年代起，中国开始大规模承接东亚各经济体的产业转移。随着外资的大规模流入(见图5)，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获得迅猛发展，到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前后中国成为东亚产业转移的最终目的地，并以其庞大的规模，占据了东亚生产链条的末端位置，即工业品的加工组装阶段的生产基地，并将工业品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出口。

中国对国际分工的参与实际上是接续了东亚产业转移的老路，相对于当时东亚已经发展起来的经济体而言，中国劳动力供给价格低、供给丰富，且具备一定的劳动技能，这成为中国参与东亚产业分工的比较优势，使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力，从而赢得一定的国际分工的地位。中国虽然加入东

亚产业分工体系较晚，但是却因其庞大的经济规模，最终成为“世界工厂”。

印度推行改革开放的起因不同于中国，自然解决的问题也不同。中国因解决国内经济层面的矛盾而要开放，印度则因解决国际经济层面的矛盾而被迫开放。这就决定了两国在最初的改革目标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中国是为了解决广泛存在的温饱问题，产业选择也就定位于在国际分工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促进就业的产业，而印度是为了能够解决国际收支账户的危机，需要选择一个能在国际分工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促进出口的产业。再有，两国在改革开放中面临的政治压力也不同。印度的种姓制度抑制了低素质劳动力的政治需求，故而最初的改革并不以解决贫困人口的就业问题为核心，而中国解决广大人口的就业压力要比印度大得多，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在产业发展的选择上所受到的约束要比印度多，或者说印度可供选择的产业空间也比中国大。

印度实施开放战略之后，面临的国际环境已经与中国实施开放战略时大不相同。尽管印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也产生了改革开放的想法，但真正推行的年份是在1991年。究竟凭借什么比较优势，发展何种产业参与国际分工是印度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此时印度迎来了不同于中国的新的发展机会。

以“外包”为主要特征的世界服务业发展为印度外向型产业的选择提供了新的机遇。如果说20世纪60～90年代是世界货物产品贸易的高速增长时期，那么进入90年代以后，这一世界经济特征就被世界服务贸易的发展所取代。随着世界范围内向东亚进行的大规模的产业转移的完成，世界货物产品贸易增长后劲也随之减弱，其标志是世界货物产品贸易增长速度大幅度减弱；相反，源于70年代的美国信息产业的发展，却揭开了世界服务产业向外转移的序幕。现代技术的发展为服务产品日渐具备制造业特征，如产品可贸易性、生产效率高等创造了条件。类似于当时60年代开始的世界发达国家制造业向外转移的情景，以软件服务外包为主要特征的世界服务产品的提供者也开始由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服务业的大规模转移势必引起服务产品贸易的快速增长(见图6)。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进入80年代之后世界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开始快于货物产品贸易的增长速度。服务产品贸易的大幅度增长为印度选择服务业进入国际分工体系创造了重要的前提条件，也可以说没有世界服务产品贸易的发展，印度进入国际分工的机会也会相应地大幅度减少。

相反世界制造业的分工格局留给印度大规模参与的机会却较小。印度要通过制造业来加入国际分工体系是存在一定难度的。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东亚新兴经济体无或较少有可转移的制造业前提下，像印度这样同样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大国就必须承接从其他大国如中国转移出来的制造业，才有可能全面加入国际分工体系中。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已经全面地加入国际制成品分工体系，对于当时刚刚改革开放的印度来说，中国是否存在大量的可转移的制造业还是个问号。中国本身尚处于工业化进程中，制造业在中国仍有可作为的空间，加上中国正处于“人口红利”期间，以及长期被抑制的低工资水平等都限定了中国向外转移制造业的规模。在成为世界工厂之后，如果中国不拿出一定的制造业向外转移，那么印度这样的大国要通过制造业的发展参与国际分工不能不面临一定的困难，当然这里不排除印度利用国内市场发展制造业。实际上，直到2005年前后，随着中国对外贸易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调整，才有部分的产业逐步向比中国经济更落后的东亚或南亚国家转移，如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等获得的纺织业或服装业就是如此。

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优势不一定强于中国，但是在发展软件产业方面却占有一定优势。在80年代印度已经开始放松对软件等服务部门的管制，在进入国际市场之前，印度经历了一个较长的酝酿期。加上印度具有的人才优势也与中国不同，使得印度要比中国在当时更具备参与服务业国际分工的条件。印度曾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因而印度人的英语优势要强于中国，同时中国实行的是大众基础教育体制，而印度的种姓制度使得少部分人口在获得教育上有优先权，这样印度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素质人才优势要强于中国，这为印度发展软件外包业创造了条件。相反，印度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首先在具备的劳动力资源优势上要强于中国，才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占有一席之地。尽管进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门槛较低，但也不是没有门槛的。具备数量众多、成本低且受过一定教育的人口是最基本的条件。比较而言，中国比印度的优势更明显。虽然中印两国都处于人口红利期，但是中国的劳动力素质要高于印度(见图7)，同时中国的工资水平并没有因民众的受教育程度较高而比印度的工资水平高出许多。另外为配备制造业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条件在两国也极为不同。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基础设施是阻碍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发展的第一制约因素。中国进行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入有利于促进制造业外资的流入，而印度有待完善的基础设施却限定了外资对印度制造业的投资。

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取得在封闭条件下所未能取得的经济成果。中国在外部市场的支持下基本上完成工业化初始阶段的任务，并开始向更高级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人均收入水平获得迅速提升，大量贫困人口也脱贫致富，中国已步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下限行列中。

印度自改革开放至今已有20年的历程，其现代服务业在世界市场的支持下获得了不小的发展，成为服务于国际分工链条的一个环节，也因此赢得了“世界办公室”的称号。但是印度服务业的发展至今与国内的其他产业相脱节，类似于“飞地”现象，同时印度因服务业的发展而取得的社会成就也较小，大量的贫困人口没有因服务业的发展而脱贫(见图4)，也就无法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最初成果，按人均收入水平来衡量，印度刚刚步入下中等收入国家的下限行列中。这里留下的问题是，是印度依赖服务业带动经济发展的时间过短而无法显现其经济发展的成果，还是服务业本身对经济增长的带动能力不强?

三、中印经济发展道路：对“标准模式”的殊途同归?

中印在新一轮的经济发展进程中选取了不同的外向型产业作为经济起飞的引擎，自然也就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在两国实行对外开放之后，按照世界经济发展的“标准”进程，中国走的是后起经济体工业化道路，其产业结构的变动也贴近于传统模式。不过中国毕竟是发展中大国，外部市场对中国工业化的支持是有限度的，因而目前中国正在向依赖内需主导经济增长的方向转变。如果这一转变能够实现的话，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将会更趋近于传统的工业大国模式。印度在未来一定时期内的经济发展则有可能改变其经济发展路径。目前印度服务业先行发展，走的是不同于传统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即非工业化道路，印度试图依赖服务业带动经济增长。尽管世界服务业发展仍方兴未艾，印度也仍将受益其中，不过服务业本身能否带动后起的发展中大国实现类似制造业那样的经济起飞，尚无先例。如果印度通过服务业发展能够实现从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话，这将证

明印度的确走了一条有别于传统的新型的经济发展道路；反之，只能认为印度在开放之初所走的偏离工业化的道路，是一种暂时的特殊的现象，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不具有示范效应，印度要实现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还需要启动传统的工业化老路。

现有的证据表明中国正处于由外部市场转向国内市场主导经济发展的时期。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开始离开后起经济体依赖外部市场实现经济发展的轨迹，重新回归到传统工业大国的经济发展轨道上。中国的这种转变是外部市场有限性与国内制造业规模无限扩张的矛盾结果所致。

可以说当前的外部市场对中国产品出口的制约已到达临界点，中国寻求外部市场扩张的可能性在减小。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中国限于国内市场规模狭小而不得不向外部市场出口货物产品，即采取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不过在中国承接东亚产业转移时，世界货物产品贸易的增长已经处于末期阶段，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美国从东亚进口的货物贸易规模占美国进口总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到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10年时间里保持40％左右的份额，东亚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美国从东亚进口的货物产品占美国全部进口的比重继续呈下降趋势，进入21世纪后开始稳定在35％的水平上。随着中国这一庞大经济体加入到出口导向型发展行列中之后，中国在既定的世界市场规模下主要通过竞争的方式获得世界市场份额，其典型表现是东亚内部贸易关系的变化。在中国加入东亚生产体系的初期之前，东亚经济体主要向美国市场出口，随着中国加入东亚生产体系并获得一定的分工地位之后，东亚出口方向也随之发生转变，即东亚经济体开始逐渐向中国出口，再通过中国向美国出口，即美国与东亚经济体的多边贸易关系转化为中国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关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要求中国等东亚国家调整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将过高的货物产品贸易盈余降下来，这再次表明世界市场对东亚货物产品的需求向约束强化的方向转变，这对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经济发展无疑产生了较强的制约作用。

在中国出口面临外部市场约束的同时，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中国的国内市场开始重返主导经济发展的舞台，并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拉动力。随着工业化初始阶段任务的完成，中国经济规模总量已经居世界第二位。人均收入水平的快速提高促使中国增长模式从依赖外需转向依赖内需，为国内市场引领新时期的经济发展进程创造了有利条件。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在世界贸易增长大幅降速的情况下，中国仍实现经济高速增长，显然中国已经不是依赖外部市场即通过出口来带动经济增长，而是依赖内需来实现的。另一个变化是中国私人消费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变化。自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呈下滑趋势，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开始进入止跌阶段(见图8)，这表明中国国内市场的兴起，有可能取代外部市场成为引领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随着中国“十二五”期间以提高居民收入为核心的政策调整，依靠内需主导下一步经济发展进程的时期也拉开了序幕，中国经济发展也将会离开后起经济体依赖外部市场的轨道，向传统的工业大国的发展轨道靠近。

尽管世界市场对中国的制成品生产的约束作用在增强，不过中国制造业呈现下降趋势的特征尚不明显，还需要一段时日才能够实现彻底转型。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业占GDP比重过高的局面一直未能扭转，主要原因有：一是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重工业的过度发展导致工业占GDP比重偏高，改革开放后大规模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再次将这一偏高的比重保持下来，因而中国的工业比重一直位居高位。二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相当一部分产品生产是为世界制造的，这也使得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难以呈现下降趋势。三是发达国家制造业占GDP比重下降一般是在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开始的，而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刚刚迈进上中等收入国家的下限门槛，中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仍有发展的空间。

不过，中国从以制造业带动经济发展为主向以服务业带动经济发展为主的转变趋势是必然的。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已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服务业。一方面中国制造业的庞大规模已经为催生服务业扩张创造了有利条件，只不过长期以来制造业所需要的生产主要由外资本身来提供，随着中国服务业自身竞争实力的提升，内资服务型企业将会取代部分外资主导中国服务业发展的格局。另一方面，消费型服务需求也会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而会有进一步的扩张，从而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当然，由于服务业不会像制造业那样使经济增长水平处于高位运作，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向服务业转变之后会有所下调。但中国的经济增长水平也不会过低，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毕竟还不是一个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地区差距、城市化和大量贫困人口的存在，使得中国制造业尚需要一定的发展。这样中国未来一定时期的经济增长将会保持低于印度但高于发达国家和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未来一定时期内，印度服务业仍将有持续发展的空间。从印度本身的经济增长变化来看，印度服务业占比仍将继续提升，成为印度经济增长最大的贡献部门。第一，世界市场对服务产业需求处于上升期，必将对印度服务业有较强的拉动，印度服务业将继续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第二，随着印度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国内对服务业的需求与对货物产品的需求保持大致一样的提升。第三，印度国内对制造业发展的限制短期内难以消除。印度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完善基础设施并提高大众受教育水平，这样印度尚需时日进入制造业大规模发展时期。

不过，印度要实现经济赶超，仅靠服务业发展是难以做到的。从印度过去20年的经济增长情况来看，服务业的确对印度经济增长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之间，印度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获得了进一步的提升(见图11)，然而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却一直保持在中高速的水平上；相反，2003年以后印度服务业占GDP比重上升不明显的期间里，印度的经济增长开始提速(见图12)。至少，我们不能把印度经济增长的提速完全归因于服务业的扩张。

有迹象表明，印度正在朝向服务业和制造业共同带动经济发展的方向转移。从世界经验看，制造业是导致经济增长水平提高的主要部门。印度正处于制造业强劲发展时期，如果不出现什么意外，印度未来一定时期内经济增长会一直处于高位运行水平。

首先是印度的需求结构在变化。当中国被指国内消费水平过低，经济增长依靠外部市场时，通常印度就被看作范本，中国应该学习印度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实际情况是，印度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自进入21世纪以后开始呈下降趋势，相反投资占GDP的比重开始呈上升趋势(见图10)。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是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期间的主要特征。一方面会促使印度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这也是我们看到今天的印度有如此高的经济增长率的原因；另一方面投资水平的提高势必会挤占消费，特别是私人消费水平，因而印度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将会继续保持下行的态势。

其次，印度近年出口变化也表明印度制造业处于快速增长过程中(见图13)。进入21世纪以后，印度货物产品出口有所提速，其中资本品出口占全部出口比重有所上升，印度货物出口占GDP的比重开始有所提升，同时印度服务产品与货物产品出口之比在2007年达到峰值之后开始下降。这些变化暗示印度制造业在崛起的过程中。

再次，印度近年的政策也在调整，启动制造业带动经济增长的趋势有所强化。现在印度政府提出“增长属于所有人”的口号，并把目标确定为让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不仅让工业中心和大城市获得，贫困地区也不能被落下。为加快制造业发展，印度设立了“国家制造业竞争力委员会”，并于2005年9月了《印度制造业国家发展战略草案》，旨在全面改革现有制造业，加快追赶中国的步伐。2010年4月印度进一步放开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促进外资对国内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以上政策变化表明印度已经开启了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大门，未来一定时期内将会依靠大规模的投资来拉动印度经济增长。

总之，未来一定时期内，人均收入已经达到4000美元的中国将从依赖外需转向依赖内需实现经济增长，并遵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标准”进程，将积极推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服务业的发展。而印度仍处于依赖外需的经济增长阶段，其服务业仍将有持续发展的空间，不过现有的证据表明这并不意味着印度对传统工业化模式的跨越；相反，鉴于印度服务业对经济增长带动的局限性，印度进入正式启动传统的工业化进程的阶段，只不过这一趋势尚未完全展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