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青瓷艺术的发展及其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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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青瓷作为最早的瓷器在两宋进入鼎盛时期。这是宋代文化的闪光点的一面，随之而来的是宋之后青瓷的悄然远去。是什么使得青瓷陷入这种局面呢?笔者通过对青瓷在宋代的器形、釉色、釉质、工艺四个方面的考察，结合当时的社会状态进行分析，阐释青瓷命运的历史成因既是时代的选择，又是文化沉积的结果。历史留给我们更多的是对人类文化渗透力量的思考。

关键词：青瓷；五大名窑；宋代文化；工艺美术；器形；釉色；釉质；陶瓷艺术

中图分类号：J527　文献标识码：A

一、青瓷的历程

我国是最早生产瓷器的国家，而瓷器在我国的最初形态就是原始青瓷，并早在商周时期就出现了；“到了东汉时期，……终于摆脱了原始状态，出现了胎体的瓷化程度接近现代瓷器水平的青瓷器。”这里告诉了我们青瓷形成时期。自北齐以后，中国瓷器开始出现青、白两大瓷系并驾齐驱的状态，但在唐代以前，青瓷仍然占主导地位。唐代以后，我国瓷器形成“南青北白”的局面，其中越窑的青瓷以“秘色瓷”著称，在唐代后期和五代期间作为供奉之器受到特别的青睐；到了宋代，瓷器的品种众多，呈现出百花争艳的景象。其中，青瓷更是受宠若惊。“汝窑，……它同官窑、哥窑、钧窑同属青瓷系。宋人以‘汝窑为魁’，其中青瓷最为精致。”北宋灭亡，南宋又在杭州一带设立南宋官窑，大量瓷业匠师南迁，从此创造了南宋青瓷的再一次繁荣和复兴。元朝后由于蒙古人的统治，青瓷受宠的地位从此退出历史舞台。虽然元代早期仍然在生产青瓷，但这只是南宋的延续而已，并没有跳出它的阴影，反而有所不及。而在明清时期有一些仿汝、仿官、仿哥、仿均、仿龙泉的记录，甚至今天还在仿制，这只能说明青釉在南宋以后已经成为历史的美好回忆而产生怀旧之举。可见从元代开始，青瓷似乎已是“大江东去”了。

青瓷成于汉代，盛行于隋唐五代，造极于两宋，元代以后走向衰落。在过去对青瓷的研究文献中，仅仅谈到青瓷在宋代达到极盛，在元代步入了中国瓷器发展的转折，但没有深究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本文旨在探讨青瓷何以在宋代达到极盛，以及此后退出历史舞台的深层原因。

二、造极青瓷的成因

中国青瓷在宋代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空前绝后的鼎盛状态?为什么会发生在宋代而不是在别的朝代?它的命运又何以至此呢?解铃还需系铃人，要揭开这个迷就必须探讨宋代青瓷之所以造极的原因。

要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通过结合青瓷考察它的艺术特点与宋代社会的政治、文化风尚和审美追求之间的关系来揭开其中的奥秘。下面我们从青瓷的器形、釉色、釉质、工艺四个方面予以分析，通过宋人的审美心理对青瓷的影响来揭开其命运之迷。

(一)器形之绝――简洁、清秀、合理造极于宋

宋代青瓷的器形相对之前的器形有其明显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宋代青瓷的空间占位不大，一般属于案台小品。其次，宋代青瓷外形比例设计的合理性推向了极致。如果我们仔细品味宋代青瓷，不难发现各种造型的比例从视觉上看恰到好处，给人感觉增一分则长，减一分则短。这是在此之前的陶瓷形态所无法媲美的，甚至很多尺寸几乎符合了黄金分割的比例。再次，宋代青瓷外形线条一改唐代的圆鼓、向外膨胀感而变得更为流畅、简约和内收，富有韵律，并突出个性。曲线变得更接近自然状态，即使是以北方民窑青瓷为代表的耀州窑，虽然装饰手法以刻花为主，但其外形的简洁，与刻花线条刀锋的圆活犀利、流畅刚正相互映衬，既自然又富有韵律。最后，宋代绝大多数壶流的高度与壶口的高度基本持平，这种设计的合理性是之前没有过的，它一改过去壶流低于壶口的不足。从此，这种设计理念一直也为后世沿用。

宋代青瓷器形特点可以概括为：形态清秀、简洁、合理均已达到了极致，既是前所未有的，也为后世所吸收。它的这种器形特点反映出宋代士大夫的审美心理，因为在传统社会里士大夫的审美引领着时代的潮流，在宋代那个特定的时代环境中，帝王作为士大夫的总代表，痴迷于文学艺术的创造，无疑是审美趋势的主流。赵匡胤建国后摇身变成一个尊儒重文之君，以致后来太宗更是“锐意文史”，后来的真宗则“道遵先志，肇振思文”，到了徽宗成了“笔砚丹青、图史射御，无所不精”。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一个皇帝能像宋徽宗那样痴迷于艺术，宋代青瓷正是他们赏玩生活的体现。这种清秀、简洁、合理的形态也是他们需求的反应，从心理角度来说，小尺寸器型便于把玩控制，用手拿起来比较轻便灵活，因为在他们的生活里，拒沙场于千里之外，视武士若匹夫之勇，他们身边除了“之乎者也”，就是琴棋书画，因而青瓷的艺术注定要从唐代的厚重走向儒雅，在唐代工艺成熟的基础上创造高峰。青瓷器形这种增一分则长，减一分则短，合情合理的设计理念，反映了宋人的人情、入理、守节，它正是儒家的哲学思想在宋代达到最高峰的物化表现，做到不偏不倚、恰到好处的“中庸”之道，也是儒学的精髓思想所在，孔子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所提倡的一种有节制的、有限度的情感审美标准正好在青瓷器形上得到了体现。同时，宋代文人士大夫们具有既专权又畏缩的两面性：对外表现为畏缩而又对内表现为压制。青瓷的器形空间尺寸也反映了他们这种心理需求的两个侧面：一方面要宣泄身体欲望，从视觉、手掌、身体上的抚摸中得以释放而表现出的可控制心理；另一方面惧怕外力(器皿体积和空间过大)造成的无法控制的心里压力而表现出对器形空间尺寸尽量向内缩小的谨慎心理。

(二)釉色之绝――“天理”至上的理学影响

天青釉色，是宋代诸多青瓷系列长期梦寐以求的最高境界。为什么会出现从唐代到宋代、从宫廷到民间都崇尚青色瓷器的现象呢?

首先，这种审美趣味的形成源于道家哲学，在唐代因为李氏王朝把老子追溯为自己的祖先，道家哲学再次盛行；在宋代老庄美学思想得到进一步的继承和发展，出现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局面，从而形成宋学。特别是在宋徽宗时代，崇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狂热和荒诞，徽宗因此也被称为“教主道君皇帝”。老子的核心思想――道论，在宋代更是推崇备至。道论的“自然”属性必然导向崇尚“自然美”，并作为最高境界去追求。汝官瓷的釉色以天青为尚，天青是“天”的本色，《老子》说“天得一以清”。所谓“得一”就是得“道”，“天乃道，道乃久”，因此天青也是“道”的本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即自己原本的状态，青色也是天的自然状态。《庄子・天道》中，“……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的“天地之大美”体现为虚静恬淡寂寞无为，“无为”、“朴素”都是“自然”的；《庄子・知北游》中“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这都说明了天青色是最为朴素的自然状态，从而倍受推崇。

其次，青色之所以在宋代被崇尚的第二个原因是：先秦典籍《考工记》中说：“画缋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青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周礼 ・春官・大宗伯》也说：“以青圭礼东方。”在周代，青与赤、黄、白、黑被当作“五方正色”，即尊者所用颜色。把青、赤、白、黑四色与东、西、南、北相联系，青色被认为是东方色，青色玉圭用来祭礼东方，在古代宗教中，东方为上；我们所熟知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也是把青龙排在东方；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保留着这样的礼仪习俗，在席位的排列中仍然是以东方为上的原则。因此青色为五色之首就不足为奇了，它象征着政治和宗教的权力。

青瓷的釉色既有儒雅之风，又有祖制之道，也是天造之色，青色不仅有含蓄、冷静、自然、质朴、平淡之美，并且表现出克制、封闭、容忍的性格。所推崇的是合于天造，厌于人意，它既没有唐三彩的华丽、张扬，又没有白瓷的爽朗、矫揉造作，也没有黑瓷的幽玄、沉闷。这也正是唐、宋代以来儒学思想塑造出来的文人士大夫所推崇的不偏不倚的“中庸”之色。

(三)釉质之绝――崇尚玉品的文人雅士的审美趋向

早在唐朝陆羽在《茶经》中说：“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儿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这是唐代对代表“南青北白”两大名窑瓷器在品质上的典型评判。以越瓷青瓷“类玉类冰”、邢瓷白瓷“类银类雪”区分它们的质感。宋人把青瓷的品质奉为上品。其中有着很深的文化背景，这又是文人士大夫们儒家思想的典型反映。我们知道，中国的玉文化可谓源远流长，我们的祖先自古以来就有爱玉、赞美玉的传统。关于玉的品质，喜欢用玉来形容人的人格和品质，“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早已为世人所知。可见，玉在中国人内心的情节之高贵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陆龟蒙形容越窑青瓷“姿如佳碧，色似烟岚”，佳碧就是美玉，烟岚代表神秘。青瓷在唐末五代就作为贡品的进贡给皇室，与青瓷类玉的品质有着直接的关系。唐代诗人又将青瓷与玉类比，这是对青瓷品质的最高赞赏，也是给予人格化的美誉。宋代的青瓷，施釉肥厚若堆脂，晶莹透亮，使得是“类玉”的质地上达到完美。

(四)工艺之纯熟――前所未有

宋代是第一个设立官窑的朝代，使得瓷器的烧造丁艺达到前所未有的成熟。

工艺技术是表达造型意识的具体手段，特定的技艺必须与特定的审美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两者缺一不可。宋代陶瓷在烧制上采取了“火照”来检查并控制窑炉的温度和气氛，这是烧造经验造化的表现。另外，印模、覆烧等先进技术和工艺，使瓷器的质量、产量得到进一步提高。辘轳成型、印花成型、修坯技艺、印花装饰技艺等等都已经非常成熟。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宋代青瓷烧造技术，宋代是第一个设立官窑的朝代，这意味着国家会不惜成本去大力发展，可以想象很多奇迹都有可能发生，精通窑业的匠师们技术的之巧，从业人数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可见青瓷器物在宋代匠师们手中的鬼斧神工就不难想象。“玛瑙人釉”在汝瓷中的运用，使得汝瓷倍加珍贵，南宋《清波杂志》“近尤难得”的记载不正说明了这一时代的选择，更何况五代时已经烧造“秘色瓷”那样精美的青瓷。宋代以前的青瓷以玉质为追求目标，但与宋代的青瓷相比，玉质感方面就差得很多。这种玉质感主要是使用了石灰釉、石灰碱釉和采用多次素烧胎体，多次施釉，增加釉层厚度而达到的，所以我们不需要怀疑宋人的技术，即使是科技发达的今天在玉质感的烧造上并不比宋人高明。

三、命运归属及历史走向

综上所述，宋代青瓷的造型、釉色、釉质、工艺都是这个时代的精神写照，并随着时代所留下的“烙印”而走向高峰。“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考工记》)宋代青瓷之所以能够成为时代的宠儿，并在中国陶瓷史上形成的一个高峰，正是天、地、材、工的巧合；它集形、色、质、工艺全面理想化于一身并统一连贯，造极了一个瓷器艺术时代，作为形而下者之为器，我们可以看到其设计的合理性和完美性；作为形而上者之为道，我们可以揣摩出宋人人道、人理的心理世界，在小格局的造型中求变化，可见大干世界，它追求玉润的釉色，天然的神韵，全面阐释了“韵”的美学意义，“韵者，美之极”这一代表宋人审美思想之精髓，是宋人集中国文化之大成的结果。宋代青瓷正是以其“雅韵”奠定了它在历史上的至高地位，虽然我们今天有现代化机械设备可以达到非常精确的程度，但这毕竟是科学，科学无法取代艺术。艺术永远离不开人的参与，而且取决于参与程度。即使我们今天能够仿出宋代瓷器的形、色、质，也无法仿出宋人的“雅韵”，恰恰是其雅韵使得青瓷的形、色、质完美结合出现的“天造”绝品。因为只有它永远是属于宋人的。

宋代青瓷可谓是宋代文化的缩影，“所谓宋型文化，则是一种相对封闭、相对内倾、色彩淡雅的文化类型。宋理学有着意于知性反省，造微于心性之间；两宋古文舒徐和缓；阴柔澄定；宋词婉约幽隽、细腻雍容；宋诗‘如纱如葛’‘思虑深沉’；宋代建筑尚白墙黑瓦，槛房梁栋，不设颜色，专用木之本色；宋代陶瓷、书法、绘画脱略繁丽丰腴，尚朴澹、重意志。即如宋人服饰，也‘惟务洁净’，以简朴清秀为雅。”由此看来，说青瓷作为宋代文化的浓缩一点也不过分，笔者认为，宋代青瓷的造极与“华夏民族之文化，造极于两宋之世”，与“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达到于顶峰，不但超越前代，也为其后的元明所不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青瓷的这种造极恰恰是此后中国陶瓷不得不另辟蹊径的原因重要之一。

正是宋代青瓷的形、色、质浑然一体和不可分割性而使得后世陶瓷发展之路敬而远之，另辟蹊径，或只能仿制以求怀古，尽管后世都有仿制，但都难以与之媲美。元代虽然仍然有大量青瓷出现，但那只是宋代青瓷的延续，即使有创新，也是不及宋代的，并大为逊色。

青瓷在元代逐渐退出主导地位的原因之二是元代文人地位下降，元代蒙古族以游牧为生活习俗，审美趣味与文人大相径庭，新的审美形式和风格必然脱颖而出；明清两代虽然崇儒的文人再次抬头，但却大事已去，元代民族的大融合，其喜好和民族习惯对陶瓷的要求均发生了变化，青白瓷受到青睐，加之陶瓷釉色的多样化，崇尚花瓷和装饰开始被人们所关注。

原因之三是青花釉的烧造成熟为寻找新的审美趣味找到了出路。瓷器的装饰带来了新的视觉，使得繁缛取代了简易，五彩斑斓取代了朴素，世俗取代了儒雅。从此，中国陶瓷步人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彩瓷时代。已故的童书业先生认为“青瓷”是一种未成熟的瓷器，烧造技术原始，而“彩瓷”是一种成熟的瓷器，烧造技术高明。笔者对这一观点很不认可，如果说青瓷是一种不成熟的瓷器，为什么从元代到我们今天对宋代青瓷的仿制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这种“不成熟”的瓷器还有必要去仿造吗?应该是去创新才对呀!这无异于一个成年人去模仿儿童的行为举止，多少会给人感觉大脑不正常。为什么没有后世仿唐、或仿汉代青瓷的现象?那么，这种仿制行为不外乎两种解释，要么是宋代青瓷已经达到至善至美；要么是后人的怀旧心理所至。笔者更认为这二者兼而有之。青瓷随着时代更替在莺歌燕舞中悄然远去，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遗憾，也是历史的必然。今天还有许多陶瓷厂家在力图进行青瓷创新，似乎也难逃宋人“魔掌”，有徒劳无功之举，这并不是不相信自己，而是我们无法体验到宋人那种封闭的内心世界，用天理来调节自己的行为规范，寻找内心的平衡，以一种“识心见性、除情去欲、忍耻含垢、苦己利人”的心理面对人生对我们今天的人们来说似乎是一种煎熬。即使今天的青瓷在制作工艺上有了非常大的突破，但其造型和韵昧上仍然留有宋人的余迹，与其这样，我们为什么不多关心现在，立足当今呢?当然，怀旧也是一种生活状态，怀念历史，回顾过去也能净化自己，这也许是青瓷命运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