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萧红小说的诗化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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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萧红的小说内容上是以敏锐的感受和深邃的思想去思考生命的境遇和人生的悲剧等重大问题而独树一帜，那么，其艺术上则以独特的表现形式而令人瞩目。对于萧红小说的叙事艺术，不少论者已有宏论，但对其小说的诗化色彩却少有论及。我认为，萧红的小说具有浓郁的诗化色彩，这也使其小说为现代文学增添了一道独具魅力的景观。

萧红小说的诗化色彩，首先是指她的小说写得富有诗的内在激情和真挚感情。萧红出身国破家亡的时代，个人又备受颠沛流离之苦、情感波折之痛。这种独特的个人经历和社会背景赋予她深刻独到的人生体验，这种体验又远远超出了卿卿我我的男女私情，也不同于一般知识分子的矫情，是一种愤世嫉俗、悲天悯人的感悟之情。这种感情完全是从作者的心灵深处流淌出来，是作者内心郁结的倾吐、内在感情的宣泄，因而特别深刻感人，同时也赋予了小说诗一样的浓郁抒情风格。

萧红的小说常常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把自己整个地融入到故事、人物、氛围中去，其丰富的艺术情感构成了作品抒情成分的主要来源。小说《家族以外的人》中，通过一名顽皮、天真、机灵的小女孩的单纯聪慧的眼睛，写出了善良朴拙的有二波的人生不幸。作品只写了有二波生活的几个片断，主要是几次偷东西的行为，但作者并没有去讽刺和贬斥他，而是以小孩的童心去同情和亲近他，通过儿童视角看出被侮辱、被损害的劳动者身上被忽视、被埋没了的善良、宽厚的品质。小说通过一个小女孩不带主观偏见的天真眼光极为敏锐地捕捉并揭示出了我们国民性中更为内在、更为本质、更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存在于广大民众心灵深处的善良、宽厚、诚实、坚韧的品质――这是中华民族得以生生不息绵延千年的根本基础――从而使作品充满了悲剧深度和人性厚度，使作品披上了一层貌似温婉实则辛酸、悲哀的抒情诗色彩。

小说《牛车上》则通过“我”在牛车商亭五云嫂的叙述，了解到她因丈夫当兵领头逃跑被“就地正法”后艰难度日的悲惨遭遇。作品中弥漫着凄清哀婉的气氛，小说如同杜甫的《三吏》、《三别》诗一样，充满了沉郁顿挫、舒缓悲怆的格调。《手》中的女学生王亚明，备受歧视和侮辱，一切皆因为她有一双因为染布造成的黑手。她虽然有一双黑手，但心灵却是纯洁、善良、聪颖的。与无数双白手相比，手黑并不能说明什么，相反，更反衬出她身上所具有的刻苦勤奋、忍辱负重、自强不息的可贵品质。而这一切都在“我”的同情、接近、体察和开掘中不断呈现出来，也正是在“我”的感受中，小说透露出来了感人至深的悲剧力量。《三月小城》也是借助“我”的眼光，写温柔而又文静的乡村姑娘翠姨，爱上了一位英俊的青年学生，但家里又将她许给了一个又矮又丑的乡下人，她因不遂心愿而忧郁成疾，直至痛苦死去。小说将人物与景物融为一体，展现出一幅幅场面悱恻、情真意切、哀婉深沉的爱情画面，揭示出传统婚姻观念对青年男女特别是女性愿望的窒息，流露出生命无法永驻的悲哀，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批判意识。

《呼兰河传》中，作者更是以自传性的怀旧笔调，给故乡呼兰城的生活洒上了一层美丽而充满温情却又不免凄凉的稀薄的月光。故乡呼兰河的生活尽管平庸，尽管人们十分普通，但这里“依然有美，即使这美有点病态，也不能不使你眩惑”。[1]在小说中,“我”虽然得不到父母之爱的温暖，但在祖父的羽翼下，尽情享受了童年的乐趣，自家的后花园成了人间天堂：“常常跟着祖父在后花园里边，祖父戴一个草帽，我也戴一个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抬头看见一个黄瓜长大了，跑过去摘下来，我又去吃黄瓜了……采一个倭瓜花心，捉一个大绿豆青蚂蚱，把蚂蚱腿用线绑上，绑了一会，也许把蚂蚱腿就绑掉了，线头上只栓了一条腿，再不见蚂蚱了。玩腻了,又跑到祖父哪里去乱闹一阵，祖父浇花，我也抢过来浇，奇怪的是并不往菜上浇，而是拿着水瓢，拼尽了力气，把水往天空里一扬，大喊着：下雨了，下雨了……玩累了，就在房子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1]天真纯朴、清新温馨的诗意在我的活泼顽皮中活灵活现。如此惬意的童年体验不仅勾起作者的怀旧情调，也令所有经历过童年快乐的读者，在作品营造的闪耀着诗的光华的氛围中沉沉地想起过去，悠悠地徒增几分伤感。

在所有这些作品中，萧红总是遗忘了自己小说家的身份，情不自禁的扮演起了抒情的角色，表现在作品中就是“我”的诗化。这种诗化并不意味着脱离现实，人为拔高，而只是“赋予现实的事物以一种诗的形象”[2]，是从现实事物、现实人物中发掘出富有诗意的东西。而现实人物身上最富有诗意的东西是“从人性的最深处流露出来的”[3]。作品中的“我”常常以一个小女孩的身份出现，而小女孩正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所说得那样，“是水做的骨肉”，“女儿二字是极清极爽的”，是人群中保存人性本真状态最完整的一个群体。在少女身上，我们最能看出从人性最深处流露出来的东西。小说中的“我”也如同大观园中的少女一样，顽皮、活泼、天真、纯朴，热爱自然，富有感情，感觉灵敏而细腻，富于幻想和追求。“我”就如同一只蝴蝶翻飞于读者的面前，又如同一首抒情小诗，呈现于读者的心间。这种叙事角度，不但增加了叙事的深度，而且增加了抒情的浓度。正如杨义先生所说：“萧红小说中作为诗魂的自我形象，是作家命薄才高、心秀眼慧的诗化体。她胸无城府，是你乐于与她将心换心。实际上她却让你在超越审美心理的障碍和隔膜之中，体验到社会的悲剧、生命的哲理和诗人的灵性。她由此征服读者，却令你感到被征服的欢欣。”[4]阅读萧红的作品，我们的确能够产生持久而强烈的生命感悟和艺术共鸣。

萧红小说抒情诗化的另一重要表现形式是诗性意境和氛围的营造与烘托。意境是中国古典诗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作为小说，尤其是严格意义上的写实小说，更侧重于“象”的再现，而不强调“意”的表现。而萧红的小说创作，非常善于超越事物表象的客观描写，融入某种主观情感和意蕴。《呼兰河传》中写童年时的后花园：“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了天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5]童年中的后花园在萧红的笔下完全是一幅自然的田园画，这又何尝不是作者的一个幻想世界呢？熟知萧红的人都知道她童年的苍凉。故乡并没有给她美好的过去，她只是在虚构一个清晰明丽的花园世界，寄寓自己重返童年的愿望，表达自己因一生不幸而寻求慰籍的精神想象，更是对人生难得自由欢乐的深沉感叹。因此，《呼兰河传》中的后花园，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之园，而是一个暗含和寄托了作者太多内在心理情绪的客观对应物，具有了精神的价值。

萧红小说十分重视氛围与背景的渲染。这种氛围和背景不是局部的，而是整体的；不是独立的，而是完全融合在小说的血脉当中的；不是可观的，而是浸透了作者客观情感的色彩因而具有浓郁诗情画意的。这种氛围和背景既是人物活动的舞台，又可以作为一种纯粹的审美对象来观照。小说中最着力也最具特色的背景就是东北平原上的风土人情、文化习俗、历史人生及特有的地理环境。特别是对呼兰河城风俗习惯的描写，作者满含热情，不厌其细。透过小说对跳大神、扭秧歌、放河灯、唱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会等种种风俗的描写，我们可以感受到这部长篇的确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俗画，一串凄婉的歌谣”。[6]

注释：

[1]茅盾：《序》，《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第704页。

[1]萧红：《呼兰河传》，《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第566页。

[2]歌德语：转引自《欧洲古典作家轮像是之一和浪漫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302页。

[3]席勒语：转引自《欧洲古典作家轮像是之一和浪漫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322页。

[4]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572页。

[5]萧红：《呼兰河传》，《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第558页。

[6]茅盾：《〈呼兰河传〉序》，《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第704页。

钟希高，山东潍坊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