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藻及其“中国学派”精神的当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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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心怡，女，汉族，1990年1，江苏靖江人，大学本科，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方向：社会学。

摘要：在社会学中国化的漫漫长路中，有一个人似桥梁――坚定不移地架在西方理论方法与中国本土问题之间；有一个人似灯塔――指明了中国社会学前行的方向，同时也指导了一批杰出的后生。这个人是吴文藻，他打破了中国社会学界对西方理论架构的生搬硬套，他提出了“社区研究”的核心议题，他在社会学“中国学派”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所率领的“中国学派”的精神可以给当今社会学界以极大的启示。

关键词：吴文藻；社区研究；“中国学派”精神；启示

吴文藻先生是中国近代社会学史上著名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同时也是社会学中国化之路上的关键性人物。吴文藻对于社会学中国化的热情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之上，更表现于他毕生为此所做出的大量实践工作。为此，吴文藻被社会学界称为“社会学中国化的奠基人”，亦被李培林先生称为“社会学中国派的奠基人”（李培林，《20世纪上半叶社会学的“中国学派”》），这些都是当之无愧的。吴文藻1929年回国后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33年开始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并在燕京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书。

可以这样说：在中国人类学调查和社区研究方面,吴文藻是最重要的思想先驱之一。

一、对于西方社会学理论应用的误区

李培林先生在他的《20世纪上半叶社会学的“中国学派”》一文中提出：“20世纪初期的中国学界,社会学在教学和研究上有两种趋势:一是很多社会学家热衷用中国已有的书本资料,特别是历史资料填入西方社会和人文科学的理论,二是用当时英美社会学通行的社会调查方法来描述中国社会。”

李培林的意思十分明确，当时中国的社会学界已经陷入了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盲目应用的一个误区。广大学者希望运用自己的“洋知识”来救国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抛开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抛开战时中国的复杂国情等等，而单纯试图将已有的事实与西方理论结合，这无疑是一个危险的误区。

对于这一点，吴文藻在当时是清醒的。他清晰地看到：中国学者若是想要实现社会学中国化,首先要寻找一种有效的适应中国国情的理论构架,才能用理论来指导对中国国情的研究。

那么，什么才是正确、科学的研究理论框架？怎样才能适合中国的国情？吴文藻十分迫切地希望找出这一条社会学中国化之路。

二、社区研究之路与“中国学派”的形成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吴文藻于20世纪30年代左右开始了自己的探索之路。他带领着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一批青年学者，在云南昆明建立了燕京-云南社会学工作站，并希望以此为基地贯彻中国社会学者建立比较社会学的设想。

经过对西方各派系社会学理论的苦苦思索，吴文藻提出了他的“路”――“应把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与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结合起来,对中国社区进行研究”。他认为这就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吴文藻借鉴了以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为代表的英国功能主义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创立了中国社区研究的理论方法体系。

吴文藻对自己的“路”进行了解释，他认为：“社会学要中国化,最主要的是要研究中国国情,即通过调查中国各地区的村社和城市的状况,提出改进中国社会结构的参考意见。”而他眼中的社区研究,就是对中国的国情“大家用同一区位或文化的观点和方法,来分头进行各种地域不同的社区研究”,“民族学家考察边疆的部落或社区,或殖民社区;农村社会学家则考察内地的农村社区,或移民社区;都市社会学家则考察沿海或沿江的都市社区;或专作模型调查,即静态的社区研究,以了解社会结构;或专作变异调查,即动态的社区研究,以了解社会历程;甚或对于静态与动态两种状况,双方兼顾,同时并进,以了解社会组织与变迁的整体。”

除此之外，吴文藻还对“社会调查”与“社区研究”这两个概念做了严格的区分。在他看来：社区研究较之社会调查更进一步,它不但要叙述事实,记录事实,还要说明事实内涵的意义,解释事变发生的原因。换言之,社会调查侧重于事实的叙述,社会研究侧重于事实的解释。

吴文藻提出的这一条“路”归结起来说就是将“社区研究”作为核心议题，同时将人类学整合入社会学。李培林先生认为，吴文藻的这个社区研究理论框架奠立了中国早期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格局,。

基于吴文藻在社会学中国化之路上做出的贡献，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类学家将他所领导的学术团队称为“社会学的中国学派”。

“中国学派”在吴文藻的领导下，形成了众多在当时具有广泛影响的研究成果，并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以吴文藻的学生费孝通为代表的社会人类学分支以及其学生林耀华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分支，在今后的发展历程中逐渐成为“中国学派”的两大分支，对“中国学派”的发展起做出了突出而有力的贡献。

三、“中国学派”精神及其启示

吴文藻这样阐述社区研究的意义：“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验证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和事实揉合在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

他本人在推行社区研究的过程中,除了亲自到蒙古等地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还另派研究生到一些乡村作实地考察,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由此可见,吴文藻的社区研究理论和方法,是紧紧围绕中国问题的实际而构建的。

我将吴文藻及其“中国学派”在贯彻社区研究之路时所体现的精神称为“中国学派”精神，这种精神给了我极大的启示：

1.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早在孔德之时，社会学的先哲们就已提出“实证”的思想，即认为社会学是一门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的实证科学。因此，无论当今的社会学理论如何发展，我认为实践或者实证都是应当被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的。

在吴文藻创立社区研究方法之前，中国的社会学者事实上已经将西方的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相隔离了。在那样的情况下，是吴文藻带领的“中国学派”走出了这种误区，走向了研究实地。他们使学界的方向重回“社会学理论联系实际”的正确思维模式，同时也为当代中国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这种“方向上的回归”给当代研究社会学的我们一个十分重要的提醒：在任何时候，社会学理论的研究都不应该脱离社会学研究实践。

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无论是何种社会学研究课题的提出都需以理论知识为依靠，缺乏相关的理论知识，便很难提出具有较高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的研究课题，也很难保证调查研究在一条科学、顺利的路途上进行。其次，光有理论也是不行的。缺乏数据支撑的理论是空洞而没有说服力的，一个再严谨的理论方案若是没有实践调查的检验，都是无法被认可证明的。同时，我们会在“实证”的过程中发现理论过程中被忽视的问题，从而对现有的理论做更好的修正，使之更加适应实际情况。

简而言之：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必须共同发展才可以取得真正的发展。

2.“活”的社会学理论

“中国学派”适时地借鉴西方社会学理论，从中提取中适合中国的部分，并进一步依据中国国情进行修改完善，从而提出一套对中国“对症下药”的社区研究方法。这样的做法给了我极大的启示：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学理论仿佛有了生命，“变装”来到另一个国家，然后新生。

这对当代学者也是一个很好的借鉴：社会学理论绝不是死水一潭，所有的理论模型框架都可以依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变成适合特定情况的“新理论”。只有当我们将社会学理论这样用“活”了，它才可以发挥更好的功用。

这就给了当代学者一个非常广大的研究空间：将西方社会学理论“中国化”的相关研究。

这样说是有根据的，笔者在学习社会学相关理论的短短两年中，虽尚学浅，也知道我们更多地是在学习西方社会学大家的“原版理论”。确实，我们可以在这些理论中获得启发，但它们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针对性却是较低的。我们更希望学习到将西方社会学理论“中国化”以后的研究成果。

我认为，学术研究的最终价值还是在于服务社会，具体到中国社会学者，就是运用相关社会学理论实践知识来解决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各种问题。因此，我呼吁广大中国社会学者可以在研究世界社会学理论的同时，使之变“活”――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一些西方社会学理论中国化的、具有中国实际社会意义的理论。

3.对中国本土社会研究的自信

这最后一点是我所受的最大启发。

且看20世纪初期的社会学界，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的差距之大不言而喻，西方社会学的理论成果在我们看来已经到了一个“望尘莫及”的高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学者对西方理论的“盲从”实际上也反应了他们对中国本土社会学研究的不自信――他们在潜意识中认为中国的社会学还没有发达到足以进行独立的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必须依靠西方的先进理论为支撑。

这时，吴文藻不动声色地行动打破了这种被动。

吴文藻率领他的学生开始建立社会学工作站，在物质条件极为恶劣的情况下展开社会学研究――他们的目的十分简单，就是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学研究之路、从而为中国社会做出些贡献。

结果呢？结果是他们找到了作为今后中国社会学研究理论基础的“社区研究”之路，同时以其不俗的研究成果得到了西方学者的肯定，被誉为社会学的“中国学派”！其弟子费孝通、林耀华等人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我是这样理解这其中的道理的：作为学者，只要除去身上的浮躁之气，秉着一个简单的信念，克服困难，认认真真地做自己的研究，他都会有所成就的。这也就是说，即使中国在当时的理论研究水平落后于西方，但只要学者们真的希望为中国社会做出一些贡献，并且可以克服各种困难，他们都是可以做到所谓“成功”的。学术研究成果不是想来的，也不是等来的，而是实实在在做来的。

反观今天的社会学界，西方理论依然处于“帝国主义霸权”地位，但以史为鉴，中国学者还要被这种“霸权”吓住，畏缩不前吗？

因此，我想说的是：中国学者有理由对中国本土的社会研究保持自信！即使是在一个世纪之前，我们的前辈都可以凭借对祖国和学术研究的一腔热情取得耀人的成绩，那么在各方面条件都更加完备和成熟的今天，我们难道还不能在中国本土研究方面有所作为吗？

学习西方社会学理论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保持中国本土社会学研究的自信，并且有所作为。笔者希望，在21世纪，会有新的“中国学派”诞生！

结语：读吴文藻先生在社会学中国化漫漫长路中的所思、所行，对当代社会学界的启示是极大的。本文仅为笔者一人所感，还望可以引起更多的思考。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湖北；武汉；430000）

参考文献：

［1］ 吴文藻.吴文藻自传［J］.晋阳学刊,1982,(6).

［2］ 吴文藻.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C］.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

［3］ 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

［4］ 李培林.20世纪上半叶社会学的“中国学派”.中国科学战线，20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