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拐杖医生”刘建军:被妻子“气”出来的康复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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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年前，刘建军出生于北京，一岁多时患小儿麻痹症，右腿畸形，大部分运动功能丧失，拄着拐杖，他开始了孤单艰难的人生。42年后的今天，他已是北京博爱医院也是国内康复界最年轻的主任医师，拥有首都医科大学博士学历，是我国康复界最前沿肉毒毒素神经阻滞技术的开创者和最权威的专家。

他说，能达到现在的位置，源自15年前他在报纸上“征”来的那份爱情，15年来，贤妻杨玉荣大爱无边，与他并肩前行，用她自己不断获取的成绩和他“比划”，逼着他有所作为，成为支撑他事业和生命中最给力的拐杖。

用“拐杖”开辟人生，“征”来的爱情浪漫又甜蜜

1969年7月的一天，北京一个普通家庭里，随着一声啼哭，一名男婴来到了这个新世界。男婴的母亲是位教师，父亲是位军人。父亲高兴地说，就给孩子起名“刘建军”吧，希望以后他有军人般强健的体魄和坚强的意志。

刘建军一岁多时，经常发热，哭闹不止，父母以为是感冒。但～段时间后，症状不见好转，父母带他到医院里检查，医生给出的诊断如晴天霹雳：脊髓骨质炎，也就是小儿麻痹症。刘建军右腿已经部分瘫痪，左腿状况较轻，这种病很难完全治愈，只能有所改善。那时，小小的刘建军眼睛睁得大大的，好奇茫然地望着眼前的一切，他怎会知道自己以后的人生之路将布满荆棘，艰辛难行I

4岁时，家人开始教刘建军扶着东西学走路。5岁时，刘建军的右腿在北京301医院做了手术，但效果不明显。上学后，刘建军立志以后学医，靠自己治好自己的腿!

刘建军学习很刻苦，即便是体育课，他也积极参加。1988年高考，刘建军第一志愿报了自己理想中的首都医科大学，虽然高出录取分数线几十分，但学校因刘建军的身体情况没能录取，最终他被第二志愿山东滨州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录取。毕业后，刘建军被分配到北京博爱医院小儿脑瘫科工作。

家离医院远，刘建军要转两次公交才能到，虽然上下车很艰难，而且整个路程要花一个半小时，但他从来都比其他同事早到。因为自己是残疾人，刘建军跟残疾孩子特别亲，孩子们称他为“拐杖医生”。

工作稳定，刘建军开始渴望生命中另一重要美好的东西：爱情。

1996年7月，刘建军在家人的劝说下，在北京当地的报纸《精品购物指南》上登了征婚启事。一开始，刘建军也不抱希望，自己虽工作三年，但还没有经济能力买房，结婚后还是跟父母住在一起，再加上自己的身体状况，现在的女孩也很现实，谁会来应征呢?

来信的果然极少，再看信的内容，总觉得不合适，也就罢了。半个月后，刘建军又收到了一封信，他被写信人言辞间流露的真诚打动了，他循着信上女孩留的电话号码拨了过去，约几日后两人在天安门附近的历史博物馆前见面。

约定的时间是晚上6点，40分钟过去了，女孩还没来，刘建军有些失望，心想再等10分钟人还没来，自己就不等了。就在这时，一位高个子女孩满头大汗地跑了过来，她不好意思地笑着伸出了手：“对不起，我在地下通道走错了出口，让您久等了。”手一握，刘建军的失望全消了，眼前的女孩朴实无华，有礼貌，又随和，看上去很有眼缘。但女孩在握刘建军手的那一刻，稍微愣了―下，然后又笑了。女孩叫杨玉荣，24岁，山西原平人，在北京一家公司做打字录入员。两个人边吃边聊，刘建军侃侃而谈，杨玉荣含笑倾听，气氛十分和谐。

分手时，刘建军望着杨玉荣的背影满是不舍，这个女孩是那样与众不同：在整个一个多小时聊天中，她从来没有问及自己的身体和经济状况，她似乎不在意这些，总是在真诚地倾听，她对自己的印象如何呢?

此时的杨玉荣内心一片喜悦。之所以健全的她应征刘建军登的启事，源自同是残疾人的父亲的影响。杨玉荣的父亲在杨玉荣二岁时，不小心从山坡上摔了下来，左腿受伤，从此靠拄着拐杖走路，但父亲没有丝毫抱怨，反而更加乐观坚强。这让杨玉荣慢慢懂得，健康的内心比健全的身体更重要。当她见到刘建军，握住他的手时一愣，是因为她握到了一层厚厚的老茧，这些老茧的背后凝结着多少付出和汗水啊。可是，在聊天中，刘建军并没有陈列自己的苦难，也没有炫耀自己的坚强，而是轻松随意地交谈，人实在又自信。

妻子挑灯夜战再学习，激励他接二连三考硕博

两个都对对方心怀好感的人顺理成章地开始了交往。杨玉荣对刘建军的情感也不断升温，刘建军做事认真踏实，给人一种稳稳当当的安全感。几个月后，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

第二年5月18日，两人结婚。婚后两人就住在刘建军父母家一间几平方米的小屋里。屋内只有简单的床、衣柜和桌子。杨玉荣没有一句怨言，还和公婆相处得十分愉快，婚后的生活安稳和谐。

但此时的杨玉荣内心有了一丝压力，虽说跟公婆住一起一切都不错，但以后总要靠自己和建军的努力买一套新房才是，买房需要一笔不菲的钱，建军的工作安稳，自己的工作却朝不保夕，技术性不强，虽然去年参加成人高考考上了北京理工大学的数控专业，但学起来比较费力，4年的课程要想全部通过，非要花一番苦力不可，生活的重心只能转移到学习和工作上来，要孩子的事情暂且推后。

杨玉荣把想法跟刘建军一说，刘建军也很赞同，但接下来杨玉荣的学习韧劲吓“怕”了他。由于杨玉荣的很多课程在晚上，下了班后的她有时连饭也来不及吃就朝学校跑，风雨无阻，从没间断。杨玉荣把自己拧成一个上满劲的发条，不停地运转。

刘建军也渐渐萌生了一个想法，自己不能滞步不前，要向妻子那样工作后再学习，虽说自己是医学院全日制本科生，但要在自己现在的小儿脑瘫科方面有更大的成绩，已有的知识根本就不够用，必须加强学习，趁着现在还年轻，不如考在职的硕士研究生。刘建军把想法一说给杨玉荣听，杨玉荣听了，眼睛睁得大大的，她早就想让丈夫考研了，只是担心没有这份雄心，所以才激他。

刘建军开始积极投入备考中，报考的是首都医科大学儿童康复专业。就从那时起，为了增强丈夫的体质，杨玉荣经常和刘建军一起去游泳。一开始，两人在同一起跑线上，但慢慢地，刘建军把杨玉荣撇得越来越远。杨玉荣看着丈夫在水中如鱼般自由游动的身体，她由衷地放心了，原来身体真的不是他的问题。2000年7月，刘建军如愿以偿踏入这所曾经拒绝过他的大学，并决定读完硕士读博士。

2003年刘建军硕士毕业。就在这年，女儿诞生，杨玉荣也已经辞掉工作，在家一心带女儿。刘建军看妻子太辛苦，也想为家里分担负担，打算读博的事以后再说。杨玉荣知道后，给他打气：“孩子，我一个人能带。我和女儿都会为有个博士爸爸骄傲呢。”刘建军望着女儿可爱的小脸和妻子一脸的倦容，动力一下子来了，同年9月，他顺利考上同

校博士研究生。

妻子大爱绵长，助他登顶医学高峰

随着刘建军在儿童康复学科的研究越来越深，他把研究方向放在了儿瘫新疗法――神经阻滞术上。

神经阻滞术是缓解儿瘫痉挛的一种新疗法，是指注射者先精确定位神经肌肉接头，然后将神经阻滞药物精确地注射在相应部位的一种技术。2000年以前，这种注射技术并没有在国内推广开来，注射的药物是副作用较大的苯酚，所以苯酚神经阻滞术一直处于医学界的边缘状态。

2000年，刘建军参加一个康复学习班，这才知道在治疗儿瘫痉挛方面，西方国家已经有了一种更先进的肉毒毒素神经阻滞术，即注射的药物是肉毒毒素，这种技术不光见效快、而且副作用小，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治疗儿瘫痉挛症的必备疗法之一。在国内，曾有一位医生给患者注射过一例，效果还行，但后来没有了消息，这相当于说，肉毒毒素神经阻滞术在国内是一片空白。如果这种技术能在国内深入研究并作临床观察应用，将给国内康复界带来史无前例的意义，刘建军很快对这种新技术产生了极大的探索欲望。由于他以前有过苯酚神经术注射经验，刘建军在导师的协助下承接了这个研究课题，但他也有些担心，这个课题国内以前无人碰及，没有数据和个例可以供参和比照，研究起来肯定困难重重。

但刘建军面临的困难远比想像中多。光是给患者注射前的身体评定就足以难倒一个人，要准确判断哪块肌肉、哪块神经的质量真是一门科学，有时，一个评定就要花上～个半小时，刘建军累得没有了做下面工作的力气。做了评定后，接下来要准确地找到注射定点，定点如有丝毫差错，整个注射将没有任何意义。即便找准了定点，如果注射的药量大小不宜，也会对患者产生致命的后果。虽然自己以前有过苯酚阻滞术的注射经验，但那个技术和现在这个技术比起来真是小儿科，现在的一切都要自己摸索，自己观察，自己判断，刘建军累得喘不过气来。很多时候，早已过了下班时间，刘建军还在满头大汗地做研究。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这种疗法的效果并不明显，他的脑海里甚至闪过放弃的念头。

感情细腻的杨玉荣看出了丈夫的想法。一天，她来医院给刘建军送饭时，对他说，今天一位患者把电话打到家里来谢你，说他的身体恢复得不错。刘建军惊喜地问，真的吗。杨玉荣重重地点点头。刘建军吃完饭莱，又精神抖擞地投入了研究中。杨玉荣给他轻轻地关上门，笑了。

2002年，刘建军给一位河北农村孩子做了一次肉毒毒素神经阻滞手术后，病人并没有按计划继续来治疗。杨玉荣给患者家打电话，患者父亲说，没有钱不治了。刘建军急了，对着话筒大叫-“怎么能不治呢?不治孩子再也站不起来了，你们不来，我到你们家去!”刘建军撂下话筒就要动身，这下可把杨玉荣吓坏了，外面下着鹅毛大雪，河北邯郸离北京可不近，丈夫这身子，怎么扛得住?刘建军听不进妻子的劝，背上医用包，拄着拐就出了门。杨玉荣连换洗衣服也来不及收拾，拿了一把伞追了出去。

到了河北邯郸，雪虽然停了，但乡间小路崎岖难行，路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拐杖点到地上很容易打滑，刘建军借不到力，不得不把身体靠在妻子身上，杨玉荣成了他不折不扣的“拐杖”。可怜杨玉荣，本来就走不惯土路，这回还要支撑丈夫重重的身体，哪里受得住?等赶到患者家里时，身上白色的羽绒服全被泥点子盖住了。

当刘建军夫妇出现在患者妈妈面前时，这个朴素的农村妇女以为是要饭的，满是同情地让丈夫去厨房多盛一些饭莱。待刘建军尴尬地说明来意，患者父母惊呆了，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北京大医院的医生真的会到他们家来。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好的医生，两口子激动得不行，非要留刘建军夫妇在这儿住两夜。刘建军夫妇拗不过他们，给孩子看完病后，答应多留一夜。孩子爸妈高兴得不得了，又是杀鸡又是宰羊，像过节一样款待刘建军夫妇。这架势吓得刘建军不敢多留，和妻子偷偷从后面溜了出去。

到了车站，患者父亲从后面追了上来。这个耿直的汉子将刘建军搀上车，瞅了瞅刘建军的拐杖，又用手在刘建军身上比划了几下，激动地说：“来年我给你做一副好拐杖，保你好使!”说完，怕刘建军不相信，又补充说：“我是个木匠。”果然，第二年李木匠带孩子到北京复检时，给刘建军带了一副木制的拐杖，这副拐杖，刘建军一直珍藏到现在。李木匠的儿子在刘建军两年的系统治疗下，终于完全康复，可以像正常孩子一样行走了。

经过3年多的努力，刘建军手中的肉毒毒素神经阻滞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2003年的一天，一位3岁的脑瘫男孩由父母带着来看病，当时，男孩靠着墙，两条腿都站不稳。刘建军经过分析，为他制定了合理的肉毒毒素神经阻滞术计划。术后一周，刘建军接到了男孩妈妈的电话，她激动地说，儿子可以自己站立了。又一周过去了，刘建军又接到了她的电话，电话里她泣不成声，刘建军心里一惊，以为孩子出了什么事，没想到妈妈破涕为笑：“刘医生，我家儿子竟然可以自己走路了。”几年以后，这位妈妈又没忘向刘建军报告好消息，孩子可以跑了，姿态基本上看不出来有什么异样。渐渐地，刘建军在国内康复界有了名气。

到了2007年，来看病的患者基本上都是奔着刘建军的名气来的，他的专家号要预约了。他的工作更加忙碌，开始频繁地被国内顶尖级的医学会议邀请做主题发言，他的生活变了，情绪也变了。杨玉荣似乎也感觉到了，但什么也没说。

2008年的一天，他下班回到家，就对妻子抱怨

“现在的小孩真是娇生惯养，一点痛都受不了，也不配合我的工作，我在医院被他们吵得烦死了。”杨玉荣第一次听到丈夫这样对病人不耐烦，是医生做长时间后都有的职业病，还是有了名气后的他有些轻飘飘了呢?这天，正好女儿好像有些发热，杨玉荣说，明天我们一起带女儿去看病吧。

第二天，刘建军给女儿挂了一家医院的专家号，但专家只简单地看了看女儿的舌头，就说是小儿感冒，然后开起了药。刘建军正想再问什么，专家不耐烦地说，下一位。出了门，刘建军的脸色铁青。杨玉荣淡淡地说：“你现在作为病人家属，体会到了医生的态度对患者的影响了吧。你以后工作时也要耐心些，谁都会有生病的时候。”听到这，刘建军脸红了，妻子故意让自己反串角色，改正自己身上刚刚冒出的骄躁情绪呢，真感谢妻子在自己有些歪斜时，她轻轻地扶了一把。

2009年的一天，刘建军在走路时，一条腿不小心摔成了骨折，本来就行走不便的双腿，这下更是雪上加霜，只得在家休息。杨玉荣又要上班，又要接送孩子上下学，还要照顾刘建军，整个人忙成了个陀螺。

一天，一位外地来的患者急着要刘建军给他看病，刘建军决定到医院一趟，刚要拿起拐杖，杨玉荣赶忙走过来说，拐杖的把手没包布，有些凉，别用了，我扶你去。

瑟瑟的寒风中，杨玉荣一手搂着刘建军的腰，一手拉着刘建军从她肩头绕过来的胳膊，扶着他一步步朝医院走去，她哈出的热气渐渐模糊了刘建军的眼镜镜片。刘建军睁不开眼，眼角有东西流下来，心想，这个人体拐杖是多么的踏实和温暖啊。

调养三个月后重新去上班的刘建军，又像一位斗士去忙碌了。随着刘建军掌握的肉毒素素神经阻滞术的成熟，他开始带一些实习助手，将这种技术传给更年轻一代。

2010年，他评上了主任医师，他成为医院里和国内康复界最年轻的主任医师。600多例安全有效的肉毒素素神经阻滞注射术给患者带来了福音，27篇相关论文研究成果成为业内标准，他被国内康复界誉为肉毒毒素神经阻滞术的开创者和最权威的专家。

这次，刘建军没有骄傲，因为自己所取得的一切成绩，都源自妻子一步一步的支撑。妻子，是他一生心灵和身体最给力的拐杖。(本文拒绝任何形式的转载、摘录、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