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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托克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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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如今已为法律学者所频繁引用。有趣的是,他经常被冠以“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却很少被称为“法学家”,而在通常的法律思想史著作中,他的名字也难得一见。

不过,我们不要忘记了,托克维尔可是学法律出身,并且当过几年法官,他的主要著作的核心命题虽非法律,却与法律有着直接关联。他的性格与气质、学术与政治恰恰体现了他自己所阐释的法律家的贵族精神。

新近翻译出版的《托克维尔回忆录》使我们获得了重温这位伟人的机会。该书的编者吕克・莫尼埃在导言中说,“《回忆录》具有双重意义:它是一位既是一出重大历史剧的观众,又是其演员的人关于这出历史剧的证言。”

倘若“放宽历史的视界”(黄仁宇语),在历史的“长时段”中我们对于托克维尔的重温是否意味着我们自身是观众,而托克维尔是演员呢?另一方面,我们在观察先贤演出的时候,自己是否同时又是当下历史中的演员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做好观众是否有助于我们做好演员,抑或像黑格尔叹息的“我们从历史上知道,人们从不向历史学习”?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1805―1859)生于法国一个古老而显赫的贵族家庭。他的曾外祖父马尔泽尔布在大革命的恐怖时期挺身而出,为国王路易十六担任辩护律师,从而被全欧贵族奉为偶像,辩护失败后自己被送上断头台,连同托克维尔的外祖父也被一并处死。

在年轻的托克维尔心中,从上学读书开始就生长出了自由主义的萌芽。1830年的七月革命加强了他认为社会必须走向民主的信念。1835年,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出版,获得巨大成功。1841年,他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848年二月革命后,托克维尔参加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宪法的制定工作,并被选为新宪法实施后的国民议会议员。1848年,短暂出任第二共和国外交部长。1851年12月,因反对路易・波拿巴而退出政界。1859年逝于戛纳。

托克维尔的生平展现了个体所能达到的思想和实践高度,特别是学术与政治彼此纠缠的具体历史处境。在托克维尔的三部主要著作(《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回忆录》)当中,前两部著作包含了他的基本学术思想,而后一部著作则集中反映了他的政治理念。

《论美国的民主》与《旧制度与大革命》都从捉问题开始:前者旨在回答“为什么美国的民主社会是自由的民主社会?”而后者试图回答“为什么法国在朝民主演变、保持自由的政治制度的过程中,经历了那么多苦难?”结果却勾勒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的画像,尽管这两个民族在某种意义上注定会有共同的命运。

托克维尔并不认为人完全被迫受制于决定论。他认为,民主虽然是我们时代的天意和宿命,但在政治体制中给各种体制都留下了余地,尤其是它不在自由和专制之间作出决断。因此,托克维尔的努力似乎就在于劝诫人们实现上帝奖赏给他们的最佳命运――人们不能决定条件是否将是平等的,但平等将导致恶果还是善果、奴役还是自由却是人们自己的责任。

也就是说,对上帝所安排的历史进程的清醒反思就在于,民主条件的必然胜利可能以一种人类的奴役状态而告终,也可能以人类的自由状态而告终,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类能否利用民主条件的种种可能性,使之有利于自由。为了这个目的,托克维尔呼唤“新的政治科学”即适应由平等的实现所引发的新的社会条件的政治科学。于是,在迈向平等的趋势下如何实现自由就成为托克维尔思想的核心命题和主要关怀。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托克维尔的问题既是历史的,又是永恒的,它与现代性的基本问题直接关联起来。之所以是历史的,是因为思想家本人把它与现代社会民主化的明皿事实联系在一起。之所以是永恒的,是因为平等和自由之间的矛盾或协调是人类社会在任何时代都要面临的问题。

不过,尽管托克维尔试图以学术影响政治,但正如《回忆录》所揭示的那样,政治给托克维尔带来的失意,大于他从中得到的满意。

他在众议院没有取得他试图获得的地位、作用和成功。但他一直积极工作,积极参与辩论和在会上发言,有些发言后来成为名文,如1848年1月27日在众议院脍炙人口的语句“我认为我们现在正躺在火山上睡大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