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帝王陵寝中的碑亭制度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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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该文介绍了明代帝王陵寝中碑亭制度的发展与成形。首先分析明代帝陵碑亭发展过程中的三个重要阶段。然后，论述了碑亭设置较特殊的两座明代帝陵：明景泰陵与明思陵。最后，介绍了明代王墓中的碑亭设置。

关键词：明代 帝王陵寝 碑亭 制度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and customization of stele pavilion institution in the mausoleums of Ming Dynasty. First, the article analysis three important s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tele pavilions in imperial mausoleums of Ming Dynasty. Then the article discusses Jingtai Mausoleum and Si Mausoleum which have special settings of stele pavilions. Finally, the article describes the settings of stele pavilions in king’s mausoleum of Ming Dynasty.

Keywords：Ming Dynasty, Mausoleum, Stele Pavilion, Institution

中图分类号：D523.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3)

元代（1271～1368）中国传统的帝王陵寝制度一度中断，之前辽、西夏、金帝陵中出现的碑亭之制刚刚萌发。这些碑亭在艺术和技术上取得了一定成就，但还未形成严格的制度就已转入沉寂。然而，有明一代，碑亭之制在帝王陵寝中发展成为了一种定式，直到清代，延续了长达五六百年的历程。

明代（1368～1644）共有十六位皇帝，除明惠帝朱允炆在靖难之役后下落不明外，其余十五位皇帝的陵寝分别位于南京钟山孝陵、北京昌平十三陵、北京海淀景帝陵。除此之外明代还有五位受追封的皇帝，其陵寝有三处，江苏盱眙祖陵、安徽凤阳皇陵、湖北钟祥显陵。在所有这些帝陵中，除祖陵未见碑亭遗存外，其余各陵均设有功德碑亭。此外，明代自长陵始还发展出运用碑亭建筑形式的明楼制度,之后明清两代的帝陵几乎都沿袭了这种设置。

明代帝陵寝碑亭制度的形成主要有三个历史阶段：一、洪武年太祖朱元璋为明皇陵设立碑亭；二、永乐年成祖朱棣为孝陵设立神功圣德碑亭，并在自己的长陵中开创了明楼采用碑亭建筑形式的先例；三、嘉靖年世宗朱厚熜最终使明代帝陵的功德碑亭制度成形。明景泰陵和思陵的碑亭设置比较特殊，另作专门讨论。

此外明代王墓中也有为数不少的碑亭，它们体现出和帝王陵碑亭迥然不同的设置方式，反映了封建等级制度等对陵寝中碑亭设置的影响。

一、朱元璋设置明皇陵碑亭

安徽凤阳的明皇陵是明太祖朱元璋父母之墓。其制度基本沿用的是宋代等前代制度。比较特殊的是其坐南朝北，神道在封土北侧。一对碑亭夹列在石象生之后，金门之外，西碑为“御制皇陵碑”，东碑为“无字碑”，碑阳均朝向神道。布局形式上和汉唐陵墓中碑的位置是相似的。《中都志》明皇陵总图，记录了碑亭的布局情况。关于这一对碑亭的形成有两种说法：

一是温玉清先生在《安徽凤阳明皇陵碑及碑亭考略》一文中认为：

……《明太祖实录》曾记载，洪武二年(1369) 二月乙亥明太祖朱元璋曾“诏立皇陵碑”，这应是最先立于神道东侧的石碑，洪武十一年(1378) 四月，朱元璋又下谕重建皇陵碑：“上以前所建碑恐儒臣有文饰, 至是复亲制文, 命江阴侯吴良督工刻之”，明天启年间袁文新《凤阳新书•皇陵》也曾提到：“洪武十一年四月, 命江阴侯吴良督建殿宇、城垣、植家木、立华表、树石人、石兽, 勒石建亭。”明洪武十一年新建皇陵碑及碑亭位于神道西侧, 与洪武二年旧碑相对称，而神道东侧旧碑的碑文剔除, 后被称为无字碑……

这种说法似有不妥之处。首先根据《明太祖实录》的说法，洪武二年是“诏立”，不能得出所立之碑是位于神道东侧的“无字碑”。其次洪武十一年的诏书和天启年间《凤阳新书•皇陵》中的记载只能说明洪武十一年新立了朱元璋亲自撰写文字之碑，至于原碑如何处理并没有提到。东碑被磨去字迹而成为“无字碑”的说法没有相关的证据。

二是刘毅先生在《明代帝王陵寝制度》一书中提到：

……东为无字碑，立于嘉靖十七年……

其理由是：

据明世宗实录卷二一一记载,“先是，凤阳守臣修建皇陵祖陵，请御制碑文各一通，一树皇陵右亭，以配太祖宸翰，一镌勒祖陵。

东碑为嘉靖十七年所立的说法有直接的文献证据，而且皇陵“无字碑”的情况和十三陵中“无字碑”的情况可以相互印证。从实地情况看：“无字碑”刻工绝没有“皇陵碑”精良。碑首、龟首、龟足比较，似不同时期，“无字碑”不应先于“皇陵碑”。明太祖出生草莽，以“孝治天下”，对明皇陵应是极为重视，不太可能在朱元璋治下此二碑刻工相差如此之大。“无字碑”应是嘉靖由藩王继承大统后为强调自己的正统地位所立，时隔若干年，立碑作为一种象征，很可能草草了事。

总之，碑亭在洪武时期的明皇陵中并未被当做一种制度设置，更多的是勒石记事的功能。在朱元璋亲撰皇陵碑碑文之前由危素奉诏撰写的《大明皇陵之碑》一文中提到：“姑积土厚封，势若冈阜，树以名木，列以石人石兽，以备山陵之而已。”可以看到，石人、石兽这些比较成熟的神道石刻是作为山陵制度采用了的。而形成二碑有具体的历史政治原因，所谓明皇陵一碑有字，一碑无字是模仿乾陵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乾陵二碑形成有自己的具体原因，至于二陵都形成一有字碑，一无字碑的情况是一种巧合。但是，明皇陵碑亭的布局确实没有摆脱汉唐以来碑在陵墓中所处位置的影响，仍然是在神道侧边，石像生之后，墓冢和皇堂之前，碑阳朝向神道。

无论如何，明皇陵开有明一代帝陵中树立碑亭的先例，虽然其碑文记录的也不是什么后世功德碑所谓的“神功圣德”。但从此以后为，为先皇立碑修亭成为明代帝王的传统，即是“孝治天下”的体现，也是嗣皇帝自己标榜正统的需要。

二、开一代新风的明孝陵神功圣德碑亭

朱棣经“靖难之役”夺取帝位。此举不合宗法，为标榜自己的正统地位，成祖于永乐三年(1405)效仿“皇考稽古创制, 树石皇祖考英陵, 刻辞垂训”的做法, 在明孝陵神道前端，大金门内添建了神功圣德碑亭，永乐十一年(1413)九月落成。明孝陵的神功圣德碑亭的基本布局形式成为明清两代一贯的制度。

碑亭在孝陵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此前帝王陵寝中的碑亭均位于神道两侧或偏处一侧，而孝陵碑亭则置于神道轴线上，体量大，建筑等级高，并且很好地处理了碑亭与神道上其他构筑物的关系。其位于神道石象生前部，一反明皇陵和汉唐陵墓中碑通常至于石兽之后的做法，在主神道入口处形成了一个空间上的第一个高潮，丰富了神道的空间序列。同时，从其南侧的大金门进入主神道时，对碑亭有非常好的框景作用。

三、明长陵继承孝陵功德碑亭并开创明楼采用碑亭建筑形式

长陵比起孝陵更加广阔雄伟。经历了从永乐到嘉靖一百多年的营建基本形成今天的格局。永乐期间长陵的建设主要在陵宫。洪熙元年(1425) ,嗣皇帝明仁宗朱高炽御制《大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文》:“惟先陵咸有功德之碑, 谨循彝章。”然而明仁宗在位一年不到，不可能完成碑亭的建造，直到宣德十年(1435)，成祖之孙开工建设碑亭。《明英宗实录》卷一〇记载宣德十年四月年“修葺长陵、献陵，始置石人石马于御道东西”，同年十月“建长陵神功圣德碑亭”。长陵碑亭布置在长陵神道正中大红门内0.5公里，往北一公里神道两侧夹列石望柱及石象生18对。其体量巨大，布局及建筑形制和孝陵碑亭大致相同。变化较大的是碑亭四隅各增加了华表一根，其形制同天安门内外四根华表相同，增加了碑亭的气势。

此外，明长陵开创了明楼采用碑亭建筑形式的先例。明代自皇陵开始有明楼制度，但其明楼的建筑形式是城门楼式，布局与后世帝陵也不相同。明孝陵明楼的布局方式为后世帝陵所采用，但其平面为长方形，为面阔五间、进深五间的重檐歇山建筑，室内也未设后世帝陵明楼中都有的圣号碑，不是碑亭式的明楼。而明长陵方城之上的明楼采用了碑亭式建筑。正方形平面，四面各辟有一券门，建筑中央置圣号碑一通，上檐南面中部置匾额一块，上书陵名。后世帝陵若有明楼，均按此制。

四、明代功德碑亭制度自嘉靖年间成形

明长陵之后，采用碑亭建筑形式的明楼制度一直被各陵沿用下来。但是功德碑亭的设置在明长陵之后的献、景、裕、茂、泰、康六陵中一度中断。明清两代的陵寝制度中，功德碑亭的政治意义要远远大于明楼。明楼在皇帝生前便可建造，其中的圣号碑只是书写皇帝庙号和谥号，主要功能是用来标识各陵的墓主人。而功德碑亭只能由后嗣皇帝来建造，是对先皇帝一生的总结，也是嗣皇帝继承大统的政治需要。明楼可以逾祖制，而功德碑亭却没有敢于逾制而建的。明献陵的墓主人仁宗朱高炽在位不到一年就去世，比起朱元璋和朱棣这两位雄主，神功圣德的称号显然和朱高炽不相称，嗣皇帝宣宗朱瞻基为父亲建功德碑亭确实非常为难。而且宣宗继大统完全合乎宗法，他要标榜正统的政治需求不那么强烈。此外，明宣宗当时还要为长陵修神功圣德碑亭，完成献陵工程。永乐年间国家财政的支出已经相当惊人，作为一个守成君主，明宣宗在财政上也会有所顾忌。总之，绝不可能再建明孝陵、明长陵那样巨大体量的神功圣德碑亭。可能是由于这些原因，明献陵最终没有及早建立功德碑亭。此后的明英宗朱祁镇又经历了“土木堡之变”，被蒙古人俘虏，更加不可能配以功德碑亭。这就导致以后的几座明代帝陵只能沿袭之前形成的规制，都没有建立功德碑亭。

但是，事情到嘉靖一朝发生了变化。由于明世宗朱厚熜以藩王的身份继皇帝位，进京不久便遭遇了“大礼仪之争”。 皇位来之不够正统，世宗遭到了廷臣的排挤，要他称孝宗为皇考称自己父母为皇叔。世宗在赢得“大礼仪之争”后，迫切需要在政治上树立自己的正统地位，以“孝”之名为先前皇帝的陵寝树立功德碑亭再一次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手段。

嘉靖在为自己的父母追封为皇帝、皇后之后，还将他们原本以王礼下葬的陵墓升格为帝陵，名号“显陵”。随后开始扩建显陵以完备帝陵制度，功德碑亭与明楼也都在添建之列。嘉靖六年（1527）,世宗“特敕建修理（显陵），各项规制俱照天寿山，添设石象生、碑亭，八年工完”。显陵功德碑未敢称“神功圣德碑”，而叫做“睿功圣德碑”以避祖制。其碑亭的布局模式和明孝陵与明长陵的神功圣德碑亭相同，在大红门内，石象生前端，并处于神道轴线之上，建筑规模上自然有所减小，也无四隅华表。

替被追封为皇帝的父亲添建功德碑亭而不顾天寿山诸陵还未有功德碑亭，这在政治上是说不过去的。嘉靖十六年（1537），明世宗对大学士夏言等人面谕：“独长陵有功德碑亭而六陵未有，无疑彰显功德，今宜增立。”献、景、裕、茂、泰、康六陵的功德碑亭与显陵功德碑亭相比，规制又小了很多，处在祾恩门外不远处的轴线之上，没有石象生等与之配套，在陵寝制度和艺术效果上都有所缺失。扩建显陵是体现了世宗之“孝”，而嘉靖年间天寿山添建的这些功德碑亭更多带有一种政治上的象征性意义。

不久，世宗又下令在明成祖长陵陵宫内添建一座功德碑亭。此外，世宗还为明皇陵树碑修亭，为明祖陵镌石，并且改建了景泰陵碑亭，提升其规制。经明世宗对之前陵寝的大幅修整，明代帝陵的功德碑亭制度在天寿山陵区得以确立。但是，出于种种原因，嘉靖时期所立的很多功德碑除显陵睿功圣德碑有字外，其余在当时均未能成功德碑文，形成了数量众多的“无字碑”。这之后的永、昭、定、庆、德五陵的功德碑亭也只能照嘉靖制度设置功德碑亭，明代帝陵的碑亭制度最终确定。

嘉靖一朝是明代帝陵形成功德碑亭制度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了功德碑亭在帝王陵寝制度中的特殊政治地位，体现了不惜人力、财力修建的陵寝建筑群为逝者尽孝，为生者立言的重要功能。

五、 明景泰陵、思陵的碑亭设置

明景泰帝朱祁钰在英宗朱祁镇被蒙古人俘虏后继承皇位，随着朱祁镇被放回

北京，发生了“夺门之变”，英宗夺回皇位。不久景泰帝去世，被英宗废为王，以王礼葬北京西山。成化年间恢复了朱祁钰的帝号，对陵园进行了修饰，增设了享殿、碑亭和其他一些附属设施。清代梁份的《帝陵图说》记载成化十一年（1475)为景泰陵“修享殿三楹、神厨、神库、省牲亭、祠祭署、内官房。建立碑亭，大书曰大明恭仁康定景皇帝之陵”。但是成化年间，景泰陵碑亭依然是以王礼建造的，直到嘉靖年间，其设置等级才有所提高。清代王弘的《山志》记载：“代宗陵庙初用碧瓦，世宗谒陵始命用黄瓦。又以陵碑偏置门左非宜，命建亭于陵门之外，大门之内”。《帝陵图说》也记载：“嘉靖十五（1536）年三月，世宗诣金山谒景皇帝陵，以碑亭列门外非制，命移阗门内，又命以黄瓦易绿瓦”。今天看到的景泰陵碑亭，其布局应是嘉靖年间确立的，其建筑等级比起十三陵的小功德碑亭还是较低，规模小，未用砖券门，形式上大致和今天明皇陵近年重修过的碑亭类似。明景泰陵未设明楼，其陵门外的碑亭也未作为功德碑亭来设置，作用大概相当于十三陵各陵的明楼，以标识墓主人身份，有些类似清代的神道碑亭。

明思陵是明代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检的陵寝，由田妃墓改成，是清代为笼络汉人而修建的。其碑亭建筑的设置经历了清代的数次改动。清顺治二年（1645）思陵工程告一段落，根据清代谈迁的《北游录》记载他于顺治十一年（1654）八月谒思陵所见的情况可知，当时思陵碑亭在陵冢前院之中，石五供南侧。其石碑篆首“大明”，碑身上书“怀宗端皇帝陵”，碑亭还有“思陵”匾额，这完全是明

代帝陵中明楼的功能。可能由于方城明楼的形式太费财力，索性将碑置于陵冢前院的平地上做成碑亭以代替明楼的功能。顺治十六年（1659）思陵的陵门前又加建了一座碑亭，可以看到清康熙年间谭吉璁的《肃松录》就同时记载了陵门前的碑亭及原先陵冢前院中的碑亭。清乾隆五十年（1785），明思陵又经历了一次大修。其中包括，陵冢周围加建了宝城，陵冢和石五供之间增加了方城，并将顺治初年石五供南侧的碑亭改建到方城之上，形成明楼之制。经过此次修建，明思陵的碑亭建筑设置最终与十三陵其余陵寝相统一。

六、明代王墓中的碑亭制度

明代王臣墓中用碑是很常见的，各个等级都有相应的规定。至于碑亭只有极少数的亲王墓中才有。根据永乐八年定制，亲王墓前的的碑亭方二丈一尺，高三丈四尺，大约边长6.7米，高11.04米。从实际情况看，多数王墓前的石碑以祭文碑为主，不立碑亭，有的碑只有石屋。

明代王墓碑亭遗存有楚昭王墓碑亭、楚庄王墓碑亭、楚端王墓碑亭和靖江王陵部分王墓中的碑亭等。但碑亭所处的位置不如绝大多数明代帝陵碑亭处在中轴线之上。楚昭王墓碑亭偏在陵园门外东侧，避讳帝陵碑亭的布局方式。杨王墓碑亭也偏在神道一侧，与燎炉对称布置。靖江王陵共有十一处王墓，除明初时期的靖江悼僖王墓和怀顺王墓外，自靖江庄简王墓以后，各墓两座碑亭在陵园门内石象生之后中轴对称布置，龟首朝向神道。此种布局方式是汉代以来的传统。这或许是靖江王陵地处偏远的广西桂林，当地古风尚存，王墓制度受到地方文化影响所导致。

以王礼下葬的公主墓中也有设置碑亭的特殊情况。《明史》卷一百二十一，列传第九记载曹国长公主“祠堂碑亭，其制悉视功臣之赠爵为王者”。

总之，明代王墓中的碑亭的设置属于非常之制，只在部分王陵的墓葬中形成一些前后沿袭的固定形式，各王陵相互之间还有区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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