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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题目是剥来的,剥的是巴人先生《况钟的笔》里“笔底下有‘人’”一句。我之所谓“家”,指的是刘成信、李君、王芳三位选家主编的《中国当代杂文二百家》这本书。
巴人《况钟的笔》是传统名篇,它在一个领导意志高高在上的时代,能够发出领导们的“笔底下有‘人’”的声音,实在很不简单。当然,巴人先生所谓的“人”,更多的还停留在人的生命权的层次,即“除掉坏人,保护好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的概念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们今天主张维护的“人”,除了人的生命权,还包括精神层面的东西,比如自由、平等、尊严、快乐、幸福等。读《中国当代杂文二百家》,一个强烈的感觉是该书编选的文章充满了对人的关注。
宋振庭《唯一律癖》通过描述某些人在教育、政治、文艺、日常生活等领域追求“唯一”的病态心理,批判了“剔除个性,消灭特殊”的社会管理思路,呼吁某些手握权力的人尊重公民的个性。邵燕祥《“娘打儿子”论》针对清算极“左”思潮期间,有人以“党是我们的母亲,娘打儿子就是打错了,也不该耿耿于怀”,要求受过不公正待遇的人甘受委屈的论调,尖锐抨击了以盲目服从为最高宗旨的奴隶道德和认“左”为母的错误思想。我一向喜欢朱健国先生的文章,觉得朱先生的文章视角独特、观念新颖、思想深刻,他此次入选《中国当代杂文二百家》的《改写叶乔波》秉承其一贯特色,从人道、人文的角度解读荣誉光环笼罩下的叶乔波身体残疾的人生悲剧,提出了一个经常被人忽视的理念:国家应该将运动员的生命健康置于第一位置。柴静《我只是讨厌屈服》借律师郝劲松勇敢地提起公益诉讼的经历,褒扬勇敢争取个人宪法权利的公民精神。
《中国当代杂文二百家》关怀人的篇什远远不止上面列举的这些,光凭记忆,我就可以数出陈虞孙《还我头来》、巴金《“”博物馆》、何龙《爱民主义教育》、张心阳《美国人的英雄观》、孟波《寂寞的“左拉”》、王跃文《中国天天感恩节》等文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彰显一个大大的“人”字,为“人”应该得到的政治和公民权利摇旗呐喊,是《中国当代杂文二百家》的独特魅力之一。有了这种魅力,我相信,《中国当代杂文二百家》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游宇明:杂文作家,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