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约而同的一声调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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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花边新闻举一个例。

一名河南驻马店市平舆县女子，在郑州航海东路一家小超市做营业员刚三天，偷了超市四条男士内裤，她把内裤穿在身上，准备带给老公，事发后被航海路派出所行政拘留。

这个事情，全国有多家媒体报道，纸上网上，传播广泛：“女营业员偷四条男内裤穿身上”。

事是小事，四条内裤，按标价，共四十八元。偷四十八元的东西，被行政拘留，执法确实严格。但这不是一条警事新闻，意不在颂扬从严执法，也不在颂扬警察神勇。

事情的新鲜处，已在媒体不约而同的标题中传达出来：女营业员、男内裤、穿在身上。这就是事情成为一个广泛传播的新闻的要素。女、男、内裤，这些使这个小事情得以成为新闻，而且很像是大新闻的核心。

正如很多人已经读到的，这个新闻中有几许悲凉，准确地说，对多数普通人来说，事情的悲凉感超过了“女营业员偷男内裤”所寓含的调笑味。然而，花边新闻是不需要悲凉感的，它需要的正是调笑的特质。

一个小人物，生活被定位在可怜的境地，但文字上，则被塑造成一个可笑的角色。

小人物当然不能有大的眼孔，她所偷的东西，价值不如一包中高档香烟，更不如祝酒场合的一盘菜，很多场合可见的一只信封，她是连偷东西都只能盯着四十八块钱的。为此，她失去了工作和一段时间的自由。

文字上，这些都不存在。她是一个监守自盗的营业员，一个“竟然穿了五条内裤，其中四条为超市所卖的男士内裤”的女人，一个“被抓”的人―― 可耻、可恨，加上可笑。而可怜，即使还有一点，那也是读者透过重重调笑而感受到的一点点，而这一点点原本并不在文字所表达的意思之内。

这就是与这个女子有关的一切。她因为偷窃价值四十八元的生活必需品，而成为人们记忆里的一个小漩涡。这可能就是她与文字世界和人们的记忆世界发生联系的惟一机会，调笑品会被新的调笑品替代，她的生活怎样，谁在意呢？一个小人物，就是这样贡献于大众的口味。她过着怎样的生活，她的丈夫在做什么，她有孩子吗，这个家庭有多少收入，又怎样支出，为什么从驻马店到了郑州，四十八元钱对于这个家庭意味着什么，这些永远成谜――甚至连谜也不算，因为大家都有新的事情要忙了，忙于新的生活调味品，或者忙于自己的生计。

按照一种合理的解释，像这样的小人物，之所以会把四十八元钱放大成为一个失去自由的问题，仅仅是因为“她无能”。而能够把四十八元乃至四十八万元都不放在话下，那正是能力的体现，人们各依能力吃饭，带着感情来看问题，既不必要也无意义。而更加直率的言论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憎之处”，这个小人物偷了四十八元商品的行为，简直就是一个证实，仿佛一个人的可怜，与可恨确实结合在一起。

鲁迅对阿Q“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现在，人们对生活在新历史之中的小人物，却似乎连哀怜都不再有，只剩下“可怜之人必有可憎之处”。当然，鲁迅也已经不合时宜。于是，掌握着文字权力的人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一声调笑。

【选自2008年7月15日《和讯网》】

插图 ／ 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