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民资进场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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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中国宏观经济数据不甚“景气”，投资再度被赋予稳增长的重任。大力引入社会资本，被视为此轮投资不同于以往之处。此一理想目标若能实现，自然能收一石二鸟之功，一来避免政府负债再度扩张，减少政府投资所固有的较低效率，二来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为社会资本找到新的出路。

其实在2012年夏秋之交，各地推出地方版万亿刺激计划时，地方政府也曾纷纷开门揖客，热烈欢迎民企参与投资。但其时的背景是地方债务飙升，政府有心稳增长，手中无余粮，所谓欢迎民企参与投资，实则为救地方政府的资金之急。其后的事实也表明，救急之后，民企真正能够参与的投资机会并不多，所谓“非公36条”大多还是停留于纸面。

回首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史，不难发现，民资的每次进场或多或少有着救场的意思，而每次救完场，似乎总难逃一些风雨和波折，比如当年山西煤炭行业的格局之变，即为明显一例。

类似的剧情在公用事业领域也屡见不鲜。当水电气等管网改造需要巨额资金时，愿意进场的外企和民企往往会被视为救场明星，而当这些改造成本转化为价格上涨时，面对民情汹涌，财政上缓过劲儿来的管理者无一不祭出再国有化的法宝，而那些暂时还囊中羞涩的当局则会选择“说服”相关企业兼顾市场原则的同时多做一些政治正确的事情，导致它们终归会因“入不敷出”的前景而主动告退。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从进场、救场到出局，民资似乎总是难以摆脱这一历史宿命般的三部曲。因此，如何真正做到善待民资，是民资能否进场拉抬投资的关键前提。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真正发挥民资的效用。从此前国务院常务会议所列出的80个示范项目来看，有不少属于投资周期长、回报稳定但回报周期慢的长线投资项目。

引进社会资本进入长线项目的大方向没有问题，但是不是一定要让民营公司以实体模式进入，则可商榷。也有意见认为设计发行相关金融产品，吸纳对于回报率要求不是那么高的社会闲散资金是更为有效的融资手段。

之前投资领域的主要问题，不是民资无法进入长线项目，而是国资进入了竞争性投资领域，遂使民资投资空间逼仄。此外，民间投资意欲不振，也与产业升级转型过程中利润率下滑有关，而4万亿刺激下资产价格泡沫飙升，“诱导”资本脱实入虚则加剧了相关扭曲。

凡此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不是一个民资入局基础设施或重大项目投资所能解决的。这其中主要还是要厘清国资和民资的角色问题。

从历史经验和具体实践来看，国有企业凭借其雄厚的技术实力和对长周期回报的承受能力，辅之以新型金融产品为载体的社会化融资平台，理应继续成为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力军――这里的基础设施不仅仅是指“铁公基”，还应包括高科技领域的基础性投资――而将那些竞争性强、回报率高的投资领域真正让渡给民营资本。

事实上，只要真正贯彻“非禁即入”的原则，放手给民营经济以发展的空间，则民营资本自会寻觅其心目中理想的投资领域。日前以民生银行为背景的中国民生投资有限公司的成立，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据报道，中国民生投资有限公司将成为一个涵盖金融、钢铁、光伏、船舶四大板块的资本运作平台，在对三个产能过剩行业进行兼并重组的同时，也将通过土地开发等资本运作手段，打通各个资产环节。

此次区域经济发展再被委以重任。业界普遍认为，只有真正厘清国有民营角色，充分发挥市场化投融资机制的力量，才能避免以往区域经济发展中主题先行，土地财政铺路，大央企大项目跟进，民营资本跟风炒作房地产的恶性循环，走出优质高效的区域经济发展新路。

在扩大投资增量，进而以增量带动存量的同时，应抓紧时机将存量尽快通过相关金融手段从房地产泡沫、地方债、被挤压上市企业和产能过剩行业中置换出来，进而进入增长性领域，才能避免存量问题积重难返，引发系统性风险。

格林斯潘日前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指出，只有当社会存款被投资于尖端前沿的科技，让过时的事物逐渐消失，用折旧准备金去投资高端科技的时候，一个国家才能获得生产力。假如将投资专注于那些高速增长的成长型生产力和高科技，淘汰那些低增长的生产，经济的平均值会持续增长，这将是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的来源。除非接受这样的创造性破坏式资产重组过程的发生，否则，中国会将大部分国内存款和国际贷款投入到低效率的老旧企业，难有未来。

在增量投资中理顺投融资体制，厘清国有、民营角色；在存量处置中去旧促新，轻装上阵，方能长短期兼顾，为中国经济在合理安全区间内平稳运行觅得可持续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