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是疾残亦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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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不少学人，有一个共同点――视学问为至上。他们做学问，不是为了谋名谋利，而是一种生命的寄托、依靠。换句话说，正是有了对学术的承担，才有了“安身”之所，“立命”之由。所以，那一代的学人为了学问往往“倾注整个身心”而无怨无悔，甚至受重疾、遭废残，也还在拼命著书立说。

最典型的代表是陈寅恪先生。陈先生的右眼视网膜脱落十年之久，完全没有治愈，左眼也因一再延误而回天乏术，最终导致双目失明。纵然如此，在同事、朋友的协助下，陈先生靠聆听、口述的方式，继续安排教学和研究。尤其惊人的是，陈先生晚年穷十年光阴，锲而不合，完成了《柳如是别传》一书。全书以钱牧斋与柳如是的姻缘为核心，以明末清初江南社会为背景，考订史实，论证因果，长篇巨制，约85万字，可谓集陈先生一生著述“笔法”之大成。一个目盲体衰的老人，十年如一日，穷搜细考，一丝不苟，个中毅力和精神，不能不让人折服!

与陈寅恪先生晚年命运相似的，还有“一生为故国招魂”的钱穆先生。钱先生在86岁时，也因患眼疾以致不能视人、罔论读写。钱先生靠自己口述，夫人笔记，然后口诵耳听一字一句修改订定的方式，硬是在92岁高龄完成了《晚学盲言》一书。全书共90篇，分上中下三部，一部为宇宙天地自然，次部为政治社会人文，三部为德修养。虽篇各一义，但相贯相承，主旨是讨论中西方文化传统之异同。钱先生自学成才，著作等身，一生成就，不差此书。再者，年老目盲之人，大可搁笔而颐养天年。可钱先生依然醉心于学问，且博而返约，大而精微，“一代儒宗”之称实在当之无愧!

冯友兰先生的一生可分为三个时期：实现自我、失落自我与回归自我。到第三个时期，冯先生目近失明，耳近失聪，自称“呆若木鸡”。一个人的时候就背诗文，最喜韩文杜诗，还有《古诗十九首》。85岁以后，冯先生从头开始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之后10年，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册、《三松堂白序》和大量文章，总计近200万字。而冯先生晚年饱受疾病折磨，又遭亲人伤逝，生命的最后几年，更是频繁地往返于家与医院之问。但冯先生念念不忘“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作后薪”。为了这样的学术传承，他“情不自禁，欲罢不能，不知老之已至”。

要说衰年成果最多的哲学家，熊十力先生绝对榜上有名。自1954年定居上海，熊先生埋头著述，从《原儒》下卷到《存斋随笔》，有五部之多。尤其是他在《体用论》中提出的“体用不二”学说，成为整个当代新儒学思潮“重立大本，重开大用”和“保内圣，开新外王”的滥觞，也是这一思潮的基本思想问架，影响之大，不言而喻。1960年2月时，熊先生煤气中毒，闷绝而不省人事，经抢救方脱险。这以后神经衰弱更加严重，加之遭遇乱世，备受摧残，每况愈下，可熊先生依然笔耕不辍。1968年5月23日，一代狂哲因患肺炎，心力衰竭，医治不及，与世长辞。临终前，还留下一部未完稿的《先世述要》。

曹聚仁先生以战地记者的身份闻名，其实，他在国学、哲学、教育学、戏曲学、红学、传记文学等领域也有很高的成就，是名副其实的学者。曹先生所著的《现代中国通鉴(甲编)》及《国学十二讲》，都是很有分量的国学与史学著作。有人统计，他一生写了4000多万字，单把文章的题目凑起来就有三四万字，用功之深，可想而知。晚年的曹先生虽病魔缠身，却在重病住院期间写成了《浮过了生命海》一书。这本书借自己入院手术治疗的经历和见闻，写出了病中对生命意义的反思和对自己人生价值观的剖析。书中有言：“人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里面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如今，斯人已逝，肺腑之言，却犹响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