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绩溪胡氏”学术世家与徽州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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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曾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作序称：“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也称：“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台湾杨家骆在《新世纪高中国文选》中曾言：“适之为绩溪汉学家胡培之后，故云家世汉学。”

为何以上诸大师都将胡适的学术根源挂靠在“绩溪三胡”之后呢？原来在清代乾嘉以降，绩溪的金紫胡氏家族中连续出现了许多学人，他们推崇汉儒朴实学风，用训诂和考据的方法研治经学，多有创获，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胡适与唐德刚先生经常提到的“经解三胡”（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祖、叔、孙三代），就是这个“世家汉学”的三位代表人物，他们在《清史稿》和《清史列传》中都有记载。不过“经解三胡”虽与胡适同在徽州绩溪县，但并不同宗。因为胡姓是绩溪的大姓，依照他们的始祖迁入徽州时的年代不同，主要分为三大宗派：尚书胡（以东晋胡焱为始祖，祖居龙川，杰出人物如胡富、胡宗宪等）；明经胡（李唐王朝后裔，因避祸改为胡姓，俗称李改胡，以南唐进士胡昌翼为始祖，居宅坦、上庄，杰出人物如胡雪岩、胡适等）；金紫胡（以唐散骑将军胡宓为始祖，祖居县城，杰出人物如胡舜陟、胡仔等）。所以，作为明经胡氏之后的胡适在《口述自传》中曾特地更正说：“蔡先生指出绩溪胡氏（金紫胡）是有家学渊源的，尤其是十八、九世纪之间满清乾嘉之际，学者如胡培及其先人们都是知名的学者。但是这个世居绩溪城内的胡家与我家并非同宗。”胡适这样纠正误解，主要是从宗族渊源上来说的。实际上，有了地域上的亲缘关系，胡适身上的汉学气息也确实与“金紫三胡”有着密切的联系，蔡元培、梁启超的说法还是有些道理的。因为胡适之父胡铁花曾就学于胡培所创办的“胡氏图书馆”，而胡适早年的学业也是在徽州完成的。有鉴于此，本文就“绩溪胡氏”学术与徽州地域文化做一简略概述，也借以考察“皖派”学风对近世学术的影响。

一

徽州虽然地处万山之中，但他的形成与发展自始至终都是开放而互动的。徽州人通过经商、科举、出仕、游学、移居等种种途径，与外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明清时期徽商的兴盛和科举的成功，不仅带动了周边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且也使自己成为那个时代经济文化的交汇点与辐射中心。从朱熹、朱升到戴震、胡适，以及由宋明理学而至清代考据学，我们都可以明显地看到，宋代以后徽州地域文化发展有着一条明显的思想主线。这一线索不仅反映了地域学术风气的变化，而且也代表了此一时期中国儒家思想发展演变的主流。可以说，徽州已经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传统学术文化的主要载体和典范区域，呈现出一派崭新的学术文化风貌。而那种由训诂以求义理，言必有征，贵在专精的“皖派”学风，也成为清代学术的主流方向。

随着徽州巨商大族后期的由聚而散，徽派学子在学业和学问上的传承十分突出。在乾隆、嘉庆、道光年间，绩溪出现了一支经学流派，以胡匡衷（1728―1801）、胡秉虔（1770―1840）、胡培（1782―1849）为代表的家族学经学流派，他们长于经学尤其是《三礼》的研究，成就卓越，影响深远，史称“绩溪礼学三胡”或“绩溪经解三胡”。近人王集成先生在《绩溪经学三胡先生传》中称：“胡匡衷、胡秉虔、胡培，世称‘绩溪经学三胡’……当乾嘉时，海内学者，以音训之学，驰骋当世，争一字之短长，业亦精矣；而其所著书，如惠栋之于《周易》，江声、王鸣盛、孙星衍之于《尚书》，陈奂之于《毛诗》，均于宋人所言，一字不录。培独泯除门户，《仪礼正义》仍郑注古今文并录之例，于朱子、李如圭、杨复之说，采辑特多。千余年来，继郑君而发嗣响，其巨识宏量，固有非惠、陈诸人之所望尘矣。” “绩溪三胡”的学术深邃沉潜，保持了乾嘉学风的本质内涵。据嘉庆《绩溪县志》和民国《金紫胡氏宗谱》的记载统计，自宋至清，金紫胡氏族人里中举人以上者达38人之多，共有164种著述问世，其中以乾嘉时期的汉学著述最多。由此可知，徽州朴学乃至清代考据学的延续与弘扬，自江永、戴震以后，绩溪“三胡”的继承和发展是较为突出的一支。

绩溪胡氏学术不仅见重于当时，更嘉惠于后学，尤其是胡培功不可没。他早年主讲于徽州紫阳书院，归乡后受聘于两江总督陶澍，主讲江宁钟山书院、惜阴书院和云间、娄东、庐州、泾川诸书院。晚年又在家乡重建世泽楼，博藏群书，为后人创办胡氏图书馆奠定了基础。书香遗泽影，从晚清到民国，好学之风在徽州从未懈怠。族中卓有成绩者还有胡绍勋、绍英、廷授、肇昕、肇龄、昌丰等等，直至民国年间的胡晋接。族外有章梦所、程蒲孙、邵班卿、胡铁花等人，均驰名当时。胡晋接曾于1914年创办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今休宁中学)，以“致知力行”为教育宗旨，桃李满天下。可以说，胡氏学术传承了“皖派”，那么其中的胡铁花、胡适具备了“汉学的遗传性”，也在情理之中。而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戴东原的哲学》，以及他用尽数十年的时间和精力考证《水经注》的问题，都是“皖派”学风和徽州山野质朴之风的突出表现和自然传承。

二

徽州不但具有丰厚的经济实力，而且具有极厚实的历史文化底蕴，“商成帮，学成派”是明清徽州地区经济文化的主要特征。徽商行营全国，“无徽不成镇”既表明了徽商的经济实力，也体现了徽商的团结、协作精神，而徽州的“学成派”展示了其间的家学渊源、友朋切磋以及师承启导而形成的区域性学术共同体，地域文化的熏陶与激发自然会对其学术思想和方法有相当的影响，所以江戴之学与“经解胡氏”都能够历经数代而不衰。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一文中对此有精到的概括：“皖南，故朱子产地也，自昔多学者。清初有歙县黄扶孟治文字学，专从发音上研究训诂，是为皖南第一学派；有当涂徐位山治史学及地理学，虽稍病芜杂，然颇有新见，是为第二派；雍正间则休宁程绵庄、歙县黄宗夏皆学于李恕谷，而宗夏兼师王昆绳、刘继庄，颜李学派之入皖自此始，绵庄又斯派图南之第一骁将也，是为第三派；同时有休宁汪双池以极苦寒出身，少年乞丐庸工自活而遍治诸经，以程朱学为制行之鹄，又通音乐医方诸学，是为第四派；宣城梅勿庵崛起康熙中叶，为历算学第一大师，其弟和仲、尔素，其孙循斋并能世其学，是为第五派。五派各自次第发展，而集其成者为江慎修，蜕变而光大之者则戴东原。”（《饮冰室合集》）由此看来，地域文化的影响和熏陶正是造就学术大师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胡适《口述自传》中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安徽徽州人”。言外之意，作为一介学者的启蒙和根本，地域学风的影响在他身上有着无法抹去的烙印。

戴震云：“吾郡少平原旷野，依山为居，商贾东西行营于外，以就口食，然生民得山之气，重矜气节，虽为贾者，咸近士。”（转引自《戴震全书》之《戴节妇家传》）徽州地处偏僻，却钟灵毓秀，群山所环，民风朴淳而廉劲，学风坚实条理，乡谚有所谓“黟县蛤蟆歙县狗，祁门猴狲翻跟斗，休宁蛇，婺源龙，一犁到磅绩溪牛”（胡适曾于1953年为绩溪旅台同乡会题辞，写的便是“努力做徽骆驼”），就反映了徽州人图谋生存，坚韧刻苦的性格特征和铮铮铁骨的“徽骆驼”精神。这样的民风、世风反映在徽州学人身上，必定会有勇于开创，坚韧不拔的治学风尚。后人称“皖派朴学”为“综形名，任裁断”，空所依傍，实事求是，正与这里的地域风格相得益彰。徽州学者的这种毅力和精神，为近世学人们所深切关注。章太炎在《清儒》中说：“江永、戴震起徽州，徽州于江南为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学深邃，言直核而无温藉，不便文士。”（《书》）钱穆也曾说：“徽人居群山中，率走四方经商为活。学者少贫，往往操贱事，故其风亦笃实而通于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徽人染山气之质而求学深邃，能得朴实廉劲之名，而“出乎其类”。江永、戴震、“绩溪三胡”、胡适的学术成就与风格就是典型的代表，他们感染了山风僻壤的朴实廉劲，具备了求真、求实、求是的特点，而其中的原因，“盖地理感化使然也”。

徽州朴学的兴起推动了清代学术的昌盛，以戴震和绩溪胡氏为代表的“皖派”朴学家的思想高度和学术水平，应当说是中国18世纪学术的高峰标志，它不仅影响到徽州周边地区，还带动了整个清代的学术风气。徽州朴学作为清代乾嘉之学的组成部分，历经数百年风雨，为学术界建立了正确的观念、方法，对现代学术的启蒙作用，更是不争的事实，至今在学术界仍具有很大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