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权力规训:一套“自动”监控方案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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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阐释了福柯的 “全景敞视主义”。认为福柯的权力分析承袭了尼采的权力观念，没有将权力视为压迫、强制的统治行为简单具象的二元展示，而是推演为抽象的微观权力分析。深刻揭示了现代权力规训的方案转向，一种自动化的“功能型”规训方案的生成。它极大地扩展了规训的疆界，完成了规训的深度、力度与持久性的高度结合，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成本，达到效应的最大化。

【关键词】 规训；功能型；全景敞视主义；凝视

从《临床医学的诞生》、《疯癫与文明》到《规训与惩罚》，福柯所论述的“规训”发生了几次重大的转向，它们既先后承继，一以贯之，又不断深化。具体表现为，从古典时期对于肉体的瞬时残酷施暴向现代对于被规训者心灵的长久隐秘控制。从来自外部的监控施压到劝训被规训者发自内心忏悔。这一切都是为了完成从外部规训到自我规训的转变，直到“全景敞视主义”的出现，全景敞视监狱功能型结构使规训行为的微观化、匿名化和隐在化达到了新的高度。

一、从公开的身体暴力到隐秘的心灵禁锢

在《规训与惩罚》的开篇，福柯就不吝笔墨地描绘了古典时代酷刑场面的繁复细节，他极富耐心地展示了一个暴力残忍的身体规训的范例，这无非是在说明一种异于现代权力规训的“另一个世界的标记”。这个标记就是在那时，规训是公开的仪式，身体是权力施展操作的真实载体，这时身体更具被动性。暴力是通过对身体的直接摧残而得以完成，这显然停留在直接控制身体的原始阶段。与这一时期相对应，《疯癫与文明》中对于疯癫者早期采取的禁闭手段同样也印证了一种“未加细微控制”的散漫简化的组织形式和总体系统。

在封建的古典时期，惩罚虽然残忍，对身体施加暴力，然而却是一种瞬间的动作行为，是一次“事件”，而远非长期反复控制和禁锢心灵的永无止息的持存。对于弑君者的处决中，所表达的仅仅是对于国王私人权威的冒犯与践踏行为所采取的肉体消灭和报复。国王个人和那个无所不在的主体以及至高无上的王权重合在了一起，从而恢复神圣权威的仪式感与国王私人的泄愤因而诡异的完美统一。同样，对于疯癫者早期的愚人船类型的放逐到大禁闭的历史阶段，虽然控制规训不断加强，然而只有到了用“总医院”和“教养所”等公共设施和福利机构进行道德监禁和心灵禁锢的历史时刻，规训才变得前所未有的残酷，无所不至，且充满了心理和社会的长久控制。

二、从外部的检视监督到内部的负疚反省

规训首先需要完成的就是怎样使监视、控制成为可能。无所不在的场域、大量的人口预示着再也不能用简单的外部监视、暴力威权和直接控制的手段来实现，古典时期凭借数量、力量和强度规模运作的规训势必要被一种崭新方式所取代。而这就需要生产出一种“驯顺的身体”，一种能够自我检视，反省悔过，充满负罪内疚的反思色彩的身体。只有能够“自我规训”才会最终达到效果上的最大化。

这种策略上的转变，早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就初露端倪。“医学凝视”这一命题的提出彰显了福柯从视点、空间和心理位置等诸多层面对被规训者进行的探究。规训何以从特殊个别的针对性变为了无所不在的普泛型，这需要一个有利的视点。它能够完成“可视性”与“非可视性”的统一，也就是说这一视点使得“被规训者”成为了丧失视听的、被暴露在他人聚焦和凝视之下的人。

按照这一思路延伸下去，福柯很自然的发现了他所谓的“全景敞视主义”。福柯反复言称自己反感结构主义的标签，然而全景敞视却完全是依托于全景敞视监狱的建筑学结构形象而来，因而他的描述更多的带有建构性的色彩。“全景敞视建筑是一种分解观看/被观看二元统一体的机制。在环形边缘，人彻底被观看，但不能观看；在中心瞭望塔，人能观看一切，但不会被观看到。”[1]边沁的建筑学形象，象征了一种新型的权力关系：被规训者对于中心瞭望塔忧心忡忡，臆想出了一种持续无间断的、无所不在的监视，从而“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地产生出一种真实的征服。”[2]

三、两种规训意象的统一

那么，全景敞视主义仅仅是一种以最小代价使规训效益达到最大化的策略吗？也不尽然，笔者以为福柯这一论述的经典意义还在于它能把“两种规训的意象”同构起来，将“麻风模式”和“瘟疫模式”嫁接统一。

正如福柯所言，“麻风病人被卷入一种排斥的实践、放逐—封闭的实践。他被遗弃在一片无须加以分解的混沌之中，等待毁灭。瘟疫患者则被卷入一种精细的分割战术中”。[3]这两种战术，一种是无所区分的蛮荒混沌，另一种是分割配置的解析规训。然而福柯并没有认为这两种方案绝对不能相容共存，相反，规训深入的标志其实正是在于麻风和瘟疫两种方案界限的逐渐模糊弱化，二者的相互渗透，甚至追求一种“互文性”，彼此借用互现。全景敞视主义正是这两种意象，两种方案统一结合的象征。

一方面，全景敞视主义把规训方案扩展适用范围，应用到了排斥方案。病人、疯人和犯人从原先混沌存在的大放逐、大排斥变为一种精细划分，解析式规训。另一方面，全景敞视主义的核心关键词是“配置”，就是有意地分配出一种不平衡、不对等，充满差异的“看”与“被看”的权力关系。这种“配置的功能型”，确保了权力的自动化、匿名化和隐在化。操作者不再必须是那个处决罪犯的威权的国王，他可以是任何人，因为操行已经不在于个人的权威，而凭借的是这种“配置”机器的神奇安排，占据中心瞭望位置就掌握了支配权。

福柯通过论述全景敞视的空间配置，试图说明在统一密闭空间的收容中，又采取细致的单元定位和分割原则，把“被规训者”的存在“坐标化”，每个人都只有自己的空间，并且是相对应的唯一空间。不仅是在纵向上，他们永无看到那个高高在上的中心，而且在横向上，他们彼此也相互隔绝，不能互视。

从而，这两种规训意象的结合标志着一种规训模式的形成：即原本普遍化的麻风方式被施加以个人化、针对性的规训技术。反之，原本瘟疫方式被非此即彼、标记放逐的麻风方式所渗透。最终形成了这样的效应后果：既收容封闭，又分割隔绝。不断在二元结构的思维中区分和标记，然后重新配置。“不断地划分正常人和非正常人，使所有的人都纳入这种划分”。[4]这意味着，权力关系的捕获是全方位的，规训者和被规训者都被收摄在了划分的集合中。规训从此永无止息，因为标记划分排斥的链条不会停止（划分永远是单向性的，只会从正常人中标记划分出不正常的人，反之则不存在）。这也正是全景敞视建筑学结构的隐喻：即处于中央瞭望塔的少数“正常人”，被环形的基底的越来越多的非正常的人所包围环绕。规训机制就是这样完成了不断分化的、失衡的力量对比，不断把正常的人排斥到非正常人的集合中，最终生成了少数仅存的权威和大多数的被规训者。

【注 释】

[1][2][3][4] 福柯，规训与惩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P226、227、222、224.

【参考文献】

[1]福柯.疯癫与文明[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2]杜小真编.福柯集[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

[3]汪民安编.福柯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4]福柯.知识考古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5]福柯.规训与惩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6]福柯.词与物[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7]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8]尼采.权力意志[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9]汪民安等编.福柯的面孔[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

[10]高宣扬.福柯的生存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

俞耕耘（1990.5-）男，浙江诸暨人，西北大学文学院，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