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开发区吸引FDI基础性优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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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广州开发区建区近三十年以来在引进FDI所取得的成果及遇到的一些政府效能问题进行研究，提出广州开发区吸引fdi的基础性优势由原来发展阶段的显性竞争优势转化为潜在的比较优势。利用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对广州开发区所具备的基础性优势中的商业便利性有关政府效率比较优势进行分析和研究，提出提升政府效能比较优势的建议，促进FDI引进工作的开展。
【关键词】吸引FDI 基础性优势 政府效能
第一章 导论
一、选题的意义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工作，一直都是广州开发区政府工作的重心。然而，广州开发区在吸引FDI过程中，宏观经济背景发生了变化：原有重要的外资税收激励政策取消；工业用地资源紧缺；周边新兴开发区，尤其是国家级南沙开发区与增城开发区陆续崛起并积极参与吸引FDI的竞争；欧美、日本等主要投资来源地因经济或政治原因消减投资等。因此，立足于广州开发区的基础性优势，探讨在新形势下，应如何通过提升基础性优势中的政府效能，创造良好政府服务软环境，实现比较优势以便为继续做好吸引FDI工作创造条件具有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方法
对于政府效率在吸引FDI工作中的作用，国内外研究者均有研究。其中，最著名的是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邓宁（J. Dunning）倡导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该理论将企业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归结为企业专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区位优势变量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东道国（地区）主要经济因素，主要表现在市场、资源和资产以及影响效率的各种因素；2）FDI政策框架及其他政策和制度因素；3）商业便利性的安排。此外，Wilhelms 和 Witter （1998）提出了“FDI适应性”（FDI Fitness）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一个国家吸引、吸收和维持FDI的能力，他们认为，政府和市场的适应性是影响一国吸引FDI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而前者包括投资与贸易的开放度、法律和政策及其执行、腐败程度、政府效率等。
国内众多学者对中国投资的区位问题进行了具体的理论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的观点，而对区位优势中关于政府效率的研究，有代表性的有：王小卒、徐立新和朱天（2012）在其共同发表的关于法制不健全下的外商投资研究中，分析了外商保护自身权益主要靠政府与投资者之间的软性约束，如声誉机制，因此提高行政效率、简化关系网络、摆出更诚恳可信的姿态，提供更好的经济基本面、会比单纯承诺优惠税率更有效。王焕祥、陆妙燕（2005）从FDI在全球格局和次国家格局中出现“双集中”的现象出发，提出并论证了东道国吸引FDI的二重优势：即基于国家层面的基础性优势和基于次国家层面的集聚性优势，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以及各国吸引FDI竞争的日益激烈，基于国家层面的基础性优势表现为一种比较优势，其吸引FDI的竞争力在不断弱化，但仍是集聚性优势的前提，较好的基础性优势和集聚性优势是吸引内流FDI最理想的竞争状态。赵祥（2009）在其地方政府竞争与FDI区位分布的研究中认为，政府的制度优化竞争涉及到政府运作、法律制度和中介组织发育等一系列影响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因素，我国各地区推行的旨在改善当地的投资环境的机构精简、审批权改革等措施对吸引FDI流入产生了积极影响，但由于一些固有的体制因素，各地制度环境尚有很大的改进空间，综合的制度优化竞争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三、本论文的研究方法
国内外学者针对广州开发区吸引FDI的区位优势研究较少，本文试图从作为投资载体的广州开发区的角度出发，在借鉴邓宁（Dunning）的区位优势理论基础上，以广州开发区吸引FDI现状为背景，结合一定的实证研究结果，分析广州开发区吸引FDI的基础性优势，并对如何提升基础性优势中的政府效能提出建议。
第二章 广州开发区吸引FDI的基础性优势研究
一、广州开发区吸引FDI的基础性优势
（一）吸引FDI的基础性优势的内涵。
邓宁（Dunning）关于FDI的区位优势因素主要包括FDI政策框架、经济特征和商业便利性三大部分，这些优势因素在东道国（地区）吸引FDI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竞争力及其绩效，就是东道国（地区）吸引FDI的最基本的因素，即是基础性优势。基础性优势包含了东道国（地区）吸引FDI的基本优势因素。这些基本优势因素在FDI的区位优势因素中的权重，根据FDI主流理论、FDI实践和世界各国的经济一体化趋势来看，其重要性顺序应为：经济特征、FDI政策与商业便利性。
因此，对于市场寻求型FDI、效率寻求型FDI与资源/资产寻求型FDI这三种经济特征类型的FDI的投资动机选择确定时，FDI政策框架与商业便利性这两项基础性优势，是东道国（地区）政府能够直接施加影响的因素。在FDI投资动机确定的前提下，FDI政策框架或商业便利性，作为基础性优势中的变量，对不同区域FDI的选择将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而在FDI投资动机确定，以及FDI政策框架同样给定的前提下，商业便利性安排则成为东道国（地区）政府唯一能够直接施加影响的因素。
（二）广州开发区吸引FDI的基础性优势。
1.FDI政策框架
第一、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性方面。广州开发区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自1984年广州开发区建区至今，广州开发区GDP年均增长率保持了高速、稳定的增长，已累计引进了中外企业6000多家，实际利用外资123.93亿美元，其中世界500强企业112家。
第二、在有关进入和经营的规则方面。作为国家级开发区的广州开发区首先依据国家层面的政策执行。同时，随着国家及省市的不断放权，广州开发区直接审批项目的金额与类型也逐渐扩大，使FDI进入广州开发区更加方便。就产权而言，产权规定进一步明晰化，外资企业的权益保障也日益得到加强。
第三、在优惠政策方面。广州开发区根据区域自身情况，也先后制定更新了一系列的鼓励投资优惠政策，如2013年7月的《广州开发区（萝岗区）鼓励引进重点产业项目暂行办法的通知》对符合条件的新进重点产业项目提供了优惠政策方面的制度安排，同时也为增资扩产的重点项目制定了相关鼓励政策。
2.经济决定因素
第一，从市场规模和人均收入来看。广州开发区地处中国珠江三角洲经济圈的中心。2012年，珠三角地区生产总值达47897.25亿元，占全广东省79.1%；人均GDP达84563元，折合13454美元；人口约6500万人。而广州市户籍人口为1279.51万人，常住人口达到1746万人，按户籍人口计算，广州市人均GDP为1.7万美元。巨大的市场规模和辐射，高人均收入，均对FDI有较大的吸引力。
第二，从物质基础设施来看。广州开发区的物质基础设施不断提升，例如：区域内已经建成四通八达的道路交通网络；区内拥有华南地区最大的国际集装箱码头——黄埔新港；全区已建成变电站19座，充分保证工业项目的用电需求。供水、污水处理、蒸汽、天然气供应管网等均已成熟。
3.商业便利性
广州开发区对FDI的投资促进及鼓励投资方面采取了诸多措施。在投资促进方面，定期在国内外重点城市召开招商推介会，以及派出招商小分队针对有投资意向的项目进行专门拜访。广州开发区在国土、规划、项目审批、建设及投产手续报批等方面享有省、市级权限；项目落户流程较简化。在鼓励投资方面，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经济及非经济政策来吸引FDI和鼓励其再投资；在降低紊乱成本方面，从2003年7月开始实施“无费区”政策，取消61项行政收费。
综上，广州开发区的基础性优势因素无论在政策规制、基础设施、政府服务等方面均有体现，对FDI的吸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以基础性优势的三大部分来看，在FDI投资动机确定，以及FDI政策框架同样给定的前提下，商业便利性安排则成为东道国（地区）政府唯一能够直接施加影响的因素。因此，广州开发区应进一步提高商业便利性，特别是通过提高政府在吸引FDI中的工作效率，实现其在商业便利性方面的比较优势。
二、广州开发区基础性优势——商业便利性提升分析
（一）基础性优势中商业便利性的内涵。
商业便利性措施主要包括投资促进、鼓励措施、投资后服务、改善生活福利设施和减少那些做生意时的“紊乱成本”五大措施。作为基础性优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便利性措施在FDI投资动机确定，以及FDI政策框架相似的情况下，其比较优势对FDI的影响将起到促进作用。
商业便利性的五大措施，均与开展吸引FDI区域的当地政府有关，政府无论在商业便利性措施的正确制定、实施执行、后评估改进等环节均为直接推动者，措施执行的效果与政府的服务意识、服务效率紧密相关。
（二）广州开发区商业便利性中政府效能提升的可行性分析。
1.现阶段政府效能存在的一些问题
（1）提供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注重服务效率之间的矛盾。
广州开发区的政府行政机制自2005年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在原来广州开发区的基础上新设立了一个行政区域——广州萝岗区。区域面积增大、管辖事务增多，而行政人员的增加是有限的。政府部门既要经济管理，又要社会管理，工作量增加，这就直接导致了提供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与注重服务效率之间的矛盾。
（2）各职能部门缺乏协调统一与注重服务效率之间的矛盾。
各职能部门缺乏协调统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行政审批机制的不协调导致服务效率低下；个别部门以部门利益为重，担责意识不强。审批机制的不协调以及各部门以自身利益为重主要表现在纵向审批所带来的巨大时间成本的浪费，导致了因审批机制的不协调形成对企业服务效率的低下。
（3）公务员人数及素质与注重服务效率之间的矛盾。
广州开发区政府在册公务员人数约280人，数量上是很精简的，然而面对392平方公里的管辖面积，接近约40万的辖区人口和6000多家各类型中外企业，280人的公务员人数是非常有限的，这也是导致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个别公务员思想保守、推诿责任、面对企业问题不积极想办法解决，也影响了服务的效率。
2.广州开发区提升政府效能的措施
广州开发区的机构设置相比较其它老城区的机构设置而言，仍然具有行政管理体制效能的比较优势，因此，可以从以下几个优势出发，提升政府效能，从而提高商业便利性措施的比较优势：
（1）广州开发区设立初期行政体制非常精简，工业口是个大经委，基建口是个大城建，商业口是个大流通的格局，而且是以企业化运营方式为主，因此可探索通过进一步合理的整合有关职能部门的管理功能，该交给市场的放权，从而提高政府效率。
（2）进一步提升公务人员的素质，使得招商队伍发挥提高吸引FDI的效率。吸引FDI，招商引资是重要手段，如何向外商清晰准确地推介广州开发区的政策和环境优势，如何正确理解投资者的需求和目的，是每个招商人员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和技能。因此，应加大对招商人员的政策培训、业务能力培训，培养一批经验丰富、办事效率高的招商人员队伍。
（3）坚持利用好招商产业化的独特招商体制。广州开发区1993年在全国创新设立招商产业化模式，该模式的优势体现在招商中介单位市场化运作，政府对给予政策指导、资金扶持，充分调动了招商中介机构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广州开发区的这种招商体制是广州开发区在吸引FDI效能上相对其它区域而言不可替代的比较优势。因此，不仅不应弱化这种体制，反而应该坚持并加强其作用。
（4）重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软性约束，利用好现有庞大的落户企业示范和宣传的带动优势。因为广州开发区已形成了大量的企业集群，这使得其在利用现有企业示范效应展示广州开发区各项政策及投资环境优势上，较其它区域具备了又一比较优势。因此，充分重视与实现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软性约束，才可以利用好这种比较优势，利用庞大的客户群体的良好口碑宣传吸引更多的FDI。
（5）利用向新加坡先进管理制度学习的便利优势，提高公务员队伍素质。新加坡的政府运作及执行能力的高效是世界著名的，一直是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学习和参考的目标。2010年，中新合作项目中新广州知识城奠基，不仅意味着中新广州知识城的开发建设将正式展开，也为广州开发区向新加坡一对一近距离地学习其先进管理模式及管理经验建立了一个特殊的平台。这种学习平台是其它区域所不具备的，广州开发区应系统性地利用好这一合作平台，制定行之有效的学习及考核计划，将自己的公务员队伍培养成具备国际化视野的，行事高效且有执行力的公务员队伍。
第三章 结论和展望
本文利用比较优势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与基础性优势理论，通过对广州开发区的基础性优势现状及对于FDI的吸引促进角度进行研究，认为广州开发区作为广州市最早开始吸引FDI的区域，具备广州市其它新兴开发区域在政府效能提升方面所不具备的基础性优势的比较优势，并就如何继续实现及提升基础性优势所应采取的措施提出了建议。通过对比较优势的清醒认识、有效加以充分利用，广州开发区可以在新的发展形势下，持续开展吸引FDI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