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闹”的生存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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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不相信医疗鉴定，不走法律途径，遇上医疗纠纷时，很多病人逐渐依靠职业“医闹”解决纠纷，有些地方已经形成产业。专家称，这种“私力救济”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医疗暴力的普遍化和激烈化。

客观而言，职业医闹的出现，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土壤的。当事人之所以对医疗鉴定结论不信任，甚至怀有一种敌视心态，就在于“专家”们的身份问题和程序瑕疵。有关专家指出，医疗事故鉴定权原由卫生行政机关行使，是“老子”鉴定“儿子”，现在移交至各地医学会，变为“兄弟”鉴定“兄弟”。当事人担任自己的鉴定人，这不符合程序正义。很多当事人因此对专家的身份抱有一种“刻板怀疑”，加上程序上的不公开不透明，使得鉴定结论往往不能排除“暗箱操作”的合理怀疑，致使许多案件出现了“一鉴再鉴”的现象，这不仅浪费了当事人时间和金钱，也浪费了宝贵的司法资源。当事人的权利难以得到公力救济的局面下，“医闹”随即应运而生。

从法理学的角度看，权利救济的方式分为两类：一是私力救济，二是公力救济。公力救济如何承担起化解纠纷与冲突的“枢纽”作用，这主要依赖于公力救济的民间公信力与社会公信力。而公信力的实现则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公正地解决纠纷；二是快速地化解冲突。在私力救济被普遍摒弃的法治语境下，这一理念更应当被广为传扬和普遍推崇。

应当说，在现代社会，文明的教化已经退却了大多数人身上的“暴力元素”，通过公力救济维护权利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内心期待与诉求。所以，在许多暴力冲突和中，我们都能听到这样的一种倾诉――我们实在是万不得已了，否则我们不会这样干。

公力救济渠道的不畅通，社会矛盾的解决机制必将向私力救济的“魔道”上退化，这对于一个文明社会而言，无疑将是一场灾难。因为，这种救济诉求的“复古”不仅导致冲突各方的直接对峙，而且还隐含着对公力救济失望后的报复与敌视，其破坏力可想而知。“医闹”成为趋势就是一个明证。

记得有位西洋“大腕”曾说过：在一个法治社会，一切社会争端都可以而且应当转化为法律争端。在冲突的解决机制中，法律必须能守住司法正义与社会正义，成为化解纠纷，疏通民怨的“泄洪口”。唯有如此，公力救济才能真正成为人们的“内心确认”，诸如“医闹”这类私力救济的行为才能得到有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