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优势贸易理论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中的运用缺陷及其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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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分析比较优势贸易理论基本内涵及其假设条件的基础上，对于比较优势贸易理论所需要的假设条件在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中的运用做了相关研究，并提出了实现我国对外贸易优化升级所需要的相关对策。

关键词 贸易理论；运用缺陷；解决对策

中图分类号 F710；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673-0461（2013）05-0046-08

一、比较优势贸易理论的内涵以及其假设条件

比较优势贸易理论认为，一国在两种商品生产上较之另一国均处于绝对劣势，但只要处于劣势的国家在两种商品生产上劣势的程度不同，处于优势的国家在两种商品生产上优势的程度不同，则处于劣势的国家在劣势较轻的商品生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处于优势的国家则在优势较大的商品生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两个国家分工及专业化生产和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则两国都能从国际贸易中得到利益。从比较优势理论的运用来看，其存在着严格的理论假设条件，具体言之，其主要包括以下11个假设条件：一是这种理论建立在两个国家两种商品生产的比较优势基础之上；二是这种理论认为，商品生产的主要成本构成在于劳动，即劳动在两国商品生产中处于主导地位；三是这种理论认为，两国商品生产在长时间内生产成本保持不变，进而使两国商品生产的相对优势保持不变；四是这种理论认为，两国商品生产的相对优势主要表现为生产成本的相对优势，而不考虑两国进行商品贸易时所需要的运输费用因素；五是这种理论认为，劳动等所有生产要素都是充分就业的，它们在国内完全流动，在国际之间不能流动，以此保证充分就业状态下商品生产成本的相对稳定；六是这种理论认为，生产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以此保证两国商品生产成本是由市场所决定的；七是这种理论认为，收入分配没有变化，以此保证两国商品生产成本的相对优势保持不变；八是这种理论认为，贸易是按货物交换的方式进行的，以此保证两国在商品贸易供求上的均衡；九是这种理论认为，不存在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国际经济是静态的，以此保证两国生产商品成本的比较优势得以持续；十是这种理论认为，两国资源都得到了充分利用，均不存在未被利用的资源和要素；十一是这种理论认为，两国的贸易是平衡的，即总的进口额等于总的出口额。

二、比较优势贸易理论所需假设条件在我国对外贸易实践中的运用

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情况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对外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这种比较优势的贸易理论，其一方面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与比较优势贸易理论所需要的假设条件相差较大，由此也形成了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当今的世界贸易已不局限于两个国家、两种商品之间的交易，而是表现为多国贸易和多种商品之间的交易，由此使国与国之间在商品生产上所体现的相对成本优势，表现出较强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特征。就我国而言，目前我国对于发达国家的贸易优势更多地体现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相对优势，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占有较大份额，其一方面使得我国对外贸易所获得的利润水平较低，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更多地仅表现为国内丰富劳动力的货币化过程；另一方面，也使我国对外贸易面临国外较大的竞争压力和反倾销制裁。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来临，这种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依托的对外贸易优势是不可以持续的。

第二，比较优势贸易理论一般建立在两国之间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差异的基础之上，而从全球贸易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当前，国与国之间在国际贸易方面所表现出的相对优势，不仅体现在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方面存在的相对差异，而且还表现在由于资源和技术禀赋不同所形成的相对差异，其主要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出口大量的初级自然资源形态产品或者附加廉价劳动力价值、以自然资源为依托的廉价工业品，而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高新技术产品。鉴于部分自然资源的不可再生性以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低廉性，由此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以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出口，具有较大的不可持续性。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多年来，我国除了基于丰富劳动力优势而发展的对外加工出口贸易之外， 随着重化工业的持续推进，我国以自然资源为依托的出口贸易在对外贸易总量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其一方面破坏了我国良好的自然环境；另一方面，不可再生资源的出口，也使我国未来经济发展面临较大的资源瓶颈约束。随着不可再生资源的逐步减少，这种“自然资源+低价劳动力”的对外贸易发展方式，也是不可持续的。

第三，从比较优势贸易理论所依托的两国之间商品生产相对成本不变的假设条件来看，在经济货币化和自然资源货币化共同影响下，国与国之间商品生产相对成本呈现出较大的可变性。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劳动力成本正面临着较大上升压力，由此使我国以廉价劳动力为依托的对外贸易发展，面临着较大的挑战。

第四，现代运输工具的发展，使各国贸易在地域上拓展至全球，运输费用的高低成为决定一国对外贸易相对优势的重要因素，特别是随着石油等燃料费用的大幅度提高，运输费用在一国商品出口成本中所占比重出现了大幅度提高。从我国贸易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我国出口贸易多数表现为廉价劳动力与自然资源相结合的大宗商品，而出口地域多数为距我国较远的欧美国家。在国际运输费用大幅提高的背景下，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正面临着较大的运输成本压力。

第五，从比较优势贸易理论所要求的劳动等生产要素充分就业、在国内充分流动而在国际间不能充分流动的前提条件来看，就我国而言，一方面，受交通、地域以及我国人口基数庞大等诸多因素限制，我国劳动等生产要素在国内并没有实现充分流动，广大农村劳动力也不是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进一步发展，资金、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却出现跨国流动现象，一些国外企业纷纷去发展中国家投资设厂，赚取当地以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为依托的超额利润。就其对于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而言，人口没有实现充分流动、大量人口处于未就业状态，使我国出口贸易在国内面临着较大的恶性竞争压力，由此决定了我国很难通过低端贸易的持续发展，实现对外贸易的转型升级。而跨国公司在中国大量投资设厂，又使我国对外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虚增的成份。因为，根据比较优势的贸易理论，一国对外贸易主要是指在生产要素不可跨国流动下而发生的贸易，目前，在我国出口贸易总额中，跨国公司生产的产品出口占据了我国出口总额的50%以上，其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比较优势贸易理论所设定的假设范围，由此导致了这种格局下的贸易发展，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特殊影响。从我国引进外资的初衷来看，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引进外资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为了解决国内资本短缺问题而吸引外资，这种资本短缺更多地表现为外汇资本短缺。在国内生产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国家购买国外先进的生产要素和消费要素，需要大量的外汇储备。从引进外资增加我国外汇储备的对外贸易政策实施情况来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外汇储备大国，而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信用货币不断贬值，使我国巨额外汇储备正面临着巨大的贬值风险，就此而言，目前，如何确保我国巨额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是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二是由于我国农村人口众多，根据资金、资源、技术、管理、劳动的组合规则，我国引进外资，主要为了解决我国存在的就业压力。从这一对外贸易政策实施情况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后，外部资本大量进入中国市场，通过外部资金、技术、管理与我国国内劳动、资源的结合，一方面，使我国出口贸易大幅增长；另一方面，使我国就业率大幅提高，在劳动货币化和资源货币化共同影响下，我国GDP总量也得到了快速增加。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实现上述生产要素组合的同时，由于资本市场没有对外开放，在强制结汇体制影响下，我国居民得到的只是本币形态的货币收入，商品出口所交换的并不是商品而是以外汇形态表现的巨额外汇储备，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以巨额外汇储备作为表现形式的国际间贸易，已经脱离了正常的贸易属性。更有甚者，在GDP考核机制以及创汇思想引导下，我国往往通过出口退税以及压低国内员工收入水平的方式，去维持这种不正常的国际贸易收支格局。三是引进外资，通过国内资源、劳动与国外资本、技术及管理的组合，生产国内企业不能生产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从这一外贸政策实施效果来看，应该说，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商品短缺时代，这一组合很好地解决了我国部分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短缺问题。从目前我国外资企业生产的产品流向来看，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由外部资金、技术、管理和国内资源及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组合所生产的产品，多数用于出口，而较少地用于弥补国内部分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不足。

第六，从生产要素和商品要素市场的自由竞争程度来看，在我国前期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国、内外生产要素和商品要素市场并不都是完全自由竞争的。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外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要素并不能自由地出口到发展中国家；二是一些国家还通征收关税或实行进口配额的手段，限制外部商品进口；三是一些国家还通过出口退税以及片面压低本国生产要素价格的方式，促进本国商品出口。这些现象的出现，使目前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国际贸易，其自身并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规则，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国际贸易发展的不均衡。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情况来看，我国近年来在国际收支上出现的不均衡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

第七，根据比较优势贸易理论所提出的假设条件，理论上而言，各生产要素收入分配比重相对稳定，可以使各国在贸易上的相对优势保持稳定，进而维持目前稳定的贸易格局。但是，从这种假设条件在实践中的满足程度来看，在经济货币化和信用货币条件下，生产要素分配的稳定性是不可能维持的。从生产要素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的变化情况来看，一般而言，一些在社会生产中处于主导地位的生产要素，在当期国民收入分配中居于主导地位。具体言之，在重化工业时代，资金、资源在收入分配中居于主导地位，其一方面导致了资金、资源等生产要素在国民收入分配所占比重远远大于劳动等生产要素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从而使国民收入分配在不同市场主体之间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另一方面，在生产要素不完全可替代规则影响下，以劳动等为表现形式的生产要素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过低，又在很大程度上对于既有的生产方式形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从我国前期对外贸易发展的具体实践来看，以资金、资源等为代表的生产要素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较高，而以劳动为代表的生产要素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较少。其一方面进一步拉大了国内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使社会生产过剩和居民消费不足同时并存；另一方面，后续劳动力供给的不足，也使我国以廉价劳动力为依托的比较优势难以持续。

第八，根据比较优势贸易理论的相关假设，各国之间的贸易是按货物交换的方式进行的，以此保证两国在商品贸易供求上的均衡。当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易货贸易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以货币为媒介的国际贸易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各国在商品上供求互补的平衡规则。理论上而言，各国通过开展贸易的方式实现供求互补，需要以下假设条件：一是各国货币对外结算需要以其可出口的商品做支撑，而不是单纯地表现为信用货币；二是各国出口商品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进口商品；三是各国进口商品所支付的货币最终需要本国生产的商品出口来偿还。根据这几个假设条件，如果剔除“贸易结算货币”这个中间因素，各国的贸易活动实质上仍然遵循了“以货易货”的贸易规则。而从全球国际贸易的发展实践来看，在以信用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特殊国际货币体系下，一方面，美元不同于黄金，却承担了世界货币职能；另一方面，信用美元的不断超发，使国际货币供给总量不断增加。受此影响，各国基于比较优势理论下的贸易平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贸易顺差国与美元外汇储备的均衡；二是贸易逆差国与美元外汇赤字的均衡；三是美国作为美元发行国，则会出现贸易和资本项目的双赤字。因此，不断增发美元，成为美国维系现有贸易格局和实现收入平衡的唯一选择。在世界货币供给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全球经济运行将继续呈现生产要素价格和商品价格不断上涨的格局。

第九，比较优势理论认为，要维持两国之间的比较优势，就要求不存在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国际经济是静态的。根据这一论述，比较优势理论是以承认为即有社会分工和贸易格局为其前提条件的。应该说，在两国之间货物交换时代，根据比较优势理论的这个假设，两国之间基于各自比较优势而开展的贸易，有可能保持持续发展。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理论假设在现行的国际贸易发展中根本不存在，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效益成为市场主体从事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力，由此决定了两国之间的贸易主要建立在“逐利”的基础之上，在两国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既定差距的条件下，就动态而言，随着两国贸易的不断发展，技术水平高以及经济发展快的国家，其在对外贸易发展中可以获得较多的收益，以此进一步推动其本国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本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技术水平低以及经济发展慢的国家，其在对外贸易中所获得的利益较少，从而使其在进一步推动本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方面面临着较大的资本约束。这种资本约束更多地表现为资源、劳动、技术和管理的货币化形态，一般而言，在劳动力作为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中，如果劳动力供给可以延续，鉴于劳动力的可再生性，这种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的低端国际贸易可以维持下去；而在以资源作为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中，鉴于自然资源不可再生性，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贸易格局是不可持续的。由此可见，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受市场“逐利”机制影响，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基于比较优势而开展的国际贸易，其发展的最终结果必然是随着时间推移，两国之间的技术水平和经济发展差距将进一步扩大，从而使两国之间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国际贸易面临着较大的变数。具体言之，技术发达和经济发展快的国家在两国贸易中处于主导地位，其可以通过技术限制和反倾销制裁等手段，获取巨额利益；而技术落后和经济发展较慢的国家，则在国际贸易发展中处于被动地位。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两国在技术和经济发展上存在的既定差距，从而使比较贸易优势所需要的两国技术和经济发展差距不变的假设条件，在国际贸易实践中不能得到很好地满足。

第十，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逐利”机制所导致的各国进出口贸易，主要以追求本国经济利益最大化为最高目标，在经济实践中这种本国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主要通过信用货币的价值形态表现出来，而不是通过本国可用于生产和生活的使用价值总量表现出来，由此决定了比较优势贸易理论所提出的一国资源和生产要素得到充分利用的假设条件，在现代贸易发展中得不到很好地满足。此外，如果一国资源等生产要素是不可再生的，那么，在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对外贸易发展格局下，一国必然会非常珍惜其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而不可能通过盲目消耗其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方式，来发展国际贸易。就此而言，比较优势贸易理论所提出的各国通过充分利用本国资源发展国际贸易的假设条件，在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瓶颈约束条件下，并不能得到很好地满足。

第十一，从现代国际贸易发展情况来看，通过增加本国贸易顺差方式来增加本国经济发展总量以及促进本国就业，成为一些国家发展贸易的主要目的；而通过本国发行国际信用货币的方式，向国外进口商品和服务，从而实现以本国信用货币作为表现形式的价值形态向以国外进口的商品和服务作为表现形式的使用价值形态转换，是一些国际信用货币发行国在国际贸易发展中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其在国际贸易发展中主要表现为一国对外贸易的逆差。就此而言，在现代国际贸易发展中，各国贸易收支往往是不均衡的。由此导致了比较优势贸易理论所要求的各国对外贸易进出口均衡的假设条件，在国际贸易发展的实践中并不能得到很好地满足。

从各国贸易活动的具体实践来看，国际贸易总是不均衡发展的。受各国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一国贸易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总是呈现跳跃式的发展变化特征。就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情况而言，多年来，受比较优势理论影响，我国一直停留在以廉价劳动力和资源消耗为比较优势的贸易发展格局中，这种贸易格局，一方面使中国贸易出口在国际上面临较大的反倾销制裁；另一方面，也使中国在对外贸易出口中所获取的收益较少。当然，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外资的进入使中国成为了世界制造业基地，体现较高技术含量的机电设备出口总额大幅增加，但是，这些高技术含量的机电设备生产，多数是由外资或合资企业来生产的，中国只能依此解决就业问题，而不能从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出口中获取较高的利润。由于中国在出口贸易中获利较少，使我国很难通过技术进步的方式，提高本国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实现我国对外贸易的优化升级。当然，在前期强制外汇结算模式下，我国也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一方面，这些外汇储备不是本土企业对外贸易的利润结余，由此决定了其最终所有权并不完全属于中国；另一方面，在信用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国际特殊货币体系下，如果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资源、劳动、技术和管理等真正意义上的生产要素流入，这种停留在信用货币形态下的资本，并不能对一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随着时间推移，受我国人口红利减少以及不可再生资源逐渐减少等双重影响，我国这种基于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优势的低端出口贸易也难以维持。从发达国家来看，其一方面通过技术和管理的比较优势，在与开展的我国贸易活动中获取了巨额收益；另一方面，其还通过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运用自己的技术和管理优势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相结合的方式，在国际贸易分工中获取了巨额收益。由此可见，目前我国以比较优势理论作为指导的对外贸易，不但不能够维持或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而且还会进一步拉大这种发展差距。

三、实现我国对外贸易优化升级的相关对策

鉴于比较优势贸易理论所需要的诸多假设条件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中并不具备，因此，如果按照这一理论指导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实践，则其一方面会进一步拉大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减少以及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减少，我国既有的贸易格局也不能得到基本维持。因此，当前要克服我国对外贸易中存在的诸多弊端，实现我国对外贸易的转型升级，最终利用后发优势，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赶超，就必须突破比较优势贸易理论所设定的假设条件，发展有中国特色、符合我国具体国情的对外贸易，确保我国在对外贸易发展中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具体言之，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通过提高劳动力工资收入水平的方式，提高出口产品价格，使我国体现劳动力优势的对外贸易发展格局得到可持续发展

就贸易的本质内含而言，笔者认为，出口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进口，因此，为了有效地平抑当前我国对外贸易出现的巨额顺差，应该通过提高劳动力工资收入水平的方式，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价格，最终实现贸易收支的基本平衡。从我国前期平抑国际贸易顺差的手段来看，2005年以后，我国主要是通过实行本币升值的方式来调控贸易顺差的，就其实践效果而言，这种依靠传统理论而进行的调控措施，并没有达到理想的调控效果，其一方面没有实现我国贸易收支平衡的调控目的；另一方面在巨额外部投机资金已经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情况下，人民币本币过度升值也使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着较大的金融风险。就本币升值和提高劳动力工资收入水平的作用机理而言，虽然二者的最终目的都在于提高本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但是，其所起到的宏观调控效果却迥然不同。理论上而言，在本币升值背景下，为了应对本币升值压力，出口商可以通过压低劳动力工资的方式，来消化本币升值压力。其一方面使本币升值达不到理想的平抑贸易顺差的实际效果；另一方面，劳动力工资收入水平的降低，将使我国消费市场持续乏力，其在导致消费对于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相对有限的同时，也使我国劳动力自身再生产面临着较大困难，并在很大程度上对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形成了诸多负面影响。

从我国当前劳动力工资的实际水平来看，目前我国劳动力工资仅仅能够维持其自身和子女的衣、食需要，由于国家实行了九年义务教育，因此，劳动力对于其子女的基础教育支出主要是通过公共财政支出来保障的。从劳动力工资性收入对于其家庭的生活保障现状来看，在目前我国特殊的劳动力构成阶段，我国出现了两代劳动力共同抚养独生子女的代际累加贡献效应现象。因此，就目前我国劳动力工资对于劳动力再生产的保障程度而言，我国劳动力工资对于劳动力再生产的保障程度相对较低。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劳动力工资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我国却出现了居民总储蓄不断增长的现象。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有关；二是与劳动力过去培养成本补偿不足（主要表现为青壮年劳动力的父母不但不能享受养老，而且还要继续进行劳动付出）和未来收入不确定预期有关（其主要表现为这些文化程度不高的青壮年劳动力在年老时，将面临较大的养老压力）。理论上而言，提高劳动力工资收入水平，应着力于满足以下几方面的支出需求：一是劳动力工资收入不仅包括劳动力自身的衣食住行收入，还应包含劳动力的医疗和养老收入；二是就劳动力子女抚养而言，一方面劳动力工资应包含其子女必要的衣食支出、医疗支出以及教育支出（除义务教育之外，还包含高中、大学教育支出）；另一方面，从未来劳动力可再生产角度考虑，当前，应该适当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劳动力的工资对于子女的上述开支应满足于至少两个子女的上述开支需求。随着时间推移，劳动力工资所包含的范围还可以依次扩大，进而使我国经济发展与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相一致，使生产与消费之间保持协调发展，最终使经济发展满足居民不断提高的物质、精神生活需求。总体而言，当前提高劳动力工资收入水平，可以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以下作用：

第一，提高劳动力工资收入，可以通过劳动力自身素质的提高以及后续劳动力的培养，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劳动力支持，为经济发展的优化升级提供智力支持。

第二，提高劳动力工资水平，可以有效地刺激消费，充分发挥消费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从而使我国经济发展最终受惠于国民，使我国社会生产服从于社会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

第三，提高劳动力工资水平，可以有效地遏制我国目前存在的巨额贸易顺差局面，有效地应对我国对外贸易所面临的国际反倾销制裁压力，最终实现我国贸易收支的基本平衡。理论上而言，提高劳动者工资收入水平，将提高出口商品价格，由此削减我国由于廉价劳动力竞争所形成的贸易顺差。而劳动者工资收入提高之后，将有效地增加进口，由此可以达到缩小贸易顺差并最终实现贸易收支平衡的目的。

2. 将进、出口平衡作为我国发展对外贸易的基本立足点，通过有进、有出的贸易活动，提高我国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提高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

理论上而言，在我国前期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我们在对外贸易理论认识上主要存在以下两种误区：

一是根据凯恩斯理论的经济总量平衡公式，将出口看成是做大GDP规模的一个重要手段。其实，出口的最终目的在于进口，如果没有有效的进口，那么，对于出口国而言，就是单方面的以资源和劳动为依托的商品输出，其实质上是一种不等价交换的国际贸易，由此实现的GDP增量，也是一种没有使用价值形态的商品或劳务做支撑、单纯以信用货币作为表现形式的价值形态增量。此外，一些人鉴于GDP与就业的正相关关系，认为通过出口增大GDP规模，可以有效地解决就业问题，其实，在只有出口没有进口的对外贸易条件下，劳动力参与出口产品的生产，其完成的只是劳动力的货币化过程。因为，劳动力在取得价值形态的收入之后，理论上而言，与这部分用于出口而产生的劳动力货币化形态相对应的商品或服务，应该通过进口的方式来解决。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其主要通过在国内购买商品或服务的方式，来实现价值形态向使用价值形态的转换。由此可见，在进出口不均衡的贸易条件下，以解决就业问题为主要目的的出口增长，其最终不能解决国内新增就业劳动力对于商品或服务的消费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种以增量出口所实现的增量就业，对于提高国内居民消费水平而言，并没有实质性意义。

二是我国多年来存在的出口大于进口的不均衡贸易格局之所以长期存在，其在很大程度上与将以美元为代表的国际信用货币视为黄金商品货币的错误观点有关。理论上而言，在黄金作为世界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下，根据休谟的黄金输出、入点规则，黄金的自由流入和流出，本身可以使一国贸易收支自动地实现均衡。然而，从目前国际货币体系来看，一方面，美元是信用货币；另一方面，美元又承担了世界货币的职能。由于我们前期将美元等同于黄金商品货币，在进、出口不均衡的情况下，通过长期持有大量美元的方式，来实现另外一种形式上的贸易均衡。理论上而言，不管美元贬值与否，美元最终只是一种价值形态，而黄金既是一种价值形态又是一种使用价值形态，因此，我们前期将作为价值形态的美元用于弥补国际贸易收支不平衡的做法，其本身也违背了国际贸易发展的初衷。其一方面导致了我国对外贸易顺差长期居高不下；另一方面，也使我国经济运行面临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

从比较优势贸易理论的本质内含来看，建立在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之上的国际贸易，其最终目的在于通过国与国之间相对优势的贸易活动，最大限度地提高本国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和实现本国居民消费效用的最大化。根据这一理论原则，当前，在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中，应将实现贸易收支平衡作为我国发展对外贸易的战略基点，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调整贸易进出口结构，充分发挥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一方面出口我国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在目前阶段，其主要表现为体现可再生劳动力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体现我国地域特色的可再生农业产品。随着经济发展，要最终实现中国出口贸易的优化升级，我国商品出口就必须逐渐由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农业产品，转向以技术和文化做支撑的高端产品，其主要表现为出口具有高技术含量的科技产品，出口具有丰富文化底蕴的文化等精神产品等；另一方面，通过进口我国相对劣势产品的方式，提高我国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实现居民消费效用的最大化。就现阶段而言，当前，我国进口的生产要素主要体现在我国相对稀缺的不可再生资源、具有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技术人员、具有较高科技含量的专利技术以及先进制造装备等方面；对于消费品的进口，主要体现在有利于提高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的商品或服务等方面，如我国不能生产的食品以及有利于我国居民衣、食、住、行水平不断提高的其他国外产品等。可以预计，建立在进、出口均衡基础之上的国际贸易，一方面将使我国充分享有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国际分工所带来的诸多好处；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最大限度维护本国利益的前提下，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通过必要的政策调整，力促我国进、出口的均衡。从对外贸易政策来看，我国前期曾通过压低劳动力工资、实行出口退税的方式，促进国内产品出口；同时，对于国外产品征收高关税的方式，抑制进口，由此导致我国出现了大量贸易顺差。为了实现进、出口平衡，当前，有必要在贸易政策上做适当调整。就出口政策而言，可以通过取消或降低部分行业出口退税优惠政策的方式，来抑制高能耗、高污染以及资源消耗大的商品出口，以此抑制出口总量；就进口而言，对于有利于提高居民衣、食、住、行等消费水平的商品进口以及有利于提高我国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技术、生产装备进口，应适当降低乃至取消进口关税。通过出口和进口的贸易政策调整，最终实现我国对外贸易收支的均衡。

3. 通过必要的政策引导，使我国贸易在进、出口基本平衡的基础之上实现优化升级

理论上而言，根据比较优势理论所要求的假说条件，目前我国很难通过比较优势贸易的开展，实现经济的跨越式赶超。实际上，从我国前期对外贸易发展情况来看，我国基于国际比较优势而采取的以市场换技术的措施，并没有使我国获取更多的技术，其主要表现为我国基于比较优势而开展的大量廉价劳动力产品和资源出口所积累的巨额外汇储备，并不能通过从国外进口技术等先进生产要素的方式，实现我国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这就要求今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要突破比较优势贸易理论的束缚，通过必要的政策引导，实现我国对外贸易在进、出口基本平衡基础之上的优化升级，最终提高我国对外贸易的核心竞争力。为达此目的，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充分利用现有的外汇储备，通过进口国外先进生产要素的方式，提高我国生产要素的质量。理论上而言，当前我国所拥有的巨额外汇储备，并不是我国本土企业开展对外贸易所积累的利润结余，而是既包括本国生产要素货币化成份，也包括对来自于外国的投资和投机主体的负债成份。因此，在人民币已经大幅升值、外部投机资金获利丰厚的背景下，目前不宜通过实行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方式，开放中国的资本市场，而应该通过充分利用这些外汇储备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方式，提高我国技术水平和对外贸易的竞争力。当前对于外汇储备的使用，应重点用于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人才、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以及进口我国稀缺的资源，通过国外先进生产要素的引进，最终丰富我国生产要素的数量，提高我国生产要素的质量，进而为实现我国对外贸易的优化升级提供必要的生产要素准备。

第二，通过加大教育和科技投入的方式，为实现我国对外贸易的优化升级提供人才准备。从现代国际竞争来看，其最终表现在科技和人才的竞争。因此，为了有效地提高我国对外贸易的技术含量，实现我国对外贸易的优化升级，当前，应通过加强教育和科技投入的方式，培养大量的技术人才，夯实我国基础科学研究基础，最终促进我国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从我国教育和科研投入来看，当前我国教育和科研资金投入总量依然较低，资金使用效率也不高，其主要表现为：由于教育、科研工作者工资收入水平较低，使一些教育工作者和科研工作者无法专心投入工作，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育和科研质量；而对高中及大学实行的自费教育也使很多优秀人才留在校门之外，步入外乡打工的廉价劳动力行列，其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我国劳动力素质的进一步提高；在研究生教育阶段的低投入，也使大量优秀学子流出海外，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我国优秀理工科人才的大量流失。上述现象的存在，一方面使我国对外贸易长期停留在低端水平；另一方面，也使我国科技进步缺乏必要的人才支撑。为了实现我国对外贸易的优化升级、促进技术的不断进步，当前，应该通过不断加强科技、教育投入的方式，提高教师和科研工作者的收入水平，使他们专心工作；通过适度控制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方式，提高对于高中、大学及研究生阶段的学生补助水平，使他们安心学习，为我国科技的发展提供必要的人才准备。只有这样，我国对外贸易才能依靠科技的进步，实现优化升级。

第三，在引进外资上，抛弃对于外部资本盲目崇拜的误区。一方面，注重引进外资的质量；另一方面，要将外部资金和资本区分开来。理论上而言，引进的外资必须要有技术、生产设备、管理等使用价值形态的外部生产要素流入做支撑。从当前外资企业的生产性质来看，其一方面通过资金、技术及管理与我国劳动力、资源相结合的方式，生产相应的产品，满足外资流出国或其他发达国家生产和消费需求，从而实现了外资流出国投资品和消费品生产产地的有效转移；另一方面，通过资金、技术及管理与我国劳动力、资源相结合的方式，生产供我国居民生产和消费的产品，并在其中赚取了大量利润。从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角度分析，外资企业用于前者的生产，对于提高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并没有什么意义；而用于后者的生产，虽然满足了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但是，外资也在其中赚取了大量利润，外资的进入并没有起到提高本土企业竞争力的作用，反而使国有品牌毁于一旦。更有甚者，在人民币大幅升值的背景下，一些外部投机资金进入中国市场之后，通过圈地或存入银行的方式，赚取了大量不动产增值收益和汇兑收益。由此可见，我们并不能认为，不管是什么形态的外资，只要进入中国市场都是对国家有利的。当前，在外资流入是否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判断上，要着力把握以下几个判断基点：

一是只有那些有技术、资源、管理做支撑的外资流入，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外资流入，才能真正地对我国生产要素起到增加的作用；

二是只有那些能够给国内带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外资流入，才能真正地起到提升我国技术水平的作用；

三是只有那些生产产品服务于本国居民消费层次提高的外资流入，才能真正地起到提高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作用；

四是由于外资流入而使本国资源、劳动等生产要素实现以外币作为表现形式的货币化收入，只有能够在国外购买相应的生产要素或消费产品，才能真正地实现货币形态收入和实物形态供给之间的均衡。否则，单纯地以信用货币作为表现形式的价值总量的增加，必然会使我国经济运行面临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我国对外贸易实现了快速发展，但是，其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这些问题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已经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笔者认为，要解决目前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首先，要在对外贸易理论上正本清源，客观地认识到在国际特殊的信用货币体系下对外贸易发展的本质特征，在于实现各国商品的互通有无，而不是实现本国生产要素以外币作为表现形态的持续货币化；其次，在“逐利”的市场机制作用下，一国对外贸易顺差应更多地体现为本国出口贸易的利润结余，而不是进出口之间的差额。理论上而言，只有在市场化条件下以追求“利润”为趋动力的国际贸易发展，才能通过出口利润的提高，在发挥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再次，由于我国对外贸易顺差更多地表现为本土生产要素外币化的结果，在我国科学发展仍然缺乏领跑国际前沿技术的条件下，我国由贸易顺差所导致的巨额外汇储备并不能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理论上而言，在国际信用货币条件下，一国本币的国际化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以及全球国家对于其出口产品的刚性需求，当然，还有该国军事实力对于其本币国际化的保护程度。因此，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解决人民币“外升内贬”的关键着力点，不在于通过金融手段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而在于通过从国外引进大量理、工科技术人才和高新技术的方式，提升我国生产要素的国际竞争力；最后，在信用货币经济条件下，虽然一国经济发展主要通过以信用货币作为表现形式的价值总量体现出来，但是，这种价值总量最终必须取得具有一定使用价值形态的商品和服务做支撑，而从商品和服务供给的源头来看，其主要取决于一国资源、劳动、技术和管理的可持续供给数量和质量。因此，为了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对外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当前在克服对于信用货币形态的外资资本盲目崇拜的同时，还必须通过提高国内劳动者工资水收入平，加强教育和科技投入的方式，实现上述生产要素的可持续供给和质量的不断提高。

[注 释]

① 本文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海关总署网站公开的各年度统计数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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