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旅游活动与地域文化变异消亡之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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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旅游地的旅游开发，带来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也带来了旅游地当地居民价值观念的变化，同时也出现了特色地域文化的变异及消亡。立足于旅游开发行为，讨论其影响特色地域文化变异的风险机理以及地域文化变异对旅游开发所能起到的反作用；并以嵩山文化圈的某些文化特质的变迁发展与变异消亡为例，建议旅游开发行为应当提升开发理念水平、主动承担社会文化责任并受到相应地监督制约。
关键词：地域文化 变异消亡 风险机理 旅游活动
中图分类号：F59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5-0181-04
1.旅游地特色地域文化内涵。旅游地的特色地域文化，在空间地域上，表现为旅游地居民在该地域生活环境中，长久积淀形成的文化特质的旅游文化圈层，汇聚融合了当地的方言习俗、道德观念、、艺术追求等多种元素共同组成的地方特色文化体系[1]。当然，旅游地地域文化在接受旅游开发者、外来旅游者的同时，也产生了交流与互动的过程[2]，其中，“居民”、“开发者”、“游客”等诸多“人”的角色，则成为地域文化圈层体系中最为鲜活的载体形式，并且他们之间的互动影响则构成了旅游地特色地域文化变迁的主要影响主体。只是当前有关此方面的研究，并未细分其间哪一类主体的作用强度及作用方式最为直接、最为深刻。
2.旅游地特色地域文化变迁形式。旅游地域文化的变迁，按照影响作用方式，可分为两大类：首先，旅游地特色地域文化变迁存在自身的客观规律，是旅游地文化圈层内各类文化的层次与特质的动态变化，也是旅游地特色地域文化这一自组织系统，对外来文化的扬弃及自身结构的重建。其次，在历经了历史发展长河中的政治、经济、外来文化、突发事变等多种影响因子的交互作用，该地域文化圈层也会在承受外力交互影响作用下，发生了特色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变异，这就表现为某些文化特质的变异消亡或者变迁发展。但是不管旅游地特色地域文化是由于自身演化还是受制于外力影响因素的变化，旅游地的当地居民及其地域环境，则是旅游地特色地域文化的最直接表现载体，这也是目前从旅游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最多的旅游地当地居民感知课题[3]。但是更加深入研究那些能够影响到当地居民文化价值观以及地域环境变迁的可控因素（旅游开发行为）和不可控因素（外来游客行为），则是寻求当地文化变迁发展与变异消亡的经验与教训、探求旅游地特色地域文化预防变异风险的现实需求。
3.旅游地特色地域文化变异消亡的表现。以往有关旅游地特色地域文化变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文化、古城古镇古村落等文化载体，例如，苏州园林、丽江古城、宏村古村落等等诸多旅游地的特色地域文化变迁状态来看[3~4]，当地特色的古典园林文化意境、村落村寨文化、特色民族文化逐渐减弱、消亡的现象居多。但有关综合的特色文化圈层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而事实上科学合理地把握旅游地的综合的文化圈层、文脉信息，是旅游开发行为能够尽可能遵循旅游地文化圈层自组织系统的运行规律的前提保障，也是旅游开发行为能够在地域文化基础上合理创新、延伸旅游资源特色内涵、设计有吸引力的旅游文化产品的理念准则保障。
许多事例说明，旅游开发在给旅游地带来当地旅游经济发展的同时，却未能够给当地带来相应的文化繁荣，反而出现旅游地特色地域文化迷失与变异的现象。例如，旅游开发行为，使得当地居民的价值观（特色地域文化的主要载体形式之一），从传统民风转变为过度追随市场化的欺客宰客；还使得当地居民因为旅游开发利益分享方式与分享程度矛盾，而与旅游开发商、当地政府之间形成冲突；甚至还使得当地居民在旅游开发利益分配不均条件下，宁愿选择劣质经营、破坏环境等不惜损毁自身赖以生存的地域文化环境的短见行为。仅把地域文化特色消亡的责任推脱于旅游地当地居民，是不科学的。事实上，导致旅游地当地居民价值观念劣化、导致特色地域文化负向变异的始作俑者，是旅游开发者在旅游地盲目追逐开发利益的旅游开发行为，此种行为较之当地居民作用于地域文化的行为，更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效率要求，影响力度也更为显著深刻。
二、旅游地特色地域文化变迁风险机理分析
1.旅游开发行为是特色地域文化变异风险过程中最为显著的外力因素。旅游地特色地域文化的形成与积累时期非常漫长，其自身变异风险也是客观存在的，尤其是在外力影响因素的作用下，只是各个不同时期阶段，外力影响因素的作用程度不一。首先，在未进入产业化时代的早先时期，自然环境变化、政治权力与社会动荡、历史沉淀积累等因素对其影响比较显著。其次，当进入产业化市场经济时代后，市场经济追求高效率，时间就是金钱，资本追求高利润等等，使得很多特色地域文化逐渐没落。最后，后来兴起了市场化的旅游开潮，只是，旅游地的开发行为产生了比以往各个阶段更加广泛而深刻的文化冲击力量。旅游开发行为作为后来居上的外力影响因素，在追逐旅游经营效率与利润效益的过程中，为了简单迎合旅游者需要，而建设粗糙的旅游设施，粗放无序经营，利益分享矛盾日益激烈，致使特色文化意境与本质内涵遭受破坏。
2.旅游开发带来的旅游地特色地域文化变异消亡的风险主体。在特色地域文化圈层体系变异风险中，“当地居民”、“旅游开发者”、“游客”等诸多影响主体的作用强度不一样。其中，旅游地的外地游客是流动群体，虽然他们对旅游地的地域文化的影响属于多方面的，但毕竟属于频繁更迭的，毕竟不是所有的外来游客都会给旅游地带来消极的、深刻的影响，并且当地居民并不是在所有外来旅游者面前都会丧失自信心。但是进驻旅游地“开发者”，不管是外来的旅游投资开发商，还是当地政府直接作为旅游开发主体，都是展现出具备资本优势、更能适应市场运营规则的强势主体的典型特征。旅游开发主体在旅游地相对稳定持续的旅游经营行为，并未合理分享给当地居民的可观收益，则会对当地普通居民、小经营商户及旅游开发企业的基础旅游从业人员，带来更为深刻的对比反差影响，这要比外来游客给当地居民带来的文化干扰影响更为广泛而深刻。旅游开发行为的受益者，只要建起景区大门、拦起景区围墙，其坐收门票的一天营业额就可以比当地普通民众一年甚至多年的劳作、经营收入还要多很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旅游景区当地居民、商贩的欺客宰客行为，其实是对当地旅游开发行为的低劣效仿。以当地居民为载体的地域文化传统，还是独特且脆弱的，则会在引入市场化运作的旅游开发经济行为的过程中逐步展现出以下风险：被引入的旅游开发经济效益，必然会被其负面效应和先前未被正确评估的环境后果、社会后果、文化后果所抵消[5]，那么，旅游地特色地域文化的变异消亡则会在所难免。
3.旅游地特色地域文化变异风险反作用于旅游开发行为。当然，特色地域文化本身也存在着对旅游者和旅游开发者的影响渗透，它以自身变异消亡方式，警示旅游开发者开发旅游资源及旅游产品时，真正所能依托的吸引力资源――事实上也是当地的特色地域文化；并且通过影响旅游地游客规模的方式，迫使旅游开发者重新意识到应该尊重旅游地特色地域文化的原真性，否则就无法吸引旅游者来到旅游地旅游，也就无法实现旅游开发者预期的经济价值了。例如，嵩山景区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实现过267万的年游客规模；但由于后续旅游开发行为的失控与失误，致使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出现游客下滑的局面，甚至跌落至不到50万人的年游客数量低点，这与同时期周庄古镇、丽江古城等其他地域文化促使旅游业兴旺发展的局面形成了鲜明反差。究其原因，嵩山特色地域文化景观在无序旅游开发和无序经营的干扰作用下，丧失了对游客的吸引力，并且致使当地旅游开发利润大打折扣，甚至亏损。
三、嵩山文化圈作为特色地域文化的变异风险分析
1.嵩山文化圈的特色地域“标的”文化的自身变异风险。五岳之中的中岳嵩山，作为中国特色的名山旅游，具有相当大的知名度与影响力。更深一步而言，嵩山特色地域文化圈是围绕中岳嵩山为中心的地域范围内所形成的特色地域文化，堪称中华文化的缩影。所谓的“嵩山天下奥”概括起来有两个含义：一是嵩山自然景观的“奥妙无穷”；二是嵩山像一部“博奥精深”的文化史册，嵩山文化圈的特色地域文化的自身传承与变迁轨迹，在全国、全球范围内都应该具有非常独特的文化“标的”意义。只是绝大多数的文化“标的”，在近来的市场经济浪潮中，都萎缩成了历史遗迹、抽象文化记号，其所蕴涵的特色地域文化信息仅仅表现为庞杂浅层的描述性文字，从而丧失了鲜活的文化吸引力和文化凝聚力。即便当前政府作为旅游文化的开发者和营造者在极力打造嵩山文化品牌，但想实现嵩山文化变迁发展尚需时日。
嵩山文化圈包含了“中华文化源泉”文化、“天地之中”建筑文化、封禅祭祀礼制文化、佛教禅宗祖庭文化、儒教理学策源地文化、道教洞天文化、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少林拳法发源地的武术文化、严谨超前的天文科技文化等等 [6]，在全国甚至全世界都具有的地域特色“标的”文化。但是尽管嵩山文化圈的特色文化“标的”非常富集，其中诸多文化类型的内涵特质的传承，不能适应市场经济进程，而具有发生自身变异的倾向。究其原因，大多数保持有相对特色的地域文化，基本上处于相对封闭状态；其文化传承与变迁，与当前全球化市场经济文化的强势扩散相比，具有相对的脆弱性与缓慢性。但正因为此种与众不同的弱质文化，又在市场经济体系中拓展出了最适宜发挥其文化感召力的领域――文化旅游产业。但是从地域文化旅游开发的角度来看，浅层浮躁而深度不够的旅游开发理念，则是导致嵩山文化圈的特色地域文化“标的”消亡的主要原因。
2.旅游开发深度不到位，导致特色“标的”文化消亡。在嵩山特色地域文化的旅游开发进程中，仅仅是少林武术文化处于一枝独秀的变迁发展状态；而其他深刻而厚重的文化内涵，则处于前者的垄断、遮蔽效应之下。少林寺的武术文化，以其形体化展示的自身特色优势，加上早期电影《少林寺》的影响和少林寺方丈释永信的持续经营等外力影响因素的适时引导与推广，而成为嵩山文化圈层中最具有旅游吸引力和文化表现力的文化载体。但是，少林武术文化一枝独秀的文化变迁发展态势，并不能掩盖其“禅武结合”力度不够，佛教禅宗主旨内涵缺失的弊端，因为大多少林武僧武术表演节目仍然处于展现武术动作的层次。事实上，少林寺更为核心的文化“标的”价值在于其开创的佛教的新一流派――禅宗，推崇“顿悟”的禅修理念具有中国特色。直至目前，有关少林寺作为禅宗祖庭的有形文化展现作品仍然非常少，适合普通文化层次的旅游受众群体理解与接受特点的禅宗节目形式也非常少。
与此同时，少林武术文化旅游开发的发展态势，相对于嵩山地域其他文化旅游开发，已经形成了“垄断与屏蔽”优势，挤占了嵩山其他特色文化类型的旅游可持续发展空间。例如，游客们很少有机会了解“嵩阳书院作为儒教中最大流派――程朱理学策源地”的文化“标的”地位，仅仅游览一座院落遗迹、看看三颗将军柏和大唐碑就匆匆离去，游览时间不会超过40分钟。很少游客有机会了解到嵩山是中国帝王推崇“受命于天”的礼制文化而最早选择祭祀的山岳，嵩山作为封禅文化起源地的“标的”意义被文化圣山泰山所取代；也很少人记得可以在嵩山追寻到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一反先贤帝王泰山封禅足迹，而唯独选择中岳嵩山封禅的独特文化“标的”；大周封祀坛[7]，作为则天女皇在拜谒嵩山后兴建三座祭祀坛之中唯一仅存的历史文化遗迹，几乎处于世人遗忘的角落。也很少了解中岳庙建筑群，是中国诸多道教建筑景观之中，唯一现存的礼制规范最为完整的代表作，同时也见证中国的“天地之中”山岳信仰。游客对于唐代僧一行创制天文历法《大衍历》的地方――会善寺、元代郭守敬创制先进的《授时历》的地方――观星台等天文科学文化遗迹的理解，仅限于历史教科书中的文字记载。嵩山文化圈的史前、史初人类古文化遗迹，在推进中华文明形成中的核心作用[8]，更是鲜为人知。2004年嵩山成功申请第一批世界地质公园，总算是借助于政府推进文化特质资源保护方式，实现了吸引游客注意嵩山见证华夏古陆35亿年来的地质演化，但很少游客能够理解“五代同堂”地质文化“标的”意义。
3.旅游开发行为过度，导致特色地域文化的变异。由于20世纪80年代《少林寺》电影拉动嵩山景区游客数量增长刺激，此后一段周期内，嵩山旅游开发行为处于过热、失控状态，嵩山景区内原有的山林、绿地被村庄、居民点逐渐蚕食[9]，1990年景区内居民商户的建筑面积2.95万m2，到了2002年景区内居民商户的经营建筑面积增至51万m2，增长了16倍。这一时期，景区内欺客宰客的商业气息浓厚，核心区域的生态环境也出现明显地城市化倾向，核心景区内的人口密度达到2万人/km2，大大高于正常城市人口密度指标。
与此同时，各种过度、无序的旅游开发建设行为蜂拥而上。例如，在此阶段政府作为旅游开发的投资主体，在少林景区内开发建设的占地3.6hm2，建筑面积910m2的“仿古旅游市场”；在中岳庙景区投资500万元，建设一期工程占地1.86 hm2，建筑面积4 781 m2的“中岳封神宫”；以及后来合资建设的“少林游乐宫”、“少林达摩宫”、“少林靶场”等诸多项目[10]，后来都陆续以政府另外斥资拆除方式而告终。显然，这些建了又拆的低水平、无意义的旅游开发建设行为，直接改变景区原有的地域文化景观环境，地域文化被低劣的商品文化信息充斥掩盖。
4.适度合理的旅游开发行为，带来特色地域文化的变迁发展。2003年初至2004年，登封市政府投入3.5亿元左右的资金总额，对嵩山核心景区内的私搭乱建建筑，进行了大规模的地域环境氛围整治工作。政府直接作为的旅游环境氛围营造主体的行为，确实产生了重现“深山藏古寺，碧溪锁少林”的文化意境的良性变迁效应。
2005年6月，郑州市天人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开发设计了全球最大的山地实景演出项目《禅宗少林・音乐大典》，投资3.5亿元，演出项目投资1.15亿元，2007年4月正式运营，此种适度合理遵循地域文化本底特征的旅游开发行为，为游客提供了一把解读嵩山禅宗文化奥秘的钥匙，为嵩山文化旅游、河南文化旅游增添一张“新名片”。2008年荣获“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中国创意城市文化名片”等殊荣，被列入首批“国家文化旅游重点项目（文化旅游类）名录”。目前音乐大典二期工程正在建设，计划投资4亿元，六年内完成，计划把音乐大典项目打造成以禅文化为特色，融娱乐性、知识性、参与性、与体验性为一体的新型文化旅游产业项目，继而实施连片开发，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
2010年8月，在政府力量的推进下，嵩山成功申请世界文化景观遗产，所打的“天地之中”历史文化建筑品牌，是对嵩山作为中华文化圣山的地域文化体系的集中梳理。所传递的“天地之中”、“文明源泉”的“标的”文化信息，显然政府保护特色地域文化的公共行为，为2009年底新成立的港中旅嵩山少林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创造了良好的公共媒体的营销推广平台。2010年，嵩山景区游客量实现290万人次，同比增加25%，收入实现1.8亿元，同比增加40%。嵩山“天地之中”特色地域旅游文化，正在逐渐被旅游受众群体所接纳。
四、防范特色地域文化变异消亡的旅游开发导向与对策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旅游开发所带来的旅游地特色地域文化变迁或变异的影响力度最为深刻。旅游开发者应重新审视所持有的地域文化开发观念，应该在遵循旅游地地域文化变迁轨迹的自身规律特征的基础上，科学严谨的推进地域文化景观与环境营造行为；合理承担自身企业应该对当地社区居民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妥善运用市场营销、事件策划等间接开发旅游地文化的诸多手段来影响和引导外来旅游者的行为；并且应该在政府的监督管理下，自觉规避旅游开发给旅游地域文化带来的变异风险。
1.引导旅游开发者提升地域文化开发观念，科学审视开发的着力点。旅游地的旅游开发者作为地域文化最具有影响力的主体，应该重视科学的文化开发理念，在选择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与策划的着力点时，一定要本着“原真性”的原则来塑造“真实”的“舞台化”场景。这就要求开发者在理解地域文化内涵时，必须把握核心文化内涵。禅宗推崇的“顿悟”，作为佛教在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本土教派，其境界之高一直鲜有得道高僧参透，这就限制了旅游开发者，开发“禅宗祖庭”这一特色文化“标的”的科学着力点。但日前在全球化范围内广为传播的瑜伽“禅修”，则具有广阔的市场受众群体，可见后者抓住了在当今社会的激烈竞争条件下，人类寻求放松与超脱的精神文化需求。而事实上，旅游开发商应该更加深入挖掘禅宗主张的“抛弃尘世功利和喧嚣、在顿悟中感受人生价值”的文化内涵，可以借鉴具体的禅修音乐及禅修动作设计，来帮助游客实现“追求心灵宁静，超脱拜金拜物的物欲权欲”的逃逸心理诉求。
2.建立社会公众的监督机制，敦促旅游开发者承担社会责任。期望旅游地的旅游开发者能够主动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尤其是对旅游地当地居民所应承担起的社会责任，毕竟还是有难度的。除非开发者能够意识到：开发当地特色旅游地域文化产品项目的持久生命力来源于地域文化的本土载体――当地居民。如若当地居民的对抗，会使得旅游地域文化枯竭，文化产品真正成为“伪文化”，失去文化产品的“人文背景”。但是当前由于旅游地当地民众的自我维权能力与意识以及参与当地特色地域文化开发的能力相对有限。至少直到目前为止，当地居民几乎无缘涉及到嵩山特色地域文化的旅游开发与旅游产品的原创设计，其话语权的卑微状态可见一斑。并且，很多嵩山当地居民在嵩山景区地域环境景观治理与拆迁过程中，更是付出了丧失农田、参与景区经营利益合理分成的代价。因而，必须呼吁建立起更为完善规范的公共舆论监督机制，敦促旅游开发商重视当地居民的利益诉求。
3.加强政府对旅游文化开发与经营秩序的监督与惩戒力度。在旅游文化开发行为之中，可能会衍生出滥用宗教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念等领域内的负面形式。例如，曲意迎合崇洋媚俗、附会承奉低级趣味，使得当地地域文化丧失自豪感；或者自毁诚信来诱骗游客购买劣货假货；更有甚者有很多景区宗教场所利用游客敬神畏神的心理，而强拉游客拜佛纳贡、占卜算命，功德香价格不菲等等。2009年嵩山风景区还出现当地居民假冒僧人有组织有预谋地算命骗钱行为，严重损害嵩山特色地域文化，后来警方力量介入终结此事。政府各部门以及各类宗教事务管理协会部门，应当认真审视当前市场经济浪潮冲击下的景区及文化场所的经营开发行为，加大对其监督与惩戒力度，才能防范特色地域文化的变异。
总之，科学规范、合情合理的旅游地域特色文化的开发行为，能够使得旅游地特色地域文化圈层在经受强大的外力干扰下，仍然保持兼容并蓄、吸纳与传承的强大生命力；并且能够使得旅游地的特色地域文化与外来旅游者的关系转变为“铁打的营盘”与“流水的兵”的渲染与受感染的关系，这就真正实现了旅游地域文化的持久吸引力。也就是说，旅游地以开放姿态与引导价值取向方式，来防范旅游地文化风险实为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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