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低端锁定”,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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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这三个转变，是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概括。它既是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成就与不足的总结，也是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经济摆脱“低端锁定”，走向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选择，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经济增长方式粗放，注重经济数量扩张，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经济增长的代价大是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存在的大问题。早在“九五”计划中我国就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客观地说，十多年来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其中的原因，除经济体制改革不到位、政策不完善、受到经济发展阶段的客观制约等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被忽略了的因素，这就是我国对外开放政策所面临的“全球价值链分工”这一特定的国际经济分工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制造业生产体系在全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垂直分离和再构，出现了全球价值链分工这一新的经济现象。全球价值链分工，也称垂直专业化分工或产品内国际分工，具有鲜明的特点：第一，使传统以产品为界限的国际专业化分工逐渐演变为同一产品内某个环节或某道工序的专业化分工，国际分工对象从产品层面深入到工序层面。第二，使生产过程的各个阶段和功能分散于各国或地区以充分利用各国(地区)的比较优势。第三，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实质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整合，跨国公司成为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主导力量。第四，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细化导致了国与国之间的比较优势更多地体现为全球价值链上某一特定环节的优势，而非传统的最终产品优势，从而打破了传统国际分工中的国家边界。第五，全球价值链分工表现为劳动密集型工序或劳动密集型零部件生产，与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工序或零部件的生产之间的分工，以及设计与制造的分工。

全球价值链分工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和产业升级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但也会形成不利影响。发展中国家发挥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与重视产业升级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不再成为矛盾，通过从事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发展中国家获得了发展这类行业的机会，并借此参与到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循环，充分发挥基于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促进本国经济增长。但必须注意的是，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是廉价劳动力或各种自然资源，只能以代工者的身份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制造性环节，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是技术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积累，以主导者身份占据且控制着全球价值链中的核心技术研发、品牌或销售终端等高端环节。在这种国际经济分工格局中，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生产工序或环节往往是技术含量不高的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和环境污染型。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持其比较优势，长期压低国内劳动力成本和资源价格，导致国内有效需求，特别是高端需求规模难以扩大，资源价格体系扭曲，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严重，自主创新能力难以形成。发达国家作为价值链中的主导者，会设计各种参数(包括技术标准、专利授权、质量、环保、交货、库存及价格等)来控制发展中国家以代工者身份参与其价值链体系的本土企业的利润空间、技术赶超和价值攀升过程，进而迫使作为代工者的发展中国家被“俘获”或“锁定”于低附加值、低创新能力的微利化价值链低端生产制造环节，形成“低端锁定”。

“低端锁定”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十分艰难。如发展中国家的本上企业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塑造全球品牌与独立构建国内乃至国外的销售终端渠道时，就会遇到掌握核心技术专利和标准体系的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和掌握国际需求市场销售终端通路与品牌的发达国家国际大买家的“封锁”。如国内消费市场需求不足，就要依赖加工贸易形成的出口促进经济增长，为了形成加工贸易的比较优势就得不断维持甚至压低劳动力成本和资源价格，结果是国内需求，特别是高端需求更难以扩大，形成恶性循环。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以加工贸易方式逐步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基于低成本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在牛产分工的全球资源整合中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发达国家将大量生产制造环节转移到中国，产生了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效益，也促进了工业技术水平和管理方式的改善，从而有效提升了中国工业整体的生产率水平，经济绩效令世人称赞。然而，长期依赖于大量资源消耗和低劳动力价格的、以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为主的传统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已显现出“低端锁定”效应，增长的负面效应越来越大。“低端锁定”与经济体制改革不到位等因素相互结合，相互影响，使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也被“锁定”，且转变难度较大。因此，突破“低端锁定”。对于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和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只有按十七大报告提出的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走中国特色新兴工业化道路，才能突破“低端锁定”，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体说，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市场规模，缩小日益严重的城乡、地区问的收入差距，形成一个足够规模的国内需求市场和合理的需求结构，加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缓解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出口拉动的压力。特别是要促进消费需求结构升级，形成一个能够支撑国内企业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有效高端需求市场。为此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者在企业所创造的价值中的分配份额，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促进社会中产阶层的形成。

其次，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培养自主品牌，建立国际销售终端网络，使我们的比较优势由廉价劳动力或各种自然资源向技术创新能力和销售渠道与服务质量转变。要使我国的产业由“微笑曲线”的中间低附加值段向两端的高附加值段发展，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高端部分。逐步推进生产工序的升级，努力提高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从中获取更大利益。特别是要充分利用我国人口优势，加快发展教育事业，尤其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变人力资源大国为人力资源强国，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占据和控制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技术与劳动双密集的部分。使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

再次，充分利用全球价值链分工带来的机遇，利用我们的自主品牌和国际销售渠道优势，将加工贸易中的低技术含量部分向其它经济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对于经济欠发达国家来说，在工业化起步阶段，基于资源禀赋优势从事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环节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也是发挥各国比较优势的客观要求。我国已走过了这一发展阶段，但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没有完成这一过程，有的甚至还刚刚起步。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全球价值链分工这个国际战略机会，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改善民生”，实现互利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