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述王艮思想及其“民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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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艮作为“心学”的继承者，泰州学派的创始人，在王阳明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并创立了自己独特的思想，本文将就王艮思想以及贯穿其整个思想的“民本”思想加以简略述之。

关键词：百姓日用即道；淮南格物；民本

王艮，明朝中叶人，字汝止，号心斋，泰州安丰场人，出身于一个以制盐为业的手工业者家庭，世代都是贫苦的灶户，他是我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出身于手工业者的思想家，教育家，泰州学派的创始人。据《年谱》记载，王艮七岁入私塾读书，后因家贫，十一岁时辍学，十一岁至十九岁的八年间，他在家从父“就理家政”，参加制盐生产，十九岁时奉父命外出经商，这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机，也是他人生的“二变”，在此期间，由于经营得当，王艮的家境日益富裕，这也为他晚年的学术活动提供了物质基础。王艮二十九岁时实现了他人生的“三变”，即由商人变为学者。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万物一体，宇宙在我之念”的心学思想，企图以此来启迪下层劳动人民。王艮三十八岁至四十七岁这十年，师从王阳明，崇奉心学，领悟了“夫六经者，吾心之注脚也，心即道，道明则经不必用，经明则传复何益，经传印证吾心而已矣”的心学宗旨。在此期间，王阳明接受了心学的基本思想，并在“明师良友”的指点下，批判并结合自身观点，酝酿构造了自己的学术体系，并在四十八岁至五十八岁的十一年间，“自立门户”，创建了自己的学派，即“泰州学派”。

王艮一生的学术活动经历了“三变”，王襞把“不由师承”、“见阳明翁”、“传道授业”作为王艮学术“三变”中每变的起点，他一开始为学便“直以圣人自任”，敢于对圣贤的神圣性表示怀疑，并且“不泥传注”，对经书传注的权威性表示怀疑，“每读书，反身验之躬行”，把“精思”与“力行”结合起来，并对割裂知行的做法表示怀疑。正是在这敢于质疑的十年，王艮在良师益友的指点下，在自身的努力求索中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学术思想，总括起来，王艮的学术思想大抵有四点，即以“百姓日用即道”为特点的“良知说”，“淮南格物”说，以“民为贵”的社会政治主张和“启发愚蒙”的平民教育思想。

王艮师从王阳明，就是从服膺他的“致良知”学说开始的，即认为“良知”是人心所固有的，“没有良知之外知”，即“良知”之外再没有其他的知识，为了与前人的“良知”说相区别，王阳明在“良知”前加一个“致”字，对此王艮并不赞成，他将“致”放于“良知”之后，讲“良知致”，即是说“致”是“良知”的发用，“良知”不用扩养，应该根据“良知”去做，而“良知”就是“自然而然”的性质，给予它任何外来的附加，都会破坏它的本性。王艮根据《大学》“物有本末”的思想，认为“良知”有体有用，“良知之体”主要是指人的生理生活本能及其天然合理，所以就叫做“天理良知”；“良知之用”主要是指人的生理生活本能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所以他称之为“日用良知”。“良知”的体用关系，也就是“天理良知”与“日用良知”之间的关系，前者是“天理“的内在状态，后者是“天理”的外在表现，因此，两者是“体用一原”。王艮在《语录》中讲述“日用良知”时说：“圣人经事，只是家常事。”“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圣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会失。”即百姓的日常穿衣吃饭等基本的生理生活需求就是“良知”的体现，借以启迪人们为争取和维护自己自身权益的觉悟。王艮的“日用良知”即是以百姓为主体的，“日用”就是百姓的日用，百姓则包括了士、农、工、商，但主要是指“愚夫愚妇”、“童仆”一类的人，也就是以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代表的广大下层劳动群众。百姓的“日用常行”即他们的“往来、视听、持行、泛应动作”等日常生理生活本能的实际运作过程就是“日用良知”的基本内容。王艮认为“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就是说百姓的家常事虽体现了天理良知与日用良知的统一，但百姓往往不知，也就不能自觉地维护自身的权益，因此王艮的“百姓日用良知”是以“百姓”的“与知能行”为目的的。因此王艮积极讲学，以便启发愚蒙，使百姓苏醒精神，自觉改善自己受压迫的地位，他认为百姓能够认识和起来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便是“道”的实现。所以他说：“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

王艮学说的另一大特点是他的“淮南格物”说，王艮家住淮河以南的泰州，因此他的“格物论”称之为“淮南格物”。“淮南格物”说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人的价值学说方面，它主要说明的是在身与家、国、天下的关系中，也就是在个人与封建社会关系中，个人应处于主导的而不是屈从的地位，人应该有自我意识和人格尊严。“格物”是理学家所说的《大学》的八条目之一，被看作是“修身”的理论基础。王艮则要通过“格物”来发现人的价值，他对“格物”一词做出了全新的解释，王艮认为，“格物”的“物”，不是“事”，不是“理”，也不是“心”，而是指身、家、国、天下，也就是封建社会关系的总和。他说：“身与天下、国、家，一物也。”既然身与天下、国、家同为一物，那也就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别。王艮认为“格物”的“格”具有区分、区别的意思。他以《大学》“物有本末”的话指出身、家、国、天下虽为一物，但应区分“一物”中谁处于“一物”的主要方面，谁处于“一物”的次要方面，谁起主要作用，谁起次要作用，通过区分他最后得出了结论是“吾身以天下国家为本”，“离却反己谓之失本，离却天下国家谓之遗末”，明确地提出了以“吾身”为本，以天下国家为末，强调了“吾身”的主导作用。王艮认为“格物”的“格”具有规矩、标准的意思，他说：“吾身犹矩，天下国家犹方，天下国家不方，还是吾身不方。”这是说，个人犹如矩，天下国家犹方，天下国家能否得到治理，完全取决于个人的主观努力，因此，天下国家中出现的问题都应从个人身上寻找原因。并由此得出了“天地万物依于己，不以己依于天地万物”的哲学结论。王艮认为“格物”的“格”还具有“反己”的意思，即自己重新认识自己。“反己”，一是要认清自己对天下国家所负的历史责任，二是要实现“真实”的自我。这是王艮从思想和行动上鼓励人们实现自我的价值。为了实现自我的价值，王艮提出了“尊身立本”、“明哲保身”的思想，这也是他为人们实现自我价值提出的方法论。

王艮当时生活下的淮扬农村，由于水、旱、虫、震灾害不断，加之明朝中后期统治者不断的经济盘剥和政治压迫，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甚至除夕之夜，族人“多不举火”，因此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己任的王艮同情民间疾苦，极其渴望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这就是“羲皇景象”。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中把儒家的理想社会分为“大同”之世和“小康”之世这两个层次。“大同”之世的核心是以“天下为公”，即天下为民众所共有，由他们选举贤能的人进行管理，这样在政治经济上都没有“独亲其亲”、“必藏于己”的霸道政权。“羲皇”，是指伏羲氏，王艮所说的“羲皇景象”就是以伏羲氏为代表的，包括尧、舜等在内的中国远古时代的生活情景，即“大同”之世，那时的人们无忧无虑，列坐歌咏。王艮认为“羲皇景象”与后世的“三代”、“五伯”之世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对“民”的态度，前者以“民”为重，后者以“君”为重，这也体现了王艮的“以民为本”的思想。

王艮的“民本”思想还体现在他的教育思想中。他推崇孔子的“有教无类”思想，广泛面对下层人民群众讲学，不仅继承了书院讲学的形式，而且利用山林、市井、家舍等场所，积极开展书院外的讲学活动，成为当时唯一一位面向东西南北的院外教育家，从而吸引了大批有志于学的劳动者。王艮认为教育可以推进社会的进化，要实现他理想中的“羲皇景象”，就必须积极推进教育，使人人都能“明人伦”，知道如何规范自己的行为和处理人际关系。同时，教育可以改变人们“后知”的知识状态，由于受物质条件的局限，广大下层劳动人民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无法改变愚昧的状态，王艮认为下层劳动人民只是“后知”，而不是无法改变的“无知”，因此他提倡“先知”们通过教育改变人们的愚昧，以“先知”启发“后知”。正是王艮这种“不以老幼贵贱贤愚，有志愿学者传之”的教育理念，才使得他培养出了樵夫朱恕、陶工韩贞这样有影响的学生。并且为了鼓励有志于学的下层劳动人民，王艮提出了“简易快乐”的教学方法，寓教于简，寓教于乐，鼓励下层群众把学看做是乐，在乐中求学，学中求乐，借以解除学上的思想压力。

综观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思想，“淮南格物”思想，以“民为贵”的社会政治理想以及“启发愚蒙”的平民教育思想，我们可以看到，贯穿王艮思想始终的就是他的“民本”思想，他以“百姓日用即道”为“以民为本”提供了理论基础和依据，以“淮南格物”说为他的“民本”思想提供了方法论依据，并积极躬行，维护下层人民受教育的权利，并启发他们的自主意识，以期其自觉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且提出了“羲皇景象”这样美好的政治愿景，希望统治者能以民为贵，实现大同社会，由于王艮小生产者的局限性，他没能提出有力的改革措施，但其对明朝广大人民群众及其后学的启蒙作用在历史上仍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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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吴震、 吴光.泰州学派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