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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80年代前挑战英镑到如今欧元困局,很多人对美元的观感是,货币较量的推手和套利者。由于“多速”世界的“失衡”,美元常被视作《最后的强权》手中的权杖(坤兰,2010)。可所谓的责难,哪些是事实,而哪些更像偏见?
与众人不同,法兰克?纽曼在《美国的迷思》一书中给出了他的辩护。30年来,美国对亚洲持续逆差,政府大多大肆举债,很多人相信这样的债务数字对“缺钱”的美国将是灾难性的。但在纽曼看来,美国国债“永远”没有全额清偿的一天,也就是总可以举新债还旧债,因此,说美国人不堪债负怕只是杞人忧天。他进一步说,谁拿走了美元?亚洲?实际上,美元从未离开过美国。不管是“石油美元”还是“制造美元”,借贷记变化的只是美元持有者罢了。无论谁持有,美国人或者非美国人,可能的选择无非是,或者购买美国商品和服务,或者投资美元资产,或者兑换掉美元,以上的选择就转移给了新持有人。当然,最安全的美元资产就是美国国债。现在,非美国人持有超过20万亿美国资产,其中持有美国国债超过1000亿的国家有十几个。
很多人或许还同意这样的说法,美国人花得多存得少。事实果真如此?纽曼申辩道,美元(和其他货币一样)从来不能被“花掉”。在所有交易链中,买卖对称。鲜花店老板可以把10美元存起来,也可以拿去买面包,面包店老板可以把这10美元再存起来,如此美元储蓄不变,他也可以买10美元咖啡,于是咖啡店老板也面临同样的选择。更要紧的是,储蓄多了,投资和消费减少,与经济增长反向。如果大家消费意愿都跌落,没有企业会扩大投资,可能的结果是现实版节约悖论,面包店歇业,咖啡店关张。
由此看来,美元的数量宽松和低利率可能是美国的一个长周期选项。那么,美元贬值呢?可以带给美国经济不一样的气象吗?纽曼的答案是,未必。即便出口数量增多,可进口成本也上去了,除非美国人减少进口消费。可问题是,这又回到前面所说,谁驱动了GDP?那么,扩大美国的产出?和《美国制造》的作者利伟诚一样,美国制造业者们梦想找回过往不到20年间流失出去的超过600万份工作。然而,这正遭遇典型的“合成谬误”。假设A公司要把A1的生产从亚洲放回美国(创造100份工作),如何使A1的成本与在亚洲一样有竞争力?于是压价B公司的B1(A1的部件)?B再把B1放到亚洲?或者接着压价C1?
如此下去,美国制造果真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吗?和纽曼一样,钱德勒在《Making Sense of Dollar》中说,逆差又如何?并非就是美国经济没有竞争力。中国政府把生产外包给了所有出口企业,用增发的人民币从他们手上把商品买走,人民币留在了人民币货币体内,商品卖给了美国人,政府再把这些美元存在了美国货币体中。同样的,美国政府也在外包给中国,再用美元买走商品,商品给了美国人消费,美元仍然留在了美国。直观的数据是,前者M2年增长约15%,M2/GDP约200%,而后者仅3%和65%。
不可回避,在二战废墟上的重建和第三次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性繁荣中,还有什么比美元的主导更现实呢?《帝国的兴衰》和货币的交替总有时。可重点是,帝国落败是因为又一个力量的兴起,还是新强权的出现是由于另一个势力变得羸弱?不管怎样,美元的更迭,是否现在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