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何以能延绵五千年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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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世界上有几大文明古国因外族的入侵或内部冲突，其古老文明被中断或者被摧毁。如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古巴比伦，曾是西部亚洲的文化中心，在楔形文字、数学和天文方面有过很大发展。但是经历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亚述等不同民族之间的长期冲突、征战之后，古巴比伦文明到公元前二世纪便湮没为废墟。到近代才发掘出它的遗址。又如，发源于尼罗河下游的古埃及文明，曾经创造了金字塔、太阳历、木乃伊等相当高度的成就，但从公元332年埃及被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后，其文化便开始希腊化，随后被并入罗马帝国，其文化便归入了罗马文化圈。公元三四世纪后，埃及文化又融入到古代基督教文化之中。公元八世纪阿拉伯人进入埃及，从此埃及文化便汇入伊斯兰文化圈。还有，南亚次大陆的古印度河谷文明，因受雅利安的入侵而遭到摧毁；古希腊罗马文明，由于内部的原因或外敌的入侵而中断过。
同其他古老文明一样，中华文明历史上也经历过的外族入侵和统治。如南北朝时期，匈奴、羯、氐、羌、鲜卑等民族，先后建立起十多个国家，统治黄河流域270多年；宋、辽、金、西夏对峙时期，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国、契丹族建立的辽国、女真族建立的金国，统治中国北方地区200多年；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统治中国98年；满族建立的清朝，统治中国276年。但是，有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却没有像巴比伦古文明、埃及古文明、印度古文明、希腊罗马古文明那样，因外族的入侵或内部冲突，被其他国家、民族的文明取代而中断或者摧毁。中华文明始终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保持着自身文化的特色和独立的价值体系。其原因何在？
对这个问题，一些学者曾发表过见解。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严文明老教授在文化上的“早期中国”的形成和发展的学术研讨会总结发言中曾指出，“早期中国”文明的特点就是逐渐从多元一体走向以中原为核心，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主体的多元一统格局，这是中国文明无穷活力和强大凝聚力的来源，也是世界上几个古老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而连续发展的重要原因（见2010年9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所主任孙熙国也说，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绵延千年，历久不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善于吸收和容纳多种外来文化和积极内容。应当说，这些见解特别是严先生的见解很有道理，但似乎还没有说到问题的根子上。
笔者认为，中华文明之所以历经五千年而未曾中断，起决定作用的是两个因素：一是中华古文明相对于当时入侵、统治中国的外族文明具有制度上的先进性，对外来民族具有吸引力和影响力。大家知道中国很早就进入了农耕社会，而周边的外族大都长期处于游牧或半牧半农社会，其文明程度和积累的经验也落后于中国。二是中华文明自身具有一种内发的精神力量，我概括为“和”的精神，“天下”的精神，“入世”的精神和伦理道德精神。这几种精神具有的亲和力、向心力、凝聚力，既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也较易为外来民族所认同、所折服而自觉学习，从而对其产生一种潜移默化的效果，使中华文明不仅不被取代反而内涵更加丰富，生命力更强了。
决定因素之一：制度上的先进性
考古发掘的大量文物显示：中国中原地区在公元前3000年～前2000年左右即夏王朝之前就渐进到农耕社会。到西周时期，在周公辅成王的年代里，建立了一整套治理国家、稳定社会的制度，发展农业，开设国学（贵族子弟受教育之所），并开始废除之前朝代实行的“以人殉葬”的非人性制度，对周边民族（戎人、狄人、夷人等）则采取以“以和亲之”的政策，形成了“万邦协和”、“四夷宾服”的局面。孔子曾赞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到秦汉之际，国家大统一，国力空前强大，制度更加完备。特别是汉武帝时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文明已经确立，制度的先进性、文明的高度已远非周边民族可比。曾侵扰中国近千年的强大的匈奴人，在汉武帝亲自策划下，经卫青、霍去病两位大将军的英勇反击，终于被彻底打败了，中华文明仍大踏步前行。
从东汉时期起，居住在中国西部和北部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陆续南迁，同中原地区的汉民族联系日益密切，虽然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自己的语言和习惯，但他们从汉族那里学会了许多东西，逐渐浸染于汉族文明之中。到西晋末年，公元304年，早先迁入的南匈族人刘渊建立了汉国。随后，羯、氐、羌、鲜卑族又先后建立了十多个国家，即史称的“五胡十六国”。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后，又经历了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几个朝代（总称为北朝）。到隋朝统一全国时，少数民族的政权前后统治中国黄河流域、中原地区达270多年。这是中国多民族大融合时期之一。这种融合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也是各民族学习汉民族、汉民族学习其他民族的过程，彼此达到了“相忘相化”的地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他十分喜爱汉文化，认同汉文化，他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悉以原来汉族的制度为楷模，生活方式也照汉人行事。他改胡姓为汉姓，改胡服为汉服，禁鲜卑语说汉语。创建于南北朝时期（始建于北魏）的石刻艺术宝库——云岗石窟和龙门石窟，是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见证。它既继承了汉代的石刻艺术传统，融合了少数民族的文化意味，也吸收了外来佛教文化的艺术风格，是整个中华文化史上的艺术明珠，也是世界闻名的文化遗产。
再以强悍的蒙古族建立的元朝为例。虽然蒙古族统治者歧视汉民族，在法定的民族四等级制度下，蒙古人为一等，色目人为二等，汉人被列三等、四等（三等是原金国统治下的汉人和契丹人；南宋统治下的汉族被称为“南人”，是四等）。当时，汉人与蒙古人的政治地位不同，法律待遇的高低不同，经济负担的轻重也不同。但忽必烈统一全国后，其政治制度（封建帝制）、行政制度乃至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大都遵用汉法。他吸收历代中国统治者的经验建立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等官制和行省制等各项体制，并采用程、朱理学为其统治思想，设编修所编印儒家经典。可以说，元朝的政统、道统，基本上依循中原汉人的传统。在文学艺术方面更是和中华文化传统一脉相承。著名的元曲（杂剧和散曲）就是继唐诗、宋词并吸取了民间演唱形式发展而来的，流传至今的元曲作品有150种，元曲大家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等的作品《窦娥冤》、《汉宫秋》、《西厢记》等，创中国文学的一代辉煌；元代的中国山水画也完全是唐宋以来中国画的继承者。元朝官修的《农桑辑要》一书，保存了大量的农书资料，反映了我国从六世纪到十三世纪植物栽培及家畜饲养等多方面的成就和经验，元代杰出科学家郭守敬、许衡编撰的《授时历》施行长达360年。总之，中华文明中的先进制度在蒙古族近百年的统治中，仍然在继承、发扬和进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