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创作的常与变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萧红创作的常与变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要：萧红短短一生留下诸多精品，《生死场》和《呼兰河传》是其小说创作的巅峰。纵观萧红的创作生涯，既有稳定的文学风格，又有灵活的艺术和叙事技巧。本文将从文学风格的稳定与变换性、时空体的不同侧重点分析萧红创作生涯的“常”与“变”。
关键词：“常”“变”悲剧意识 时空体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8-0000-02
“花落花开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为爱而生，四处追寻，最后香消玉殒于他乡，“和蓝天碧海永处”①。命运的多桀和灰暗意外让萧红给后人留下了童稚的文字，“清水出芙蓉”式文字却给人以震撼的力量，本文试图从萧红文学风格的“常”与“变”解析其强大的文学气场。
一：“常”
文学风格之稳定，即“常”的特质。笔者认为萧红作品的“常”更多体现在悲剧意识的延续上。萧红的一生，充溢着苦难的魅影，可以说她的人生经历就是由苦难来书写的，因而作品当中会渗透出苦难意识，苦难意识经由笔端的深化，上升为悲剧意识。下面笔者将着重从物质悲剧、精神悲剧两个方面来浅析萧红的悲剧意识。
1.物质悲剧 物质需求，是人和物生存下去的基本条件。物质悲剧较多的体现在《生死场》中。生，一个充满希望的文字，移至萧红的文学世界中，生则成了死的前奏，即生不如死。《生死场》中的乱坟岗子是死人的聚集地，“是地主施舍给贫苦农民们死后的住宅”②。这里的地主实质上是封建文化中家族制度的掌权者，是降级化了的“君为臣纲”。而整个生死场的可悲在于，这里不仅有着君臣之别导致的错位的生杀大权，更有“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之间的亲情血缘的相互吞噬。小金枝的死是“父为子纲”的变态呈现，成业和金枝的结合也没有满足读者的爱情期待，“贫贱夫妻百事哀”让这个家庭从此灰暗压抑。匮乏的物质导致爱情的丧失，爱情的丧失导致亲情的淡化，亲情的淡化导致家庭体系的瓦解，家庭体系的瓦解导致人伦的崩溃。一环套着一环，环环相扣，扣住了生死场里所有人的命运。
“刑罚的日子”中，如此开头：“全个农村跳跃着泛滥的阳光”③，春末夏初，生命开始复苏。但萧红的安排总是让人纠结，接下来的人和动物的生产，给读者的阅读感受不再是生命力的张扬，而是一种机械的命定，命定的惩罚在人和物的身上同时应验，人的顺从和动物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女人的生产如同和命运搏斗，一不小心就输掉自己也输掉孩子。产妇身下的那一滩滩鲜红的血，不正是她们所付出代价的明证吗？“浸血女人花”④，只是，浸血未成花。
这里的悲剧的直接诱发原因是物质的缺乏，而这种贫穷的生命体验，让生活于其下的人们只能是为了吃饱穿暖而行动。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他们无意于更高层次的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需求，不顾生命的频繁生育，封闭的生存环境，尊严被踩碎，这里的女人更是人世中的低贱者。
2.精神悲剧 精神资料是人的物质资料得到满足后形而上的追求。笔者认为，《呼兰河传》集中体现了萧红的精神悲剧。
阅读萧红的作品，亦会产生用之于张爱玲文章的悲凉感。笔者认为张爱玲和萧红的悲凉感存在差异性。张爱玲的悲凉来自于人物的有意识，“曹七巧们”的精心、计较，为的是怎样更好的活下去。萧红的悲凉感则来自于无意识，无意识的生存、杀人，循规蹈矩让他们嫉恨一切异类，千方百计的消灭逾越规矩的人，且认为消灭是善举，这里已经没有是非善恶，是现实中的“颠倒世界”。
《呼兰河传》中的精神悲剧体现为迷信。人过于信仰一种思想或人物，即会产生迷信，其实质是指一种依赖和盲从固守的心态，因而导致思维定式和认知停滞。“呼兰河除了这些卑琐平凡的实际生活之外，在精神上，也还有不少的盛举……”⑤，正是因为这些“不少”，而愈发的显示出呼兰河城人的悲哀。迷信在呼兰河城里的体现分为有意识和无意识行为。
有意识迷信体现为呼兰河人的风俗习惯。“盛举”一词，饱含着作者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产生于当事人的不自知。跳大神是为治病，唱大戏是为给龙王爷看，四月十八烧香磕头是祭鬼，“这些盛举都是为鬼而做的，并非为人而做的”⑥ “可见活着的正人君子们，对着那些已死的冤魂怨鬼还没有忘记”⑦。，萧红仅用了一个“为”字就力道十足的证明了呼兰河城里人迷信的有意为之。
无意识迷信体现为“无意识杀人团”。这个庞大的杀人团体虐杀过无数人，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姑娘的死和物质无关，然而此类悲剧更让人不寒而栗，正是她们高于“常人”追求将其推向死亡。所以，柔软的舌头亦是利器，人言可畏！
精神悲剧，一方面是物质匮乏导致的结果，另一方面是人们固守的心态所致。萧红逃离封建家庭安排的婚姻，是挣脱束缚以求掌握命运的象征。认识到自己家乡的落后和愚昧，萧红毅然选择离开。离开的同时，又记挂家乡和家乡人，于是笔成为工具，用书写的方式试图让人们意识到固守根本的落后和残酷性。清晰的悲剧意识在萧红的写作过程中已渐趋成熟，并且将这种意识从个体推广到大众，趋同于叔本华的悲剧理论，认为悲剧的不幸由人的盲目或偶然的错误造成，人的悲剧是与生俱来、根深蒂固的。
二、“变”
文学风格在形成过程中就具有稳定性，一旦形成就较难改变，但这种相对稳定性并不能否认文学风格的绝对变换性。导致文学风格变化的原因有很多，诸如：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艺术追求的变化等。所以文学风格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应强调的是，这种变化后的文学风格同样具有稳定性，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改变或完全消失，即变换性中的稳定性。萧红的文学风格在稳定性的基础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变换性，笔者认为萧红的变换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文学视野之“变” 统观萧红所有作品，其中有一条明显的变化路线，即从最初走上文坛的关心政治和外界形式到创作后期的远离政治而更加注重人的内在特质，关注重心从社会形态转移到生命形态。这是一种渐趋内在化的转变，内在化的过程本身就意味着深化。
《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两部作品鲜明的体现了萧红文学视野的变化。在前期代表作《生死场》中，政治、时代因素影响明显，不仅故事发生有具体的历史时间（1921年-1932年），从第11章“年轮转动了”到第17章“不健全的腿”都涉及抗战内容，占据整部小说的三分之一。而到了创作后期，如《呼兰河传》，故事的发生地点是东北的一个小城，除地点之外找不到时间标志，更没有具体历史背景，作者将历史事件描写的精力转移到了人物的具体刻画上。作者采用专章的形式来全面的讲述一个人物的故事，如第5章写小团圆媳妇，第6章写有二伯，第7章写冯歪嘴子一家，因而《呼兰河传》里人物更具完整性和形象性。而在《生死场》中则是以事件为主，将人物的描写穿事件中，如第1章“麦场”写王婆打麦，第3章“老马走进屠场”写王婆卖老马，第8章“蚊虫繁忙着”写王婆喝农药，这些章节里事件的经历者都是王婆，但作者没有独立成章，而是用事件来拼接，突出事件对人物的影响，使人物形象在各章的不同事件中逐渐展现。这是间接刻画的笔法，类似于史传文学中的“编年体”，而《呼兰河传》则更倾向于“纪传体”，两种手法有交集但又各有侧重。萧红曾表示：“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者过去，作家的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⑧所以，从前后期的代表作可看出，萧红在创作道路上越来越坚持内心真实而舍弃初入文坛的部分盲从。正如摩罗在《的文本断裂及萧红的文学贡献》中分析《生死场》的文本断裂现象，认为“她很可能意识到自己的文学作品应该担负起某种与时局相关的责任”，同时笔者认为这种“文本断裂”和萧军有较大联系，在特定时代、特定人物身边，萧红受到萧军“抗战文学”影响的可能性极大，进而无意识地将这种影响反映在了自己的作品中。所以，笔者认为萧红写作范围的不断缩小是摆脱外界干扰，回归文学和自我的象征。
2.艺术手法之“变” 文学视野内在于作者，接受者只能经由阅读文本找出其中细微变化并进行解剖，继而才能得出文学视野窄化的结论。文本的改变由多方面因素所致，如外部世界、情感、语言、审美倾向等，都会导致不同艺术手法的运用。不同情感需不同言语来承载，而不同言语的传达只有在各种艺术手法之间的调度中才能达到水融的境界。
萧红前后期作品中艺术手法的变化较大之处在于对时空的不同处理方式。在传统的叙事学中，时间因素受到明显青睐，而空间因素常常被作者和批评界忽略，直到20世纪后期，批评界才将对时间的关注部分转移到空间上。
如上分析，《生死场》的时间融化在东北小城的空间里，小城里的人的所有行为在时间和空间的两重维度中进行，时间和空间的标记融合成一个完整的生活整体。《生死场》的前十章更多的是空间展示，在东北小城的空间里人们的“生生死死”。后七章则是以历史时间为线索，让人物在历史的漩涡里挣扎，用抗战这一现代时间来组织人物的出场和发展，将历史时间纳入到到空间中进而将人物的命运锁定。在抗战到来后，日本人的抢掠让村民的麻木开始苏醒。萧红在这里让现代历史时间的介入，敲响了生活在无时间介入的空间里人民的警钟，同时将前三分之二内容和后三分之一的抗战相连接，使之成为一个较完整的文本，因而整个文本是在时间线索下进行，空间提供了一个场所，让历史时间能够存在且生动真实。因而《生死场》是传统叙事学对于时间的偏重，空间是为其服务而存在。
《呼兰河传》中的时空观体现的是现代叙事学转向后的特点。在呼兰河小城里，人物活动没有具体时间，即历史背景的模糊化，而更多的是空间架构。小说开头从整个呼兰河城着眼，按照地理位置分别介绍了城里的街道及其特色，将生活空间和祖先遗留下来的生活习俗展现给读者。而后将视野缩小到“我”家及“我”家的邻居。在这些空间和人物故事中，历史时间自动退出人物角色和情节进展，人物自由的生活在封闭的空间里，没有外界侵入，亦无内部自我更新。这种自由实质上是潜在被束缚的象征，束缚人物命运的是封建迷信和流言。这里体现的都是人类的自闭保守导致的愚昧，而没有时代给予的特定痛苦。因而是空间性因素主导着生活，人如动物只需固定空间就可存活，时间观念和时展在人物的意识之外。
萧红整体文学风格的稳定和细微处的成功转化让她的文学世界既打上了地域特色标签又拥有独特的女性细腻感，增加了作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前后期创作时空观的转变则让文学更靠近自己的内心真实，借空间来展现自己文学世界的故乡和故乡人，时间的退出又揭示了故乡人的蛮荒和原始。
注解
① 骆宾基.萧红小传.建文书店.1947年9月
② 萧红.呼兰河传[M].第206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
③ 同上 第202页.
④ 柳怡汀.宿命生死场，浸学女人花――读萧红《生死场》.名作欣赏.中旬刊 2011年第7期
⑤ 萧红.呼兰河传[M].第32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
⑥ 同上 第35页.
⑦ 同上，第48页.
⑧ 《七月》第15期，参见《萧红传》第343页，季红真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
作者简介：方志婷，女（1989.11-），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传媒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