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与庞迪我在西乐东传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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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弥补宗教改革在西方造成的影响，罗马天主教会决定向东方派出传教士以挽回损失。随着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的东来，他们带来了包括西洋古琴等各种西洋器物。在庞迪我的悉心指导下，明朝万历皇帝的四位司乐太监掌握了西洋琴的演奏技法，中国皇宫里第一次飘出了西洋音乐。尽管他们在使中国人皈依基督教方面所取得的成效不大，但他们开启了西方音乐东传的大门，对中国音乐未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耶稣会士；西洋琴；西乐东传

为了弥补宗教改革在西方造成的影响，罗马天主教会决定向东方派出传教士以挽回损失。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来，他们不仅带来了西洋科学技术知识和世界地理知识，而且通过西洋乐器的引入，叩开了西洋音乐东传的大门。在西洋音乐东传的过程中，耶稣会士利玛窦和庞迪我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 西方传教士的东来

16世纪在欧洲出现的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对罗马天主教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对传统的基督教信仰造成了猛烈的冲击。为了遏制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进一步扩展，罗马天主教掀起了一股反宗教改革运动。在反宗教改革运动中，耶稣会的创立成了反宗教改革运动的中坚力量。耶稣会由西班牙人伊纳爵·罗耀拉于1534年在法国巴黎创立。为扩大罗马教会的影响，重新树立教皇的绝对权威，耶稣会仿效军队编制，建立了纪律严明、等级森严的组织。在吸收会员时，耶稣会要求会员绝对效忠教皇。此外，耶稣会士不同于以往的修士，他们走出修道院，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尤其重视通过兴办文化教育事业，开办学校等方式进行传教。宗教改革后，加尔文教迅速在荷兰、法国、英国以及北欧诸国传播，为了弥补天主教会遭受的损失，教皇提出了“在欧洲失去的，要在海外补进来”的口号，[1]（P97）1540年，罗马教皇保罗三世批准耶稣会到亚洲等地传教，欲以基督文明征服东方。作为西方殖民帝国的先遣队，耶稣会士纷纷前往东方。1541年，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 1506-1552）漂洋过海来到广东，开始其传教活动。1552年，沙勿略来到我国广东海外的上川岛，但尚未踏上中国大陆就因身患重病，病逝于岛上。在此后的近三十年时间里，为了实现在中国传播福音的愿望，许多耶稣会士纷至沓来，但都被大明帝国拒之门外。罗明坚于1580年来华，他设法进入广东，成了在中国内地居住的第一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于1582年奉耶稣会远东巡视员范礼安（Alexandar Valignano）之命来到澳门，随后进入广东，到过肇庆、韶州、南昌、南京、北京等地，在中国居住了长达28年之久。他成功地在中国打开了传教大门，在中国招收了一批信徒，其中包括像李之藻、徐光启等士大夫也都皈依了基督教。

“在地理大发现以后，基督教世界已经发生了分裂。不仅宗教改革运动与反宗教改革运动处于生死搏斗之中，即使在反宗教改革运动中，也存在着是借助军事暴力手段或是采用和平方式借以达到宣教目的的重大分野。在同样力主用和平方式使东方国家和民族基督教化的传教士中，又有主张实施‘适应’策略的和坚持基督教教义‘纯正性’的两类传教士。”[2]（P11）利玛窦是最先进入中国内地的西方传教士。他之所以能在中国取得成功，就在于他采取了一种“适应”策略。早期传教士的失败使其认识到必须要使自己中国化。首先，他在澳门时就刻苦学习中文，熟读经书，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并能用中文进行写作。其次，他接受中国士大夫的建议，脱下僧服，改穿儒服。为了便利传教，他还利用儒家经典来阐释天主教义。例如他指出：“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1]（P102）他深知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地位不可动摇，于是采取“合儒”、“补儒”的策略。中国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要在中国传教，必须得到皇帝的许可，因此，皇帝的态度对于传教士在中国的命运就显得至关重要。于是，进入北京，觐见皇帝就成了利玛窦梦寐以求的愿望。

2 西洋乐器在明朝皇宫中的演奏

1598年9月，利玛窦第一次进京，时值廷臣与宦官的争斗升级，与日本的关系也再次变得紧张，朋友们怕遭到猜疑都不敢接待他。11月初，传教士们被迫离开北京。三年后，他再次进京。1601年1月27日（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太监将利玛窦的奏疏呈给神宗皇帝。其奏疏内容如下：“……谨以原携本国土物，所有《天帝图像》一幅、《天帝母图像》二幅、《天帝经》一本、珍珠镶嵌十字架一座、报时自鸣钟二架、《万国图志》一册、西琴一张等物，陈献御前……”[3]（P86）早在南京时，许多官员对传教士将要呈献的礼物就十分好奇，都想一睹为快，会自动报时的自鸣钟对他们的吸引力极大。为满足他们的欲望，耶稣会士特意将礼物陈列，供人瞻仰。几日后，因参观者人满为患，利玛窦不得不停止展示活动。在所有进献的礼物中，万历皇帝最感兴趣的也是自鸣钟，他还命人在宫中御花园修建钟楼，专门用以安放大自鸣钟。皇帝将那架小巧玲珑的小自鸣钟则拿在手中，供自己随时把玩。随着万历皇帝对自鸣钟兴趣的逐渐减弱，其注意力转移到西洋琴上。对于这架古西洋乐器，《续文献通考》卷一二《乐考》中亦有记载：“万历二十八年，大西洋利玛窦献其国乐器。利玛窦自大西洋来，自言泛海九年始至，因天津御用监少监马堂进贡土物。其俗自有音乐，所为琴，纵三尺，横五尺，藏椟中，弦七十二，以金银或炼铁为之，弦各有柱，端通于外，鼓其端而自应。”[3]（P87）西洋琴是极好的礼物，对中国人来说，它不仅是一种新奇的乐器，同时也是开启欧洲音乐之门的钥匙。当时之所以选择古钢琴而不选择竖琴（harpsichord或Spinet），原因主要有：前者不仅价格便宜，体积小、方便携带，而且也是当时欧洲教堂常采用的乐器。早在1551年，沙勿略也曾将此种乐器带入日本。

由于中国人从未见过这种乐器，所以对其一无所知。当宫廷乐师发现这种乐器能弹奏出优美的乐曲时，便邀请传教士为其传授演奏技法。陪伴利玛窦入京的有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和两个信奉基督教的中国信徒。庞迪我于1597年来华后暂居澳门，1600年进入中国大陆，在南京与利玛窦会合。受利玛窦的指示，庞迪我跟随郭居静（Lazarus Cattaneo）学西洋琴的演奏方法。很快，庞迪我神父不仅学会了演奏，而且还能和弦。[4]（P286）他们来到北京后不久，四位宫廷乐师奉圣旨前来拜谒神父，向神父们请教西洋琴的演奏技法。四位乐师跪在庞迪我神父面前，拜他为师，请求这位外国老师耐心传授。这样，庞迪我立刻从一位初学者成为中国皇宫里的第一位欧洲音乐教师。四位宫廷乐师练习弹琴时，非常小心谨慎。在四个学生中，两个年轻人很快就掌握了演奏技巧，而两个上了年纪的人（其中有一个已经七十岁了）则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学会。[5]（P326-327）他们学得慢，对耶稣会士来说却是件好事。因为这样，他们就有更多出入宫廷的机会，接触到更多地位更高的太监。中国传统音乐一般都附有歌词进行伴唱，四位太监担心如果只有演奏而无演唱，皇帝定然不高兴。为此，利玛窦写下了八首歌词即《西琴曲意》（又称《西琴八曲》）。他们分别是《吾愿在上》、《牧童游山》、《善计寿修》、《德之勇巧》、《悔老天德》、《胸中平庸》、《肩负双囊》、《定命四达》。歌词采用汉文韵律诗写成，主要讨论有关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内容，宛如西方基督教的赞美诗。

早在唐朝时期，皇宫里就有来自朝鲜、中亚、印度等地的管弦乐队，可见，宫廷早有演奏外国乐器的传统。明朝时期也有从蒙古、中亚、印度、尼泊尔等地引进乐器的习惯。基于历史和现实因素的考虑，万历皇帝让西洋古钢琴在宫廷里演奏也就毫无顾虑。所以，四位太监学习结束后，就被要求在皇帝面前进行演奏，演奏时，他（下转第156页）（上接第120页）们谨小慎微，生怕出任何差错。由于他们的演奏，西方音乐第一次在中国皇宫的上空飘荡。演奏会之后，万历皇帝再也没有要求庞迪我向太监们教授新曲子，表明皇帝对古钢琴像对其他新事物一样，兴趣减退了。1610年5月11日利玛窦在京病逝，庞迪我在一批中国士大夫的帮助下，成功地请万历皇帝赐予了一块墓地，为利玛窦举行了隆重葬礼。

3 西乐东传对中国的影响

历史证明，尽管早期耶稣会士传教团在华宣扬福音取得的成效甚微，但他们作为沟通中西异质文化的使者，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尽管利玛窦传播的科学技术知识如天文学、测算、光学、几何学等在欧洲已落伍，但他和庞迪我共同开启了西方音乐东传的大门。尽管他们只是将西洋乐器作为传播基督教的附属物带入中国，但他们的努力使东方人第一次接触到西方音乐，欧洲人也第一次认识了中国音乐，其功绩永载史册。

庞迪我传授的音乐，其生命在中国很短暂，但利玛窦所写的歌词却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因为这些歌词在文人学士中非常流行，他们争相传抄。为满足士大夫的要求，耶稣会士将《西琴八曲》（Songs for the Clavichord）以及其他曲子编成音乐小册子。用双语写的原文本于1603年遗失，但由李之藻编订的第二版（1608年出版）却保存了下来。继利玛窦之后的二个世纪里，来华的耶稣会士不断增多。他们不仅将西洋乐器带入中国，而且使西方音乐理论在中国逐渐传播开来。早期耶稣会士开启的西乐东传的大门在随后动荡的年代里又被关上，直到利玛窦死后的30多年（崇祯十三年），一个长方形木盒才在皇宫的藏宝室里被发现，崇祯皇帝非常好奇，很想听到这种奇怪乐器的演奏。不过，闲置多年的古钢琴已布满了灰尘，需要修理，但当时已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因为学过演奏这种乐器的太监早已过世，庞迪我也于1617年因万历皇帝颁发了反基督教敕令被赶出了中国，最后是在德国籍耶稣会士汤若望的努力下才将这架古钢琴修葺完毕。为吸取利玛窦的经验教训，汤若望为宫廷撰写了一本《中文钢琴教材》，介绍古钢琴的构造及弹奏方法，以期流传后世。遗憾的是，这本书也没有被保存下来。顺治帝时，汤若望在北京宣武门建造了新教堂并安置了管风琴。1639年，意大利籍传教士毕方济也向明朝宫廷进献了一台“风篁”即管风琴，之后进入中国的西洋乐器陆续增多。清代康熙皇帝先后任命两名传教士担任宫廷音乐教师，其中葡萄牙籍天主教耶稣会士徐日升，除了传播西方音乐外，还用汉文撰写了第一部介绍欧洲乐理的著作——《律吕篡要》，向中国人介绍欧洲音乐的五线谱法、音阶、和声等乐理知识。康熙帝还命魏廷珍等人编修了《律吕正义》。从此，西洋音乐理论在中国逐渐传播开来。

耶稣会士传入的赞美诗曲调也对中国音乐产生了深远影响。明末清初的吴历（1632—1718）不仅擅长演奏西洋琴，而且精通中国传统音乐。他作的《天乐正音谱》含有套曲九部和古乐歌二十章，是用中国传统音乐的曲牌和古歌填词而成的弥撒和赞美诗歌词。《天乐正音谱》是中国人创作的最早的最有中国艺术风格的弥撒和赞美诗歌词。民国元年，冯玉祥将军借用基督教赞美诗的曲调重新配置歌词，编成若干首军队歌曲。有些学堂乐歌也选用赞美诗的曲调进行填词。

【参考文献】

[1]吴伯娅.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

[2]张铠.庞迪我与中国[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3]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4]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上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5][日]平川祐宏.利玛窦传[M].刘岸伟，徐一平，译.北京：光明日报社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