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儒学与武士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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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杨洋，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在读研究生，专业：世界史
摘要：公元6世纪前后，中国的儒家思想随着遣唐使和学问僧传入到日本，从政治、思想、道德、习俗上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进入武家社会以后，由于儒学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遂被吸收改造成为了武士阶级的道德规范――武士道，后又经过历史的沉淀，成为其民族精神和军国主义扩张的思想基础。本文将就入学传入日本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对武士道的影响作一个简要的探讨和分析。
关键词：武士道 儒学 相互影响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01
一、儒学在日本的传播
隋唐时期，通过学问僧和遣唐使的到来，大量的儒家经典从中国传到了日本。公元604年，深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对中国灿烂文化推崇备至的圣德太子，以儒学为中心，掺杂法家、道家、儒学思想，制定了全由中国儒家经典成语编成的政府施政方针《十七条宪法》。到公元701年，日本大宝元年，日本天皇为了巩固儒学，参考唐代制度，又制定了大宝律令。《大宝律令》对儒学在国家教育中的地位、组织体制和教学内容都有明确规定。把儒学作为贵族子弟在大学的必修课程，并明确将《孝经》、《论语》、《礼记》等儒家经典列为大学的必读书目。奈良、平安时代，儒学更为昌隆，天皇救封孔子为“文宣王”，命各地祀孔。政府诏令每户人家须藏有《孝经》一本，使儒学越出上层社会，进入寻常百姓之家，成为维持社会稳定的教化手段。
在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由于德川幕府的保护和儒学者们的努力，儒家思想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逐渐渗透到上从大名武士、下至商人和农民等普通老百姓的心中。儒教成为当时日本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封建主义的道德思想变得更成熟、更稳固了。而儒学在其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可见，日本儒学是从中国儒学吸取滋养、以中国儒学的发展为原动力而逐步成长的。然而，日本儒学又不是中国儒学照相式的翻版，而是经日本文化改造的变形物。它反映了日本传统文化的民族性特质，并对近现代日本人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中日儒学的差异
中国的儒学传到日变化逐渐发生了嬗变，这使得日本儒学和中国的儒学有了较大的差异，总体来说日本儒学对于儒家经典有着不同的理解。
首先，中国儒学把仁、义、礼、智、信作为最重要的美德，其中“仁”是摆在第一位的。而在日本，“仁”从未获得像在中国那样的地位，“忠勇”是武士阶级信奉的儒学德行，这反映了日本当时社会的需要。臣下对主君的忠诚是以‘礼”和道”为前提条件的，孔孟以后的儒学者也未放弃这种思想，因此，在官僚制的中国，当主君‘失德”或是“不义”时.臣下可以单方而地断绝君臣关系、打倒主君、建立新的王朝。
对“孝”这个观念，中日两国也是大相径庭，在中国，‘孝”主要包括对父母生前的敬养、死后的安葬与祭祀。虽然朱熹说‘诚守父母之业，而不至破坏，乃孝顺也’，但是，‘家业’，的保持与存续并不是“孝”的核心‘孝”的核心是维持并扩大血缘关系。而日本却不同。在日本，维持并扩大家业要优先于血缘的存续.被认为是‘孝”的核心。由于对‘忠”‘孝”观念的理解不同.中日两国对‘忠”‘孝”两者关系的认识也就截然不同，在中国“孝”是“忠”的基础。在中国，‘孝”是道德的根本，为政府所提倡，为礼会所崇尚然而，在日本，‘忠”比‘孝”来得更关键、更根本。为了主君可以牺牲所有的一切，甚至可以牺牲父母、孩子和兄弟，显而易见.‘忠”的观念成为日本封建思想道德的核心，是一种用国家主义来提倡忠孝一致的伦理观念。
中国学者从来就不强调“勇”在个人修养中的作用。如于孔子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并不刻意强调勇敢，培养勇敢。而日本的儒学则把勇敢作为一个主要的美德，让武士阶层推崇和奉行日本以“忠勇”为中心的儒学重情感、重实行的特征，既是日本文化传统的产物，又是其表现。它贴近人生现实，所以其道德影响力极大。吉田松荫等幕末一些倒幕志士，以“忠勇”为精神支柱投身明治维新运动，即其明证。
三、儒学与武士道
武士道也称士道，是日本封建时代武士阶级所特有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武士道一词在镰仓时代还不曾出现，它最初由来于武士们在日常生活和军事生活中的直接经验，是由一系列当时被称为“武者之习”、“弓马之道”等习俗、惯例和常规所混杂在一起的实践道德。到了江户时代，经过儒学理论的改造，长期以来一直作为习俗、惯例和常规发挥作用的武士道发展成为系统的士道理论。新渡户稻造（1862―1933）就曾经在《武士道》书中指出：“至于说到严格意义上的道德教义，孔子的教海就是武士道最丰富的渊源”可以说，新渡户稻造的这个观点最能直接说明武士道与儒学的关系。
武士道作为武士的意识形态，在它的形成初期，是一种以“利”与“名”为出发点的功利主义道德观。尽管其初衷具有很强的功利性，而“惜名不惜死”，把名誉看得比生命重要，这本身就是一种“高尚纯粹的理想”。它成为当时武士社会中普遍流行的习俗，这就是所谓的“坂东武者之习”或“执弓矢者之习”。镰仓时期武士道的特征，表现为对主君的绝对忠诚（《平家物语；），不顾身命的刚勇（《源平盛衰记；），重名知耻（《源平盛衰记；），而成为既通武道也修文道，辨文理，明是非的武士（极乐寺殿御消息；）则是镰仓武士的理想。总体来说早期的武士道，它只是以武士生活习惯为基础的道德准则，虽然包括一些中国儒家的道德信条并以禅宗作为精神支柱，但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可以说近世以前的武士道是习惯而不是理论。
这种原始的粗陋的“武者之习”“兵之道”等实践道德在江户时代经朱了学的理论武装而成为精致的士道，从而达到封建武士道发展阶段的最高水平。这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山鹿素行。（1622――1685）他把儒家思想与白镰仓时代以来形成的“武者之习”、“弓矢之道”结合起来，提出了具有新体系与新内容的士道论。所谓士道就是将过去武士经验主义的行为准则和精神情操用儒家思想改造成理论化、系统化的武士道。除此之外，儒家的“诚”在近代日本也受到了很大的重视，并将之视为伦理道德的根本和基础。在素行看来，如果没有“诚”做基础，武士对主君的“忠”以及一系列道德观念和修养都将变得虚伪而没有意义。
在近世的武士思想中，以山鹿素行的士道论为代表的“以人伦之道的白觉为根本，进而以在天下实现人伦之道为武士职分的思想”，一般被称为士道，亦称新武士道，日本学者称之为“道的觉悟”。另一方面，继承镰仓时代以来重死轻生的传统，坚持认为武士道就是死之道的思想仍然存在，这种以“死的觉悟”为道德基础的武士观念一般称之为武士道，或称旧武士道。
但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越来越猖撅，《叶隐》思想受到高度重视，其影响越来越大，“武士道就是死之道”成了法西斯军国主义政府教化军人为其卖命的思想工具。武士道便越来越偏离儒家学说“仁”的核心，逐渐被异化成为军政府进行侵略扩张的思想工具，这不得不是令人遗憾的。
四、结语
从以上分析可知，日本儒学是以中国儒学为母体逐渐发展而成的，中日两国的儒学存有许多共同点然而，山于日本特殊的国情，日本民族在吸收中国的儒学时也进行了很多的取舍。使得日本儒学具有了自己的特色。然而，不论日本儒学再怎么具有特色，它也终归是在中国儒学的推动下不断发展和成长起来的。对此，就需要我们客观的分析看待，取其精华去其糟泊，才能更好的研究日本文化，正确把握武士道思想的内容和本质，这将会有利于国人提高对日本文化的认识，为中日关系发展提供助益。同时，还可以使国人深入了解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渊源，加强对其军国主义的复活保持必要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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