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德说”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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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文章，得之寸心。写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作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发而为诗文。所以，作品中所表现出的现实世界已非纯然客观的物理世界，而是饱含作者思想感情的主客观有机结合的心理世界。换句话说，作品是作者头脑中的客观世界的物化。因此，任何作品都无一不打上写作主体的精神烙印。写作主体的品德修养便直接关乎作品品位的高低。中国古代文论家对此十分重视，历史上曾有影响甚广的“文德说”。

“文德”一词发源甚早。《书・大禹谟》：“帝乃诞敷文德。”《易・象传》：“君子以懿文德。”《论语・季氏》：“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这里的“文德”一词是指与“武功”相对的礼乐教化。孔子要求诗歌应做到“文质彬彬”，荀子也以人之性情面目申论艺术之风格，虽见道德文章合一的思想火花，但所论多为只言片语，未成一系统的价值判断标准。史上以“文德”论文，以道德文章合一之论去评价一个作家，应始之于东汉王充。王充于《论衡・书解》篇有“人无文德，不为圣贤”、“夫文德，世服也。空书为文，实行为德，……德弥盛者文弥缛，德弥彰者人弥明”的论述。在《论衡・佚文》篇中王充还说：“文人宜遵五经六艺为文，诸子传书为文，造论著说为文，上书奏记为文，文德之操为文。”在《论衡・超奇》篇中王充更提出“实诚”的品德标准：“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由此不难看出，“文德”一词在王充这里主要是指作家的思想、品格和情操，也即指写文章的道德。之后的刘勰、韩愈、刘熙载等人论及“文德”时均是就此而论，遂使“文德说”渐得光大丰实。

史上还有一位史学家、文学家章学诚也较多论及“文德”一说。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说：“今云未见论文德者，以古人所言，皆兼本末，包内外，犹合道德文章而一之，未尝就文辞之中言其有才，有学，有识，又有文之德也。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以恕。临文必敬，非修德之谓也。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敬非修德之谓者，气摄而不纵，纵必不能中节也。恕非宽仁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嗟乎！知德者鲜，知临文之不可无敬恕，则知文德矣。”但章学诚这里所论“文德”，实际是创作心态和读书方法二者，重点在对历史尊重、审慎和理解的同情。与王充相比，章学诚的论述具体得多，但范围也小得多，他只论述了“文德”的一个方面，与王充之所谓“文德”有内涵与外延的不同。

本文所论之“文德”，主要指王充的“文德”一义。

“文德说”的核心内容是“诗品出于人品”，“为人重于为诗”

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很多，早在《周易》中就有“修辞立其诚”的说法，指出讲话写文章必须要有真实的思想感情。孔子认为“有德者必有言”（《论语・宪问》），汉代扬雄则以“中彪外说”更加明确地将德与文联系起来，认为德与文互为表里，“君子言则成文，动则成德。”（《法言・君子》）王充进一步提出“文德”一词：“人无文德，不为圣贤。”（《论衡・书解》）其后世代有关于“文德”的论述，如韩愈认为：“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答李翊书》）李华认为：“有德之文信，无德之文诈。”（转引自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宋人朱熹更极而言之：“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于高明纯一之地，其于诗固不学而能之。”（《答杨宗卿》）因此，古代文论家认为，如果没有较高的品德修养而想写出好的文章，“是犹击破缶而求合乎宫商，吹折苇而冀同乎有虞氏之箫韶也，决不可致矣。”（明・宋濂《文说赠王生黼》）“诗品出于人品”。（刘熙载《艺概・诗概》）所以著作写文以人品为先，“士不立品，才思索然……无人品则寸心安在？”（明・陈仁锡《明文奇赏序》）可见人品之重要。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明确断言：“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文章者，殆未之有也。”纵观我国古代文论的历史长河，没有一刻不在强调写作主体品德修养的重要。作为一种指导思想，“文德说”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古代文学创作实践的发展，产生了灿若银河、不可计数的优秀文章。当然，这里的“德”还有其阶级的和认识的局限，它和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主义的写作道德修养有着很大的区别，这是我们在学习时应清楚认识的。

“文德说”的明确目的是写出有补于世的文章

中国古代文论尤为重视文章的社会功用，表现出一种态度明朗的积极入世观点。古人认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文章可以匡主和民，安邦济世，陶冶情操，导愚启智，所以文章所载之道、所言之志、所抒之情便显得十分重要。而文章中的情志道理均来自写作的主体，与写作主体的品德修养密切相关。因而，要写出益民济世的好文章，就必须加强自身的品德修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白居易要求自己“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苏轼也说“诗要有为而作。”“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抄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顾炎武《日知录・文须有益于天下条》）等论说。目的就在于劝告作者加强品德修养，写出有益于天下的文章来。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坛曾有所谓“玩文学”、“玩文章”之说，甚而更有一些作家甘愿使自己堕落成为专门暴露自己隐私的“隐私作家”或者津津乐道于下半身的“下半身作家”，审美品位之低下、作品内容之贫乏，即使见之于古人，相差也不止千万里矣。

培养“文德”的主要方法是“养气”、“修德”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肯定了“文以气为主”，但认为“气”不可传学，“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种观点，一方面指出了“气”作为作者的才性气质在作品中表现为一种风格而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是不可随意仿学的，它主要靠自己的思考和感悟来形成，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另一方面，他的这种观点也表现出机械唯物论的认识局限。孟子认为自己之所以“善言”，靠的就是“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孟子的这种“养气”说在后世有阐发，如韩愈以水喻气，以浮物喻言，认为“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答李翊书》），而要达此境界，只有“养其根而俟其实”，也是强调了一个“养”字。养气和修德除了靠思考感悟之外，观察现实，接触生活也很重要。所以苏辙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上枢密韩太尉书》）元朝陈绎曾在《文说》中也认为：“古养气之法，宜澄心静虑，以此景此事此人此物默存于胸中，使之融化，与吾心为一，则此气油然而生，当有乐趣，文思自然流动充满而不可遏矣。”生活是文章的源泉，离开生活这片沃土，就会文思枯竭。另外，古人认为，向圣贤者如周公、孔子、孟轲、扬雄、伊尹等学习，也是修德养性，升华思想的良好途径。总而言之，观察、学习、思考、培养悟性，才是提高写作主体品德修养的最正确的办法。

培养“文德”的正确标准是“养吾浩然之气”

气有清浊，德有美恶，所以养气修德又不可一概而论。孟子倡明：“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孟子・公孙丑上》）这就是浩然正气，它的特点是宏大、刚正、真诚，只有具有了这样的品德，才能写出真正明道助教化的文章。“是以文章以气为主，气以诚为主。老杜诗过人，在诚实耳。”（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如果没有浩然之正气，宏大之美德，“彼浅陋之人，雕琢肺肝，不过仅然嘲风弄月而已。”（宋・李《李希声诗话》）所以，王十朋认为历文章的人不少，而能写出名立于世的文章的人则不多，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缺少这种“刚气”。因而，写作者必须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充分认识文章的社会功用，养浩然之气，修宏大之德，不染私己利欲，才能写出有为于世的文章。明人王鏊认为：“作文须先打扫心地洁净”（引自卢前《八股文小史》）。要洗涤俗肠，因为“人若存一毫名利心未净，则文字间必有一分俗。”（清・慕浚昌《叩瓴琐语》）王国维在研究了屈原等人之后说：“然词乃抒情之作，故尤重内美。”（《人间词话》）所谓“内美”，就是指屈原那种忧国忧民，刚正不阿，为真理为民族而献身的高尚品德和骨气。这种“文德”标准，在今天仍不失其现实意义，这对那些怀有低级庸俗、贬内、无病及标榜“用身体写作”等写作态度的人该是多好的教材啊！

综上所论，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文德说”内涵丰富，态度积极，持论正确，意义重大，其真知灼见的思想光束，不仅烛照了我国古代的文坛艺苑，在今天也能对我们为文创作的思想起到病毒扫描的巨大作用。对于这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我们应很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研究它、利用它，以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

（作者单位：郑州牧业工程高等专科学校人文与社会科学系）

编校：郑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