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何放弃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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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以后，翟翔还把北大的录取通知书放在书橱最显眼处。那年9月，他没有拿着这张通知书去北大报到，而是报名参加了新东方的托福班。7个月后，他收到格林奈尔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之后转学康奈尔。

翟翔说，放弃北大带着命运的无奈。他当时被分到医学专业，可是这位理科生一心想学文。“我见到小虫子都要害怕半天”，他笑说，可那时候北大的政策是医学部学生不能转系。第二年，这政策就被废除了。

对于翟翔那代人来说，“dream school”还是北大清华。这位康奈尔历史系的学生说，历史不能假设，但假设北大当年可以转系，我会留下来。他认识的一个同学，揣着北大通知书去了哈佛，“就是为了实现一个梦想”。

翟翔在安徽长大，爷爷家则在北京东城区的四合院，现在属于文物保护单位。小时候他嫌那院子破烂，长大了，慢慢看出味道来。5岁那年，他像同龄孩子一样迷上《戏说乾隆》，在故宫看到乾隆收集母亲头发的金发塔，还为偶像感动不已。学历史的愿望，也就这样开场。

收到北大通知书的第二天，他去了欧洲旅行。通知书上的“北大”字样，帮他免去了剑桥国王学院的门票。剑桥的古老校舍和长袍教授，却让他下了放弃那张通知书的决心。

翟翔此前从未想过留学，但实在不想学医，复读风险又太大，才开始申请到美国留学。在翟翔就读的清华附中，已有不少学生高中便计划留美，但当时国际班还没有出现。心里没底气的翟翔们，大多选择了新东方。他回忆，那时可能95%的同学是在新东方的帮助下踏上了留学路。

6年前留美，SAT分数不是必要条件，但北上广的一些学生开始发现它能为申请增色不少。在新东方“消息灵通”同学的建议下，翟翔也去考了SAT。“那时候已经交了申请，准备了一个月，就匆匆忙忙去考了。”对比今天从高一高二就开始准备的学弟学妹，翟翔说他算糊里糊涂的一代人。

除了补交分数，申请还需要推荐信和3篇自选文章。那时恰逢他的前校友李登辉重访康奈尔，两岸关系紧张。做过两岸交流活动志愿者的翟翔，文中忆起自己的曾祖父，一位曾任张自忠参谋长、参与守卫平津的少将，后来死于内战，同胞之间，多少悲欢。后来在康奈尔，当初审阅文章的人文与科学学院副院长对这个中国年轻人说，自己读这文章“动了感情”。

有感而发的真诚，帮助翟翔如愿做了历史系学生，虽然不是在曾经向往的北大。

在康奈尔

问翟翔对康奈尔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他说：“大。”一个大学有森林、溪谷、果园和农场，怎一个“大”字了得。

问他在康奈尔读书的感觉是什么，他说：“苦。”没有一门课是必修的，但每门课都不轻松。课上可以边听边享用教授带来的茶点，课下，则每周要读一本两百多页的书，每月写一篇论文。好几次，他在图书馆工作到清晨，发现身边不少美国同学也一样通宵奋战，靠着沙发、趴在桌上、躺在地板上睡着了。

对于国内有关留学生多是富二代的看法，翟翔有些无奈，他说自己的父母都是工薪阶层，当年他拿着半额奖学金，和许多中国学生一样在餐馆扫地擦桌子。后来才开始帮教授干些技术活。在康奈尔，他没有见过纨绔子弟似的中国学生，“大家都很刻苦”。

他的刻苦得到了回报。在康奈尔，翟翔历史专业的平均成绩绩点是3.9，辅修的东亚研究是4（标准满分为4）。康奈尔素以给分严格出名，一个在这里流传已久的笑话说，“康奈尔人在华氏20度里，爬30度的坡，考40多的分”。

康奈尔的创始人相信，压低分数可以鼓励学生更努力地学习，藉此打败其他常青藤学校。这个著名的联盟内部有竞争也有合作，比如图书互借系统，其他7个学校的书，3天之内就能送到康奈尔。

一个中国学生去美国学历史，特别是学美国历史，不是件容易的事。曾在康奈尔留下多年无人打破的高分神话的赵元任，感慨自己学生时代最大的失败，就是美国历史那门课只得了68分。

翟翔觉得学习美国人的历史观很有意义，既是联系世界的大历史，又是关注每个普通美国家庭、校园和人群的微历史。作为课上唯一的中国学生，他“旁观者清”，在对本国的理念和制度设计骄傲不已的美国同学中，做了一名“异见人士”。

这得益于许多教授的包容精神。高中班上，十几个同学去了北大清华，大家后来聊起两地教育的差别，翟翔概括为“美国的课上没有正确答案”。“当代美国外交史”那门课的期中考试，教授要学生假想自己是上世纪下半叶的国务院官员，针对任一外交事件，向总统提出建议。翟翔说，这门课的教授，以批评美国外交“双重标准”而出名，对“异见”只会鼓励。

在康奈尔，翟翔师从当代历史大师陈兼。意在帮美国学生建立中国公正形象的陈教授，起初并不鼓励他去听课。可美国同学的“异想天开”，还是给他许多启发。一次论文题目评价的功与过，有人写“毛推广普通话，增强了国家的团结”，有人写“毛一生坚持自主的理想，为此不惜和苏联闹翻，值得肯定”。翟翔发现自己也可以打破思维定势，最后拿到陈教授在康奈尔给出的第一个A+。

这些收获，他当年没想到。说自己“文艺”的他，第一眼见到康奈尔的琵琶湖时，只想起这是梁思成和林徽因曾经散步的地方。

回到北京

和许多想在国际舞台上打拼的同辈不同，翟翔说自己出去就是为了回来。踏上美国那一刻，已经做了决定。

“当时只想到要回来”，翟翔说，没想过回来具体要做什么。留美6年，他发现两个国家的误解和不了解仍然很多。

在康奈尔的中国政治课上，一次课堂辩论的主题是“中国”，正方主辩慷慨激昂地说：“中国说和平崛起，可是崛起到哪里去？去到威胁我们主导地位的方向吗？”他举出中国军费增长的例子，台下一片喝彩。反方主辩翟翔笑言，“中国的军费是有增长，可和全世界其他地区的军费加起来，才和美国一样多！”

作为稀有的历史系中国学生，他帮助大学图书馆整理馆藏的中国文献，在大洋彼岸梳理久远的中国记忆：嘉靖本《永乐大典》残卷、康熙给罗马教廷的信函、给美国友人的签名照片……翟翔说那种心情很复杂，最遗憾的是，这些文物虽然受到很好的保护，却因缺乏研究被埋没。

“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开始研究中国，但他们对我们的历史毕竟所知有限。”一次整理文献时，他发现4张完整圆明园木质建筑的照片，而之前全球公认只有1张。他的报告经清华和故宫的专家审核，被送到《故宫月刊》。“其实只要两边的学术界多一点交流，很多空白就填上了。”翟翔说。

翟翔从康奈尔毕业那年，10个中国留学生中只有他一人学文。而今康奈尔每年六七十个中国留学生，也有两三人会选择学历史、政治了。

翟翔相信中国需要这样的人，对美国和中国都有了解，了解后也就有了理解。

这个夏天，翟翔在北京的一家银行总部从事涉外工作。他还要再回到美国，完成斯坦福的硕士学业。谈及未来，翟翔想起当年申请时那篇关于两岸的文章，“去国台办”，为两岸交流做点事仍是他的理想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