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茵堂收藏的二里头文化青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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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茵堂收藏的青铜器是古代中国青铜器中重要的部分，这不仅是因为这个收藏的青铜器品种全、数量多且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还因其多件和多组青铜器具有很好的研究价值。例如，玫茵堂收藏中有中国青铜时代最早阶段――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两件爵、一件角和一面绿松石牌饰①，这是中国海外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器类别最多的收藏之一。我们可以将这几件青铜器，放在近年来二里头文化青铜器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进展的背景中，进一步讨论青铜时代初期阶段的青铜器造型、装饰与铸造技术及其互动情况。

玫茵堂收藏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爵两件。较小的一件（199号，封二，图一），长14.4、高12.7厘米，较大的一件（2号，封二，图三），长18.6、高21厘米。两件爵器形相似，都是束腰的椭圆形器腹，其上向两端伸出尖角和槽形长流，器腹的一侧设，腹下平底，下接三个三棱形尖足。这样的器形，也是二里头文化时期一般青铜爵的典型特征，目前所见这一时期的爵，大部分与其近似。和二里头文化其他青铜爵一样，玫茵堂的两件爵器表也都素面无纹。当然这两件爵之间也有明显的差异，突出之处是2号爵更加瘦高，全器各个部件似乎都被拉长，在视觉上具有很大的夸张性：腹部细而长，束腰更加明显；口部的角与流更加细长地向两侧伸展，进一步加强了器体的纤细感；三足也加高，足下部稍稍外撇。除此而外，这件爵在流口还开始设有一对菌形柱，器形更加复杂。

根据学术界目前对二里头遗址出土青铜爵的认识，我们知道玫茵堂这两件爵的上述差异，反映的是年代上的变化。两件爵都可以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青铜爵中找到形制相同的对应物：199号爵与二里头1975YLⅢKM6：1爵相同②（封二，图二）， 2号爵与二里头1975YLⅦKM7：1爵相同③（封二，图四）。按照《偃师二里头》发掘报告，二里头两件爵的年代分别属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和第四期，他们的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16和17世纪④。

年代较早的199号爵，代表了中国青铜时代最早的青铜容器器形，这种器形发展到稍晚的2号爵，就已经具有较强的美感，这种美感可以借用贝格立教授对器形相同的1975YLⅦKM7：1爵的分析来描述： “一种夸张的脆弱性：腰部纤细，流与尾长长地伸出，三足修长而雅致，平稳地承托着较重的器身，其下部微微外侈的线条像是垂下的裙裾。这些优雅适度的比例用在这样一件刻意设计的容器上反映出二里头青铜铸造者在形式与审美上自觉的考虑”⑤。

二里头青铜爵展现出较强的艺术感染力，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目前二里头文化时期所见的青铜容器，除了爵之外，还有、、鼎等。较之数量较多但器形简单的工具和兵器，青铜容器更加体现当时社会价值和工艺水平。许多学者们都已经指出，二里头文化青铜容器的原型，是来自于同类的陶器。虽然爵、等器类在二里头文化之前的渊源尚不明确，但在二里头文化第二期，爵、等相应的陶器都已经出现。年代稍晚的青铜容器，其器形正是模仿同时期的陶器。在这里，陶器与铜器的不同点主要并非其质地，而是其社会价值。陶器的制作可以就地取材，工序也较为简单，从备料、成形到烧制出品并不需要十分复杂的过程和长久的周期，甚至单个劳动力也可以完成，无需复杂的社会劳动协作与组织。青铜器的制作则不同，不仅需要进行铜、铅、锡等矿料的冶炼，备置陶模与泥范，完成合范与浇铸等等不同系统的工序，这些不同的工序又各自需要复杂的制作过程，并各自需要在社会组织下协力完成。因此，青铜质地器皿的价值，较之陶质同类器的生产成本高出数百上千倍。在青铜时代初始阶段，一件青铜容器所占有的社会劳动价值，甚至较其后阶段的比重更大。可以理解，以奢侈、贵重的青铜模仿陶质的器形，是为了突出其与众不同的价值，从而在社会意义上体现器主尊贵的地位。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龙山文化等，已经较多地出现陶质礼器。青铜质地的爵、之类作为酒器，虽然实用性较陶质的同类器并无实质性提高，甚至早期铸造的青铜容器可能还会产生浇铸不足而形成缺陷，但是，将贵重的因素注入礼器之后，其社会价值的符号性就大大地加强了。因此，早期青铜容器的出现，并非是因其实用性，而是其作为礼器具有体现身份、等级的意义。

从制作技术上来说，以青铜来模仿相同器形的陶器，难度上要高许多。爵、、等器物都是三足器，并带有、耳、流等附件，附件与器壁都不是处于同一平面。这样，各件容器的器形都是由多个几何体构成，颇为复杂。这种器形的陶器，可以在制作成形的过程中利用陶土的粘性，对足、耳等附件与器体进行直接连接，而范铸青铜器复杂的器形则受制于从模上脱范、范与范以及范与芯的组装、浇铸过程中金属热处理等诸多的技术环节。由于这一时期青铜器的铸造还主要是一次成形，上述因素都在铸造过程中多有所体现。因此，二里头文化时期开始使用爵、等器类，说明青铜器的早期发展阶段并不是像陶质容器发明阶段那样，以便于制作的简单器形作为起始。而之所以选择爵、之类复杂的器类，其作为礼器的社会背景已如前所述，相应地，因为将最尖端、最复杂的生产技术放在建设社会等级和礼制上，青铜礼器便成为了中国早期文明最为发达的物质文化成就，并由此成为有别于西方古典文明的代表。

不过，二里头文化青铜容器的合范技术如何复杂，在目前的研究中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议。以爵为例，由于爵上部为扁体，适合顺延着流和角之间两分外范，而下部为三足，可能三分外范，这样，上下的范型难以对齐，可能需要上下水平分范。但是这种逻辑的分析和古代匠人的实践是否一致，则仁者见仁。目前学者们较一致的看法是，二里头文化时期大部分爵采取较简单的铸型技术，像玫茵堂199号爵，可能是采用了通体两块外范，分型面分别对应在流与角的位置。从玫茵堂199号爵可以观察到，一条范缝从流口下顺延至流外壁，再向下顺腹壁延伸器底（封三，图一）。这种范型会在腹底和三足之间设底范，三足的腔体自带在底范上。那么在实际操作中，二里头文化爵在合范中如何处理？爵的上、下部之间是否存在水平分范？玫茵堂2号爵是另一个保存了很好铸型的标本（封三，图二）。这件爵与对应的腹壁，可见一长方形凹带，这显然是铸时所设的芯范痕迹，相应地，此爵长上两个长方形镂孔，是芯范自带的泥芯撑形成的。二里头文化时期不少爵带有类似的镂孔，可能都有类似的功能，这样的爵应该都设有芯范。这件爵的另一个主要铸造痕迹，是与对应的足顶端可以清楚地观察到腹部与足之间的横线，这是水平分范的直接证据，证实了二里头文化时期爵的确已经开始运用水平分范技术，这一技术至二里冈文化时期则在爵上已经推广。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青铜容器，器表纹饰少见。玫茵堂的两件爵和一件角均无纹饰，也正是这一特征的反映。其他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容器，有装饰者也都是凸出器表的阳文，纹饰种类有网格、弦纹、圆点、三角等，颇为简单。阳纹的装饰是在陶范上直接刻画出凹入阴线纹饰，铸造出来的纹饰反映在器表上就是凸起的，因此青铜器的阳纹反映了青铜时代初始阶段简单的纹饰制作技术。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容器纹饰构图简单，未来流行的兽面纹等想象动物纹样，还未见以铸造的方式表现出来。

不过实际上，二里头文化时期陶器上已经开始出现动物型纹饰⑥，绿松石形式构图的兽面纹等动物纹样也颇为多见，如著名的二里头宫殿区出土大型的绿松石拼塑龙，体现了很高的装饰艺术水准⑦。青铜牌饰是二里头文化青铜器装饰兽面纹最常见的载体，目前已发现的二里头文化近20件牌饰中，均装饰兽面纹，这些兽面纹的构图已经相当复杂，且不同牌饰的兽面纹总体风格类似：纹饰布局上左右对称；构图抽象但兽面的轮廓表意清晰；面部中的兽目被强调，部分牌饰甚至塑出梭形的眼睑；兽面之外还设有其他部件，特别是兽角所占幅面较大。不难注意到，这些特征大部分也是其后商时期大行其道的兽面纹的构图特征，因此可以说，二里头牌饰兽面纹是商周青铜器兽面纹的直接源头。

玫茵堂绿松石牌饰（第1号）也是一件典型的二里头文化遗物（封三，图三）。这件牌饰长14.7厘米，这件牌饰与考古所见同类牌饰形制相同：近长方形的盾牌形，中部略内收，两边共有4个环形钮，说明牌饰是缀系在物件之上的，牌饰自内微微向外凸起以及内侧面较为毛糙，也说明了这个情况。牌饰装饰兽面纹，兽面纹的构图包括上下两个部分：下部为梭形目的双面，上部为一对内卷的兽角。考古出土中类似的牌饰，是二里头遗址1984YLⅥM11：7⑧（封三，图四），该牌饰长16.5厘米，兽面纹与玫茵堂牌饰几乎相同（全集一、21）。

二里头文化青铜牌饰的装饰工艺已经较为发达。玫茵堂牌饰代表了装饰工艺的一种方式：青铜部分在牌饰周边及纹饰轮廓的位置凸起，绿松石填入其他凹入的部分，这样，凸起的青铜部分与绿松石片平齐。在视觉上，凸起的青铜部分是表达纹饰的主体，绿松石片几乎都是长方形，规整地从上到下成行排列。青铜牌饰的另一种装饰方式，是二里头1981YLⅤM4：5牌饰：纹饰的图案是由绿松石组成的纹带来表达，绿松石被切割成不同的形状、排列成弧曲的宽带构成兽面及兽角（全集一、20）。

青铜牌饰不同的装饰方式，不仅仅说明绿松石的镶嵌工艺不同，而且涉及到青铜器铸造技术的不同。装饰玫茵堂牌饰的方式，需要在铸造牌饰时对纹饰的构图、纹饰在青铜器上的位置进行设计。这些与青铜容器装饰简陋的情况颇为不同，它既说明当时青铜容器缺乏装饰并非技术上的障碍，又开商周青铜兵器等与容器不同的装饰系列的先河。

我们回头再看青铜容器的装饰。这些青铜器作为高社会层次的象征，却装饰着简陋的纹饰，装饰发展水平相对滞后。青铜容器装饰的发达，是晚至二里冈上层文化时期的事情。这是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因为对于其时如镶嵌绿松石等已经颇为成熟的装饰技术而言，并不存在表现复杂构图纹样的技术障碍。二里头文化至二里岗文化历经约三个世纪，这样长时间装饰未能得到应有的发展，其制约因素还不为我们所理解。无论如何，第一阶段的装饰特征表明，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一些技术传统――纹饰构图及其单元是按水平方向展开、以铸造的手段进行装饰――等等，已经开始缓慢起步。特别是铸造的青铜器纹饰，意味着在青铜器成形之前，纹饰的设计、施工在制范的过程中预先完成。这无论是技术过程还是理念，都迥异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地区所代表的、青铜器成形后再在器表上直接施加纹饰的技术传统⑨。

附记：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原计划于2014年举办一个玫茵堂收藏中国古代青铜器展览，该馆陈丽碧（Libby Chan）女士约我撰写一篇展览特稿。后展览因故取消，特奉稿于此。

注释：

① Wang Tao， Chinese Bronzes from the Meiyintang Collection，Paradou Writing Ltd. London， 2010.

② a.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1）》，图版4，文物出版社，1996年。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第25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③ a.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1）》，图版7，文物出版社，1996年。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第34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④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第77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1年。

⑤ Robert W Bagley ， 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 an Exhibition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74， Fong Wen edited，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1980. 中文翻译引自巫鸿著，李清泉、郑岩等译：《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第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⑥ 在二里头和王城岗遗址的陶器上均可见龙纹或兽面纹，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尤多，其例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第5期。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考古新发现》，《考古》2005年第7期。

⑧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1）》图版20，文物出版社，1996年。

⑨ 美索不达米亚等西亚地区在公元前4千年前后即可见錾、刻纹饰，法国罗孚宫收藏的一件矛上的刻纹纤细圆润，矛的年代在公元前2600前后的第一王朝时期。Annie Caubet and Marthe Bernus-Taylor， The Louvre -Near Eastern Antiquities， p19. Scala Publications Ltd. London，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