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和我们想的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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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阔别多年之后的回乡。

脑子里对故乡的记忆，还保留着当时的模样，而在“大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浸泡得太久，也就自觉不自觉地多了几分“城市病”，对故乡此时此地的少年，抱有哀悯之心。

必胜客，他们大概是陌生的。国话的演出，他们应该是陌生的。这里的生活，日新月异，信息丰富到几乎要过载；而家乡呢？家乡的孩子呢？

不得而知。

再次踏上故土的时候，我无法形容自己的心情。而故土已经以全新的面貌，将我们拥抱。

票子

到达的是地地道道的农村。先生的老家，就位于此。

10年前，嫁到这儿的情形，至今难以忘怀，到了村口，步行经过一段土路，才能到家。沿途，乡亲们夹道欢迎，眼神里满是新奇。最难忘的，是公公家房梁上，居然挂有一个百衲衣般的床单，床单上缝有一个又一个小口袋。取将下来，公公从小口袋里，竟然掏出一张又一张的10元、20元的纸币，不少皱巴巴的。

“这是给你们的。”公公说。

那一刻，身为新嫁娘的我，很“不合时宜”地哭了。

因为深知这些纸币后面凝聚着怎样的汗水与祝福。

今年，目睹的是另外一场仪式。内涵和意味，却发生了莫大的变化。

邻家的孩子，过十岁生日。按家乡的风俗，十岁是要隆重的庆祝一下的。他们一家人，早早地就忙活开了。先是赶早带孩子去镇上化妆，吹头发，接着，定制了十层的大蛋糕。这大蛋糕是要分给所有到访的亲朋好友的。他们还请来了乐队，所谓乐队，也就是县城里走街串巷的戏班子。装备倒是很新，配备上MP3，连接上音响，便播放出最热门的歌曲《江南style》《风吹麦浪》《走天涯》

歌曲喧天中，宾客也陆续上门。

接下来的一幕，更是只有在乡村才能看见的景象：

“大伯，点歌费500。”

“三叔，四叔，点歌费各200。”

“舅舅，点歌费300。”

来访宾客，几乎都要点歌一首，无一例外。

不一会儿，正式的庆生仪式开始。司仪翻出家谱，挨个儿点到各位亲属的名字，堂屋大桌上，静静放一个大盘。被念到名字的亲属，高举着红红的百元钞票，放入盘中。而小寿星，则一一作揖、感谢。

之后，便是上酒席，众人欢叙许久未见的亲情，屋子里洋溢着融融的欢乐。

人情消费过重，这是身为媒体人的我，时常微词的。可看到这些淳朴的乡亲，以及他们快乐的脸庞，我又发现，是不是自己太执着于表相？于他们而言，守望相助是共度艰难的最好方式，而金钱啊，仪式啊，只是载体罢了。10年前，他们便是这样做的，那时的他们囊中羞涩，却不惜跋山涉水而来。今天，他们的经济条件有所好转，“掏票子”依然是他们不变的方式，虽然那纸币上的数字增加了，面值更大了。

车子

在北京，看到奔驰、宝马，是一点儿不吃惊的。

但在村子里？

仪式热闹地进行着，忽然门外一声鸣笛。大家走出门去，看见了村西头的圣博，正在“停车泊位”。车标明晃晃的，对应着外面的田野，煞是震人，“BENZ”。

“圣博，你这是什么车啊？”老人们纷纷问道。

他淡定地笑笑，掏出烟来，递给长辈们。

圣博的故事，是真正的传奇。高中毕业，跑去湖北浠水县去划玻璃（家乡土话，也就是卖玻璃和其他建材）。过得几年，赚了50万块，他又以极低的价钱，拿到了地皮，投资建厂。

圣博现在想进军的领域，是县城里的房地产业。县城里的房子便宜，中心地区每平米的售价不超过4000元，如果他能融到资、贷上款，应该也不会付出太多的成本。

10年前的圣博，被认为是“失败者”，他使足了劲儿，头悬梁锥刺股也没考上大学。

可此刻才34岁的圣博，颇有些怡然自得地坐在家乡的长凳上，享受着这片刻的宁静。

由于是农村户口，他还享有额外的自由。

老婆已经怀上了第二胎。

这世间啊，本来就不止唯一的一条路

房子

在乡间漫步，最有趣的事情，莫过于看村里人建起的房。

10年前的老宅，几乎都不存在了。

取而代之的，是二层、三层甚至四层楼高的新房。按宅基地的大小，每一层“两室一厅”或“三室一厅”不等。现代化的燃气设备、抽水马桶，都有。

“要上网怎么办？”

“给洪湖移动打电话。”他们惊奇地看着我，似乎在说，“这个问题还要问？”

在自己的宅基地上，需要花费的主要是建筑成本。现在的行价，是10万元一层。“以后还要涨。”老人笃定地说。

家家户户，对自己的小楼房，都是极重视的，装修也就呈现出不同的风格。有的精心在外立面上，做了浮雕和拱门。于他们是妙手偶得之，却让人想起卞之琳的《断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有一家，宅基地的面积足有三四百平，那小楼也就盖得足够气派，尖顶结构、红色外立面，楼前，有铁栅栏围出的庭院，最牛的是，庭院中，竟还坐落着两方荷塘。

不知道盛夏，红荷亭亭绽放时，是怎样的景象；也不知这一家人是如何在外面修得了富贵，衣锦还乡。

平静平凡的村子，因为有了这TOWN HOUSE般的建筑，也就多了几分不平凡的意味。

一代代的人，就是这样走出去，走得很远很远，却折返回来，不曾忘记自己的根。

如果多一些这样的“TOWN HOUSE”，这样的折返，大中国又何愁不富，纵然只是“富裕的农村”？

孩子

返程的时候，是阿明送我们回县城。

这个生于1991年的小伙子，车开得飞快，流露出属于他这个年纪的血气方刚。高中毕业后，他没考上大学。父亲在县城里做建筑工程，吃喝他是不愁的。

然而，阿明有他的志向，“总有一天我要赚钱养他们的。”为这个，他老琢磨着，自己该做些什么谋生。是跟着父亲做建筑，还是到县城里学个手艺，比如理发？种田的营生，他没想过。“现在有几个人还种田？”

的确，那在田间耕种的，多半是50、60岁以上的老人了。

阿明的堂兄叫阿聪。二人年纪相仿，但由于阿聪生活在县城，看起来也就比阿明洋气得多，发型颇有几分韩星的风采，对手机QQ也运用得纯熟。阿聪才20出头，也早早地工作了，他负责帮一家电器城推销手机，奔波在各个镇县是常事。工作之余，阿聪会跟同伴们去喝酒、唱歌，谈论女孩子以及用他们的语言谈论他们这个年纪才懂得的话题。

阿聪的老爸对他要求不高：“没指望他挣多少钱。家里的房子都盖好了。他回来晚也没事。不过我警告过他，就是不要给我嗑药（指吸毒），他敢那样，我打断他的腿。”

“怎么会？”阿聪在一旁淡然地笑着，低头玩着手机，小企鹅一闪一闪。他们这个年纪，最关心的话题永远是女孩子，什么时候结婚。

“什么时候来北京玩？”

对这个话题，阿聪还是淡然地一笑。没有他的兄长或父辈们那么渴望。他的小天地，似乎已经能够满足他的诉求。

比起宏大的“去北京”的计划，他更感兴趣的是，这个月的工资是否攒得下来，然后买一双耐克鞋。

县城里，已经有了耐克的专卖店，当然，也有了肯德基、网吧与电影院了。

“你们那儿有的，我们这儿都有。而且我们的米比你们的好吃。”刚过完10岁生日的壮壮告诉我。对北京，他也是一派的宠辱不惊。

他说，“我们这儿晚上还能看见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