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本身是无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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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书不习惯赶热闹，即使是有价值的热门书，也往往要等到它渐渐冷却才找来看，自以为这样才不易被时风左右。胡兰成的《今生今世》也是这样，前年它在书市掀起波澜的时候我冷眼置之，去年夏天才动念翻了翻。回顾前年的相关争论，我唯独喜欢诗人彭燕郊先生的那篇《最后的洋场才子》，非常佩服彭先生寥寥数语便道出了胡兰成其人其文的特色。彭氏首先把胡兰成界定为昔日上海滩华洋杂处的畸形文化诞生的特殊族群：白相人里的文人。他说：这种人“自然不同于一般白相人，不会动不动就要你‘吃生活’（挨打），开口闭口离不了‘老子’如何如何。写文章讲究潇洒，但又是不免于轻浮；好表现机智，其实只是耍嘴皮；风流自赏，其实只是‘吃豆腐’（讨便宜）……胡的文章既属于洋场才子一路……然而到底不耐读，多读一次，就会觉得腻味，骚腥气扑鼻，毕竟不是大手笔。”

我读了《今生今世》，感觉正与彭先生相同，即使胡氏没有当汉奸，其人其文肯定也不会为我所喜欢。有时想想，人的阅读心理真是奇怪，当初《今生今世》遍觅不得的时候，收录关于胡氏片言只语的资料都恨不得找来看看，如今公开出版了，读过一遍之后便在我的书堆中隐没了，这是我第一次很可能也是最后一次读它。因此，我十分感激为《今生今世》公开面世付出心力的机构和个人，是他们使一本云遮雾罩的书不再神秘了。可是我这么说大概会受到一些人的痛击，因为在讨伐胡氏其人其书的时候，有一种骂声分贝极高，说：这样一本汉奸的书居然被某大出版社堂而皇之地公开出版了！

胡兰成其人的汉奸身份大概是任何机变的文章都无法翻案的，一个风流自赏的洋场才子终于在民族大义上栽了跟头，这中间也许有必然的逻辑，值得专攻抗战这段历史和文学的学者写出深度分析文章。可是胡兰成的书，无论厌恶者还是欣赏者都应该去翻翻，读后也并非全无所得，至少可以知道天底下做文章的还有洋场才子这么一路人。明眼人一看即知，我这是准备为胡氏之书辩解的架式，可能会对此嗤之以鼻：你这不还是“不以人废文”的旧调么？是的，笔者庸陋，在为一本书辩解的时候还委实找不出什么新的奇异理论来，然而“不以人废文”这句平平常常的话真的是那么容易被驳倒乃至被轻蔑的吗？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你同不同意“不以人废文”，而是难道你不同意，“文”就会因此而“废”？一篇文章、一本书只要略具特异之处，它的存废与否就不是任何人能够一言定死生的了。许多人在感叹《今生今世》流行的时候，都爱拿历史上的汉奸阮大铖等人做例子，彭燕郊先生在自己文中就说，阮著“如今有谁愿意费力气找来读”？其实阮胡子的书何尝被废过？有心人只要在旧书网上稍稍查访，就会知道有多少书友在找他的戏曲和诗文。阮大铖在异族入侵者面前的丑态是铁定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但历史却无法让他的文字泯灭。这也许是历史的一种吊诡，你个人的喜欢与否都无法左右。

在讨论书的存废问题上，我觉得进入21世纪，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书本身是无罪的。任何一本书都是某一时期社会思潮、观念的反映，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书是不能被道德法庭审判的，即使是一本公认的坏书，有罪的也只是其作者。所以，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有思想史上的意义，可以让后人知道一个人是怎样走上自己疯狂而且准备让全世界疯狂的道路的。这类书籍，可以限制它的读者群，可以著文批判其内容，但如果想让它悄悄湮灭，不仅毫无必要，而且肯定办不到。

重理图书，看到一本出版于1979年的《读书》杂志创刊号，第一篇赫然是《读书无》。这是一篇曾引发过小风波的文章，但现在看来也实在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作者不过说出了一点常识，比如“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纯’”，又比如引述的一段话，“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反面的东西）不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反而危险”，等等。最有意思的是作者回顾这场小风波时举了一些反方的观点，说：读书怎么能无呢？都随便看书，那怎么得了？推而广之，这也无，那也无，不是乱了套吗？……对照一下，二十多年过去了，细品在讨伐《今生今世》过程中出现的某些话语，其背后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今昔相较又进步了多少？！不禁感慨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