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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山腹地,有一支常年坚守在这里的兰台小分队,他们肩负着为党和国家重要档案资料进行安全备份的历史重任,几十年如一日,牢记使命、为国守史,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用赤诚之心谱写了_一曲曲大山深处的兰台赞歌。前不久,中国档案报社、中国档案杂志社组成“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联合采访小组,前往这个鲜为人知的地方采访。
冒着漾漾的细雨,记者乘车沿国道蜿蜒而上。崎岖的山路上,“坡陡弯急、减速慢行”的交通警示牌随处可见。在翻越海拔1700多米的山巅时,大雾弥漫,能见度不足50米。瞅着路边近在咫尺、深不见谷底的悬崖,记者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经过50多个S弯道、1个多小时的颠簸,车子缓缓驶进了大山深处、采访的目的地——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某研究所。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
20世纪60年代,为贯彻重要档案分套备份管理的原则,确保党和国家珍贵档案资料的安全,国家档案部门开始筹建这个研究所。
1965年底,在隆隆的炮声中,工程在大山深处破土动工。筹建领导小组成员和担负施工任务的工程兵某部指战员斗风雪、战酷暑,经过近两年的紧张施工,研究所在崇山峻岭中落成。
今年已经70岁的退休职工许金发就是当年承担施工任务的工程兵一员。他1959年入伍,1968年同战友杨国林、李守科、刘兴林从部队复员到了研究所工作,成为所里的首批职工。他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他回忆说,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山里条件十分艰苦,负责所里工作的领导都是经过革命战争洗礼的老同志,他们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靠前指挥,带领大家艰苦奋斗、艰苦创业,与大家同甘共苦,身先士卒,成为大家的主心骨。
已经退休20多年的刘世清是最后一批志愿军战士。他1956年入朝,1958年回国,在部队两次荣立三等功。1978年,他调到了所里工作,直到1991年退休。干了一辈子食堂的他,说起当年山里的艰苦条件仍历历在目。“计划经济时期,吃的全凭油票、粮票、肉票供应。为了改善干部职工的生活,我和姜土旺每周都要主动骑车去附近公社屠宰点帮忙,以便购买一些猪下水回来接济生活。”
姜土旺也是一位复转军人,1966年入伍,1973年调到这里做饭。他说,当年国家供应他的粮食标准是每月37斤,干部则更少一些。窝头、高梁米是家常便饭,每月只能吃两顿细粮,肚子油水少。为了让大家吃得好一点,就托机关的同志利用送档案的车带些米面到所里。
1985年以前,干部职工和家属都吃住在山里,购物难困扰着大家。每到星期天,他们都自带马扎、木凳,挤坐在所里的解放牌大卡车的车厢里,前往几十公里外的城市集中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在当时,每周能进城一次,成为干部职工和孩子们的企盼。
那时还有一件让干部职工发愁的事,就是孩子的上学问题。上小学还可以在附近村就读,但孩子每天要走半个多小时;上初中就要到十几里外的公社,每天接送极为不便;而上高中则要到十公里外的市区或县城,没办法只能住校。
生活的艰辛时刻考验着所里的干部职工。为了改善生活,节约开支,工作之余,干部职工开荒种地,房前屋后,种瓜点豆。周末,大家结伴上山挖野菜、找山货,但要时刻提防出没的熊、野猪、蛇等危险动物。
如今,山里的条件大为改善,但大家延续了这一传统,种植各种时令蔬菜,既调剂了生活,又美化了所区环境。
1985年后,所里的生活区搬到了市区,但交通问题随之而来。从市区到所里,来回路程100多公里,大家每天上下班都要忍受3个小时左右的颠簸之苦;一年365天,他们至少有300天要在路上奔波。
唯一通达的国道不仅交通流量大,而且时常发生交通事故,一堵就是半天。有一年八月十五下午回家的途中路遇交通事故,班车晚上八九点钟才回到市里。退休司机许金发清楚地记得,有一年春节,上级领导到所里慰问,也遇交通事故,上午从市区出发,下午四五点钟才到所里,一堵就是七八个小时。特别是雪天,拥堵不堪,轮胎上都要绑上防滑链,车上备上铁锹、沙子、沙袋,以防车子打滑时垫用。特别是途经“阴坡”路段时,大家坐在车里更是提心吊胆,因为这里一年四季不见阳光,冬天长期积雪,路面时常结冰。每当这时,为了防止刹车失灵而出现意外,大家就会小心翼翼走过结冰路段后再乘车。过去,车况比较差,面包车没有空调,夏天热得大家一身汗,冬天四面透风,冻得大家瑟瑟发抖,没办法,只好打开发动机盖取暖;而谁坐在副驾驶员位置上,谁就要不停地擦拭前挡风玻璃上的冻霜,实在不行就点上蜡烛驱霜。
从成立至今,所里吃的水都是地面水。现在所使用的两座800立方米、用作囤积溪水、雨水的水窖,还是几十年前修建的。他们也曾尝试过打井,但地下是花岗岩结构,没有水源。2011年9月,所里组织干部职工到医院进行了体检。体检结果显示,全所9位同志全都患有胆囊炎。2011年12月,所里将水样送到了水质监测站进行检验,所检指标中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群不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中所规定的限值。
研究所地处海拔1300多米,属于高寒地带,紫外线比较强。夏天每年早上9点到下午5点能见到太阳,冬天日照时间就更短了。山里冬季时间相对较长,所里每年9月份就要张罗着拉煤,10份开始自己烧锅炉供暖,—直供到来年的4月中下旬。
吴根生已经年满60岁,马上就要退休了。他1969年2月入伍,曾担任原工程兵某团安装连电工班班长,他和战友宁凡信、刘海祥、部德友参加了所里1975-1977年的第一次大的改造,由于4人技术过硬、表现突出,加之都是党员,政治上可靠,被所里看中,后一块复员到了研究所工作。从此,他在这山沟里一呆就是36年,把青春献给了研究所建设。他表示,自己从一名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普通社会青年成长为一名处级干部,是党培养了他,作为一名老兵,要站好最后一班岗,给自己的兰台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其实,像吴根生一样,扎根山区,把毕生献给研究所建设的老同志还有不少,有的甚至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女。如今,所里就有3人是子承父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