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适”文章我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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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并不特别推崇“文以载道”，只是觉得对人生、对社会、对时代、对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有许多想说的话，该说的话，便没有工夫去“闲适”，于是疏远了风花雪月，冷淡了儿女情长，却偏爱大事、大情、大理。
看一件事物，听一段故事，有人多是从形象思维的角度去观察，去思考，去构思作品。我则往往在认识与理解事物的过程中，直至摸到了事物的本质，使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成为连体，才开始考虑创作。
我在天涯海角，听了也读了一些关于“鹿回头”的故事，凡写这个故事的人，几乎都是站在猎人的立场上，赞美他执意追求的精神，最终获得了爱情。我接受不了这种式的爱情，花鹿是弱者，是屈服强者的牺牲品。我在《鹿回头》这首诗中，揭示了与屈服的实质：“可怜的花鹿 ／被追逐到生命的绝处 ／ 于是变成了美丽的少女 ／ 嫁给了要置她死地的猎户 ／ 生与死转化成恩爱 ／ 猎人与猎物结成夫妇 ／ 这美丽动人的传说 ／ 美化了弱者的屈服。”这首诗得到邵燕祥、吴奔星等多位诗评家的赞许，并收进了几个版本的“建国五十年诗选”。
有评论家直言不讳地说我的作品“思想大于形象”。对这类评论，我一向不以为意，从不反驳，有时甚至窃喜。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有思想”绝不是件坏事情。作家的思想深邃，作品才可能有深度，有见识，笔下才有真情感。没有思想，哪里来的情感。
“我的诗，是受伤老兵手中，倒下又扶起的旗帜”。年过花甲之后，我几乎与诗歌掰了脸，诗不答理我，我也不答理诗。六十年的风风雨雨，半个世纪的人生体验（我十一岁就参加了回民支队），或荣或辱，或苦辣酸甜，都尝过了，都体验了。久经磨难的我，开始从浪漫走向现实，从稚嫩走向比较成熟，经得多了，见得广了，思想也比较“复杂”与深刻了。正像鲁迅先生在《华盖集续编》中说的：“你要那样，我偏要这样是有的；偏不遵命，偏不磕头是有的；偏要在庄严高尚的假面上拨它一拨也是有的。”
年轻时，只关注个人命运，单纯地以个人好恶看待社会，看待周围事物，这虽然也能一定程度地识别与判断是非曲直，但往往感性多于理性。直至饱经了人间的沧桑才渐渐认识到，个人命运是离不开民族命运的。一个人，特别是一个作家，不站在民族命运的高度去审视个人的命运，不把个人的命运融入民族命运之中，那么，无论乐观或悲观，都是极其盲目的。
我的经历坎坷，没有受过学校正规的系统教育，识字是从读半部《水浒》起步的，后来虽也读了不少书，却杂乱无章，特别是我爬格子的时代环境、社会氛围，以及个人受到的教育，读书受到的影响，尤其是背负“十字架”的二十多年，不可能让我安于回忆生我的那个海滨，养我的那座玉都，倒是培育了我对国计民生的注意力，养成了思考的习惯。这些都注定我与杂文、随笔这种迅速反映社会世相的文体结了缘。即使是年轻时写的诗歌、小说，也时而忍不住跳出来发些议论，惹得一些文友告诫我：“议论入诗，佳作罕见。”我的一些诗歌，邵燕祥先生称为“随笔式的短诗”，雷抒雁先生则称做“杂谈式的诗歌”，吴奔星先生称为“思辨性的诗”，老友柳萌干脆谓之“杂文诗”。说句心里话，有些诗，像《鹿回头》一类，是显得理性了一些。
我是个粗线条的人，为人为文，往往忽略细微之处，大而化之居多，或许天生就不是做柔情文章的料儿。有时我也羡慕一些文友，思维纤巧，文笔细腻，在一般人看做“鸡毛蒜皮”的小事上，也能下笔千言，写得枝繁叶茂。不能不承认这确是一种本领与智慧。
车有车路，马有马路，我有我自己的为文之路。我看重文学的功利，也就是文学的社会效益。这或许就是我老来对杂文、随笔情有独钟的原因。
杂文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杂文是任何时代都需要的一剂“保健品”。盛世危言，愈是盛世愈是需要杂文。杂文可以唤起人们的忧患意识，唤起人们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
有人认为杂文是近代才有的文体，其实不然。我国古代的讽喻散文，都是极其精彩的“老杂文”。像先秦的《左传》、《国语》、《战国策》中的《宋人献玉》、《梗阳人有狱》、《画蛇添足》等，像两汉的《淮南子》、《新序》，魏晋南北朝的《又与曹操论酒禁书》、《与山巨源绝交书》等等，几乎历朝历代都有可以纳入杂文之列的名篇。古代的这些“杂文”，或托物寄意，谈古论今，以含蓄的笔调针砭社会痼疾；或嬉笑怒骂， 口无遮拦，以敏锐的洞察力嘲讽生活中荒谬事物与丑恶现象。这些“老杂文”，大多写得迂回曲折，意蕴深邃，耐人寻味；其语言泼辣，词锋逼人，淋漓畅快。这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范文，是今人学写杂文必读的经典。
“‘闲适’文章我不会”。这话似乎又说得绝对了些，这篇序文东拉西扯，已经有了“闲适”的嫌疑。
2007年8月于北京古运河畔
【选自高深著《不读才子书》春风文艺出版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