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四大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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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顾建党90周年的伟大历程时，我想起了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四大怪人”。他们不是一般的“怪”，而是相当的“怪”。但从他们身上，不仅反映了当年延安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而且彰显了我们党的尊重和包容人才。

第一怪是要求吃鸡的冼星海。冼星海是个留法回来的洋学生，性格内向，但却想什么说什么。刚到延安时，他非常讨厌吃小米。后来有人要他为《黄河大合唱》谱曲，他便提出：“必须每天给我吃一只鸡，要不然一行也写不出来。”当时的延安，到哪去买鸡？没办法，只得给他买了两斤白糖。他盘腿在炕上，抽一口烟，吃一口糖。只用了6天时间，就创作出这首激昂亢奋又婉转抒情的时代乐章。

第二怪是长发披肩的塞克。他身材高大，一副名士风度。不但留着一头在延安革命女性那里都看不到的长发，而且性格倔强孤僻，常有怪诞之语。他经常叼个大烟斗，一个人在山里溜达。不是挖石头磨砚台，就是刨树根子雕刻烟斗和手杖。有一次，派人请塞克去自己的窑洞聊天。但塞克却当场拒绝，理由是“进不得衙门，受不了在哨兵眼皮下走动”。又派人去请，并答应撤掉所有哨兵，塞克这才赴约。

第三怪是狂放不羁的萧军。萧军头戴狗皮帽，肩背褡裢，拄着木棍，于1938年3月孤身一人到达延安。他是想到五台山去打游击，此行只是路过。很想见见这位闻名遐迩的鲁迅弟子，特派办公厅的一位秘书前去问候。这秘书热情地提出，为萧军安排时间与见面。哪想萧军一点不领情：“不见了，他挺忙的，我也只住上一两个星期就走。”毫不见怪，反倒亲身到招待所上门拜访。这种礼贤下士的态度，让萧军大为感动。

第四怪是沉默寡言的马达。所有在延安的人，都知道马达是个木刻家。当别人纷纷要求到前方打仗的时候，马达却一门心思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比如，他用镬头在窑洞门前挖了个很深的圆坑，然后移来一株两米多高的洋槐。接着，又把门口两侧的黄土坡，削成方方整整的台阶形。然后铺上光板羊皮大衣，就成了舒适的土沙发。当洋槐花开的时候，他就坐在树下弹琴。这个地方，也被人们称为“马达公园”。

这些“怪人”在延安的工作和生活非常顺利、充实和快乐，没有人对他们不尊重，更没有人把他们的种种“怪象”当做问题。相反，无论领导还是同志，都以“怪”为乐，以“怪”为趣，觉得正因为有了他们的“怪”，才显示出延安的胸怀和魅力。

当时的延安，条件非常艰苦，八路军师级以上干部，包括在内，每个月只有5元的的津贴，但对来到延安的作家、艺术家们，却给予了特殊的照顾。比如冼星海、萧军等人的津贴，都是每月15元。徐懋庸在抗大当教员，每月津贴10元，另在鲁艺兼课，还有5元补助。那时，两角钱可以买一斤猪肉，一角钱可以买十个鸡蛋，所以徐懋庸说：“当时我很富，生活过得很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