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衍生、演化及计量研究综述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理论:衍生、演化及计量研究综述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要：理论起源于企业内部的“黑匣子”问题，是公司治理研究的重要领域，旨在研究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冲突的情境下如何实现人效用的最大化。迄今为止，学界对理论的内涵和结构已经有了较完整的认识，其中对成本的界定、效率的界定及其计量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文章回顾了理论产生和发展的主要文献，通过梳理、归纳其中的脉络，对理论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了展望。
关键词：理论；伯利―米恩斯命题；公司治理；成本；效率
中图分类号： C93-0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8256.2014.01.006
1 引言
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将企业的经济活动当作一个简单的生产函数，把企业看作是内部完全有效的“黑匣子”，在企业内部的各项活动均按理想化模式运作，其实这是不现实的。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假设前提是：市场类型完全竞争且参与主体之间的信息完全对称，理性的经济人根据给定的价格条件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其行为不受其他参与主体的影响，但是在现实经济活动中这个基本假设很难满足。
由于分工带来的现代公司中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使得所有权人和经理人的利益函数和收益函数不完全一致，两个利益主体因为目标上的差距而诱发的损失或代价产生了问题、造成了成本。现代企业理论把企业看做是一系列契约关系的总和，理论对“黑匣子”做出了科学解释，成为近年来企业理论研究的热点话题，因此有必要梳理理论的产生、演化及研究的现状，为未来研究奠定基础。
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在《国富论》中提到：“股份公司中的经理人员使用别人的钱而不是自己的钱财，不可能期望他们会有像私人合伙制中经常做到的那样以极大的警觉性去管理企业。正像一个富人的管家一样，他们经常关心一些小事，而不是对他主人的忠诚，极易把主人的东西攫为己有”[1]。这是在文献中首次提出企业经理人行为目标与所有权人利益目标不同而产生的问题，可以说是理论的思想起源。
制度经济学派创始人凡勃伦（Veblen，1904）提到“产业设备等的所有者，疏离了实际的经营与管理，经营者的利益由于追求利用“现实收益力与预期收益力之间的差距”以谋利的政权操作，甚至开始与自己公司长远的利益相对立。这样，股份公司使企业逻辑脱离了产业逻辑而对立，且居于支配地位。这时，产业与企业的矛盾已经达到巅峰状态。”[2]凡勃伦首次指出是因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导致了问题的产生。
伯利和米恩斯（Berle and Means，1932）对美国200家非金融公司的分析发现：由大股东拥有并控制的公司不到5%，44%的公司由少数股东和管理者控制，58%的公司财富掌握在管理者手中，形成所谓的“管理者控制”。他们提出“财富所有权缺乏相应的控制权，而财富控制权缺乏相应的所有权，决策功能的分离和对职业经理的依赖（源于分工的专业化优势）迫使股东必然要给予经理更大的管理选择权，也导致了分散化股东与职业经理之间的利益冲突”[3]。这些观点继承了凡勃仑的思想，奠定了公司治理基本理论―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由此，经济学界开始研究如何有效监督现代公司中经理人的行为绩效表现。后来，斯蒂格勒和弗里兰德（Stigler and Friedland）将上述问题总结为“所有权的分散与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并将此命名为“伯利―米恩斯命题”。
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rthur Akerlof，1970）通过“柠檬理论（lemon theory）”解释了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市场效率均衡缺失的原因[4]，并进一步分析了供需方的数量及其风险态度会对市场均衡产生影响，他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市场上的“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行为会导致“劣品驱逐良品”现象的产生，因此通过市场机制达到的均衡可能是无效率的。
斯蒂芬・罗斯（Stephen ・ Ross，1973）提出“委托人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最优首先要基于委托人和人双方对信息的完全掌握，这一点显然是比较幼稚的，最理想的解决方案表明是委托人完全掌握经理人‘激励―行为’的映射关系，在此情况下，委托人只是简单安排经理人的具体行为，困难在于如何监督经理人的行为，在理论层面是可行的，但在经济层面并不具备可操作性。”[5]斯蒂芬・罗斯作为学界第一人最先明确提出了经济理论，讨论了人损害委托人利益带来的“人问题”。
詹姆斯・莫里斯（James A. Mirrless，1974[6]、1975[7]、1976[8] ）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通过“分布函数的参数化法”建立了委托―关系的标准模型，他以委托、双方的非对称信息为前提，说明委托人不能完全监督人行为，而只能监督其结果，但结果又受其行为等等因素的影响。模型的基本结论包括两个：1. 在满足人约束与激励条件下并使委托人预期效用最大化的机制或契约中，人也应该承担部分风险；2. 对于人中性者的人，可通过完全风险的方式实现最优激励的效果。
詹森和麦克林（Jensen and Meckling，1976）[9]认为成本包括委托人的监督支出、人的保证支出以及剩余损失三个方面，其中，监督成本指委托人对人的行为进行观测和控制的成本；人的保证支出是人通过自我约束，满足委托人利益诉求的成本；剩余损失是指因人代行决策而产生的委托人的价值损失，即人决策与委托人具备人信息、能力情况下的效用最大化决策形成的企业价值差别。他们在文献中提出了“成本”的概念，奠定了现论的基础，在经济学领域产生了巨大反响并成为相关研究文献中被引用最多的论文之一。
霍姆斯特龙 （Holmstrom，1979）将问题的产生归因于“道德风险”，表现在偷懒（shirking）行为和机会主义两个方面，提到“道德风险涉及当人（或当事人）的行动不能被直接观察与订约时所引发的人提供适当数量生产性投入的难题。”[10]他认为在委托―框架中，委托人（股东）总是希望人（管理者）能够从股东效用最大化的角度管理公司，但是由于管理者与公司股东的利益并不完全契合，人自己又具有道德风险，可以在不完全风险压力下实施自我效用最大化的自私行为。
法玛（Fama，1980） [11]认为在经理人市场上其能力、意愿等信息可以从其过去的业绩水平中得到反映，所以经理人会从长远角度对自我行为约束，即便缺乏显性的激励机制，他也会为其市场声誉而努力工作。此理论即“声誉模型”，认为委托人可以根据人以往的努力水平来激励其未来的努力水平，人当下的努力程度是为下期交易反映信息的，这说明在长期关系中，隐性激励机制也能够实现显性激励机制的效果。
格罗斯曼和哈特（Grossman & Hart，1986） [12]、哈特和莫尔（Hart & Moore，1990） [13]创立了不完全契约理论GHM模型即所有权―控制权模型，他们从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的角度证明由于契约是不完全的，股东方就面临被经理人“敲竹杠”（hold up）或攫取“可占用性准租金”的风险，即股东投资的边际收益中有一部分被经理人分享，因而产生成本问题。
张维迎（1996）[14]认为企业的产出是人努力程度在现实中的一种反映，委托人根据人历史业绩建立其考评标准，人越努力，业绩可能越大，考评标准就随之越高，然而现实中人努力程度并不能被委托人全部观测到，不能因此被激励，也就没有动力做委托人观测不到的努力，当人认识到他的努力将提高其业绩的评价标准时，这种“棘轮效应”会降低人的努力程度。
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为现代公司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同时引发了成本。近年来， 学界对公司成本、效率的如何计量成为公司治理研究的热点领域，其计量方法主要有静态的间接计量法和动态的直接计量法两种。
3.1 间接计量法
安戈、科尔和吴林（James S. Ang， Rebel A. Cole and James Wuh Lin，2000）[15]根据美联储1997年的小企业财务调查数据库，利用经营费用率（ 包括管理费用率、营业费用率和财务费用率三个方面）与效率损失作为替代变量来观测公司的成本，主要从债务融资与股权结构两个维度研究解决公司问题的方法。该方法是首先计算资产周转率――企业的效率比率（efficiency ratio），再将有行为与零成本企业的资产周转率相减，所得结果作为企业的成本。他们的研究说明：资产周转率可以衡量公司投资决策的有效性及资产周转的管理水平，经营费用率可以衡量经理人有效运营之外的额外消费及其他成本，管理层持股能够使管理层与股东具备共同的利益诉求，从而缓和公司的冲突矛盾。
学者吕长江与张艳秋（2002） [16]根据上述方法通过营业费用率、管理费用率与总资产周转率观测成本，研究成本与现金股利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中国国有股比例和成本呈正相关关系，而募集法人股比例和成本呈负相关关系。学者宋力与韩亮亮（2003）[17] 通过管理费用率与总资产周转率观测成本，实证研究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成本的两者关系，研究表明成本与股权集中度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股权制衡度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李寿喜（2007）[18]用销售收入管理费用率和资产周转率即企业效率比率作为企业成本的替代变量，发现国有产权企业的成本低于与个人产权企业。
3.2 直接计量法
哈比卜和郎奎外斯特（Habib & Ljungqvist，2005）[19]首次使用基于企业价值的随机前沿模型直接测量企业的效率，把原有公司特性以及投入条件下成本为零情况下的公司价值作为“前沿价值”，将加入成本后的公司价值称为“实际价值”，两者的距离反映了成本的大小， 由于成本服从非负的单边分布和外界随机因素对成本的影响，基于公司价值理论，提出直接计量效率的随机前沿模型：；； ，其中，因素决定着企业前沿价值的位置，误差包括随机误差项 与非负的成本 ，，η是待估计参数，用来解释时间变化对效率影响，为效率。该模型可以将效率的度量及影响代因素有机地融为一体，另外该模型中无须囊括所有影响因素。
学者平新乔（2003）[20]根据Broyden～Fletcher～Goldfarb
～Shanno最大似然估计模拟法，对国有企业成本的原因和规模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现有国有企业体制下，中国国有企业的成本，相当于60～70%的利润潜力，成本使企业效率只达到了30～40%。苏治和连玉君（2011）[21]以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为基础，定量估算了中国上市公司的成本，分析了冲突时公司价值的影响，研究显示上市公司前沿价值与公司规模、资产增长率和有形资产比率负相关，而与销售成长率、资本收益率和投资支出呈正相关。吴宗法，张英丽（2011）[22] 使用2004到2009年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通过基于企业价值的随机前沿模型，测量相关公司的效率，研究表明中国制造行业的平均效率逐年递增而且民企的效率高于国企。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大多数文献主要采用替代指标法间接测量成本或效率的相对大小，进行直接测量的文献还较少。其中，随机前沿法和最大似然法可直接测度公司的成本或效率，而且考虑了外界随机因素的影响，但是直接测量法尚存在一些局限，例如在我国资本市场的效能比较低的前提下，使用随机前沿价值与实际价值之差来计量成本，在准确度上仍值得商榷。
4 研究展望
自“伯利―米恩斯命题”提出的三十年来，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带来的问题仍然是公司治理研究的重要领域，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理论对现实问题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并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框架，尤其是如何对成本、效率进行合理计量提高了理论的研究深度。
基于上述文献，未来研究的方向应该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梳理以往理论观点，发掘理论的内涵及外延，找出影响成本的前因变量、调节变量、控制变量和结果变量，通过探索成本的作用机理，提高研究结论的说服力；其次，我国正处于转型期的快速发展阶段，在独特的经济体制、文化历史情景下，借鉴、完善理论的研究工具，实证检验相关的理论框架和理论假设，为我国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治理效率提供经验支持。
参考文献：
[1]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776： 78.
[2]（美）凡勃伦著，蔡受百译. 企业论. 商务印书馆. 2012.
[3]（美）伯利，（美）米恩斯著，甘华鸣，罗锐韧，蔡如海译. 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 商务印书馆. 2005.
[4]Akerlof， G.. The market for lemon： Qualitative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0，84： 488-500.
[5]Stephen A. Ross. The Economic Theory of Agency： The Principal’s Problem[J].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973， （53）： 134-139.
[6]Mirrless J. Notes on Welfare Economics，Information and Uncertainty，In： Essays on Economics Behavior under Uncertainty [R].Michael Balch.North Holland，1974.
[7]Mirrless J. The Theory of Moral Hazard and Unobservable Behavior[D]. Doctor： oxford，Mimeo，1975.
[8]Mirrless J. The optimal Structure of Authority and Incentives within an organization [J].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1976，（7）：105-131.
[9]Jensen， Michael， C. and William H. Meckling.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Capital Struct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October， 1976 ，3（4）： 305―360.
[10]Holmstrom.B. Moral Hazard and Observability. 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1979， 57： 74-91.
[11]Fama. Agency Problems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0，（88）：288-307.
[12]Grossman，S.J. & O.D.Hart.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ownership： A theory of vertical and lateral integ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 94（4）：691-719.
[13]Hart， O. & J.Moore.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natur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6）： 1119-1158.
[14]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15]James S. Ang ，Rebel A. Cole and James Wuh Lin.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ournal of Finance， VOL.LV，NO.1， February 2000： 81-106.
[16]吕长江，张艳秋. 企业财务状况对负债成本的影响[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2， （12） ：108-112
[17]宋力，韩亮亮. 大股东持股比例对成本影响的实证分析[J]. 南开管理评论， 2005， （8）.
[18]李寿喜.产权、成本和效率[J].经济研究，2007，（ 1） ： 102 -113.
[19]. Michal A Habib and Alexander Ljungqvist.Firm Value and Managerial Incentives： A Stochastic Frontier Approach [J]. Journal of Business，2005，6（ 78） ： 2053-2093.
[20]平新乔，范 瑛，郝朝艳.中国国有企业成本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3，（ 11） ： 42 -53.
[21]苏治，连玉君.中国上市公司成本的估算―基于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的经验分析[J].管理世界，2011（6）：174-175，188.
[22]吴宗法，张英丽. 公司效率的随机前沿研究[J]. 软科学，2011，（10）：117-120.
Abstract：Originating from the "black-box" problem of enterprises， the agency theory is crucial field of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research， which targets how to maximize agency utility under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 Scholars have more 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ent and structure of the agency theory as yet. How to define and measure agency costs or agency efficiency are highlighted in the recent researches. agency theories are summarized and classified in the article， the prospect of relative research is put forward as well.
Keywords： agency theory； Berle & Means Proposition； corporate governance ； agency costs ； agency efficien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