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淡雅而又幽远的水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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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是水成就了水性的沈从文，也成就了水性的湘西。水性是沈从文湘西作品中的基调。水性，可以说是一种人性，一种洋溢着美好风俗人情和自然的人性。不仅如此，在沈从文对丑恶现实平静的冲淡式叙述中，更能窥见他似水般平淡柔和的情感。尤其是隐藏在文字背后，那种理想不被理解的孤独，以及对历史进步和人性式微含蓄的哀愁，一例都沾染上水的习性，恰似亘古不变的流淌的辰河，始终连绵不断，平淡却含蓄，不烈却撩人。

关键词：湘西作品 水性 自然 平淡 含蓄

刘西渭说沈从文的小说创作是在“画画”。确实如此，沈从文在早年侧身军旅生活的那段时光里，早已储备了深厚的艺术底蕴。说他小说创作是在“画画”并不为过，毕竟艺术是相通的。在笔者看来，沈从文就是一个“画家”，一个能用朴实的文字作颜料，用水性情感营造清澈意境，用一支单调的笔绘出美丽、淳朴世界的水墨画家。在沈从文的笔下，湘西这个充满神奇而又美丽诱人的世界，与其说是流溢着水色的文学作品，不如说是沈从文用一只饱含辰河水的笔，醮上《柏子》、《萧萧》《三三》、《边城》和《长河》等浓淡不一的墨色，用水样平静柔和的笔调，揉进一些水样悲悯的情怀而绘就的水墨画。读罢这样一幅淡雅而又幽远、水性质朴而又柔美的水墨画，仿佛让人的灵魂找到了一个栖身之地。但细细品来，隐匿在画卷背后那似水般氤氲的哀愁情怀，会在心灵深处蔓延扩散，久久不能释怀。

一、淳朴自然的水性

如沈从文自己所说的，“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与水不能分离。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得益于柔美如水的人物风情，而这些人物风情又都来自于湘西辰河，都来自于水上，可以说是水营造了沈从文。凌宇也是这样解读沈从文的，“在沈从文的小说中，水的基本色调就是生命的色调”。沈从文的作品是建筑在“水”上的“希腊小庙”，在这个小庙里，供奉着“人性”。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来解读，沈从文作品中的人性来自于水上，来自生于斯长于斯的辰河。作品内涵的水性是沈从文构筑人性小庙的根本，而作品中的人性营造就是水性的一种表露。水性是人性，人性亦水性，两者互为表里。也就是说沈从文作品中的水性就是一种人性，是一种摒弃了一切丑恶和虚伪，不搀加任何杂质，如水般清澈圣洁的原始人性。

进入宁静祥和的湘西世界，这里淳朴的风俗人情，堪称是沈从文所欲加赞誉的自然人性的典范。这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如水般清澈无混杂，不论兵卒、农民或者商贩、都如水般纯善。这里的人坦诚无欺，不会说谎、不会作伪，这些人重义轻利，守信自约。“那里的土匪名称不习惯于一般人的耳朵。兵卒纯善如民，与人无侮无扰。农民勇敢而安分，且莫不敬神守法。商人各负担了花纱同货物，洒脱的单独向深山中村庄走去，与平民作有无交易，谋取什一之利。”农民的朴实善良，土匪的正直勇敢，商人的童叟无欺，仿佛让人懵然中跌进一切都遵循一种纯朴习惯的世外桃源。

在沈从文眼里，是人的生命力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人性存在的象征。“这点人性的姿态，我当时就很能欣赏它，注意到这些时，始终没有丑恶的感觉，只觉得这是‘人’的事情。我一生活下来太熟悉这些‘人’的事情了。”所以，在这里做“生意”，既不和道德相冲突，也并不违反健康。而风里来雨里去的水手到了这里时，到岸上“口对口做点儿小小糊涂事，泄泄火气，照风俗不犯行船人的忌讳”。还有那些炽热，跳动着自然活力的爱情——水手柏子对热情执著的爱情，白耳族王子龙朱和黄牛寨寨主的女儿曲折浪漫的爱情，翠翠与二老傩送哀怨愁惨的爱情，阿黑和五明悲壮凄美的爱情，也在淳朴自由的世界里，散发出自在自为的人性美。

虽然《柏子》里吊脚楼的失去了正常人的嫁娶自由，但她们却可以自在地追求爱情。从那些生活在泥沼里的和水手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地位低下而卑微的生命，他们真挚热情的爱情，都是人性自在自为的显现。就连阿黑和五明在长辈眼皮底下就可以无遮掩地调情和嬉戏的爱情，在阿黑的父亲看来，“这原本就象山中草木的春花秋实是极为自然的事情，人既在一块长大，懂了事，互相欢喜中意，非变成一个不行，做父亲的似乎也无反对的理由”。

最见圣洁、淳朴和善良人性美的，还是沈从文笔下的那些少女。她们似乎是沈从文屏着呼吸，让自己的心灵和眼睛重新回归到自然中，小心翼翼造就的如水般自然的灵物。她们抑或自然纯洁，就像“风雨里过日子，像一株长在园角落里不为人注意的蓖麻，大枝大叶，日增茂盛”（萧萧）；抑或机灵活泼，“人又那么乖，和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到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都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面前的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地在水边玩耍了”（翠翠）；她们灵魂透明纯净，犹如深山里流出的一线清泉，没有杂质，没有污染，“乖巧而谦虚，不占称强”“心性天真而柔和”“一只蚱蜢的振翅，或一只小羊的叫声，都有理由远远的跑去”（夭夭）。在沈从文画笔的勾皴和渲染下，湘西少女如水晶般晶莹剔透，她们简直就是天地滋润和自然培育的精灵。与其说在我们面前跳动着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自然精灵，不如说她们本身就是自然的化身，是一株株安静地站立在辰水河畔的桐树。她们就像辰水流域中一条条清澈的小溪，如同僻乡土壤中的一泓碧水，任情自在地、无所思虑地流淌着。

二、平淡柔和的水性

在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里，真的到处跳跃着纯善的精灵，洋溢着朴实的人性，律动着原始生命力吗？其实不然，在沈从文关于湘西的作品中，不乏一些描写愚蠢和丑恶的场面。在沈从文似水性般平静柔和的叙述下，一不小心，我们就会陷入一种假象。似乎沈从文以漠视的目光，在看待这些“乡下人”愚蠢的行为；或者以把玩的心态，想要粉饰丑恶，在纵容“乡下人”愚蠢的行为。

在《黔小景》和《沈从文自传》等作品中，我们总会看到这样令人惊悚的画面，“前面几个士兵，中间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挑了两个人头，这人头便常常是这小孩子的父亲或叔伯……”，“在这条官路上，……同时还有一些一眼看来尚未成年的小孩子，用稻草扎成小兜，担着四个或两个血淋淋的人头，用桑木扁担挑着”。

最常见的场景当数是砍头和杀人。对于这样惨酷的场面，沈从文却是不露声色地冷静地叙述着。“把奸细的头砍下来，在地面流一滩腥血。人杀过后，大家欣赏一会儿，或用脚踢那死尸两下，踹踹他的肚子，仿佛做完了一件正经工作，有别的事情的，便散开做事去了。”

在拷打犯人时，“常常看到他们用木棒打犯人脚下的螺丝骨，这刑罚是垫在一块方铁上执行的，二十下左右就可把一只脚的骨髓敲出。又用香火熏鼻子，用香火烧胸肋。又用铁棍上‘地绷’，啵的一声把脚扳断，第二天上午就拖了这人出去砍掉。”而“我”却是冷静“照例坐在一旁录供”。

当某一族的妇女犯了一些错误时，那些读过“子曰”的人便主张将其沉潭。“船停了，大家一句话也不说就把那女的掀下水去。这其间自然不免有一番小小挣扎，把小船弄得摇摇晃晃，人一下水，随即也就平定了。……船上几个人，于是俨然完成了一件庄严重大工作。”同样对于沉潭的描写，我们却也丝毫察觉不到作者对这种愚蠢行为的愤斥，依然是平静如水的叙述。

纵然沈从文对丑恶的现实，选择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水样平淡柔和的叙述方式，难道就可以断定他就是那种一心吟唱山村牧歌的“风土”作家，是旨在描绘乌托邦式的湘西桃源的抒情诗人，是一个向往纯洁无暇自然界的卢梭式原始主义者？

答案是否定的。沈从文同样是在启蒙的背景下成长的作家。与鲁迅相比较，沈从文对社会的弊病持有同样的反感和浓烈的忧患意识，对于人性的愚蠢和残忍也怀有同样的悲悯和愤怒之情。只是他们在寻找艺术表达方式上迥然有别罢了。一个是昂扬悲愤而又激烈的批判，一个是含蓄深沉而又委婉的呵责。与其说鲁迅手中的笔是斩将拔搴的刺刀，不如说沈从文手中的笔是颠覆现实的魔笛。

沈从文自诩是“乡下人”，也深深地爱着“乡下人”。许是因为沈从文曾经在“乡下人”的生活圈子里摸爬滚打过，等到他离开这个圈子，跳到另一个圈子之后，能深刻体会到“乡下人”生活中的种种不幸和其中所蕴含着的痛苦况味。所以当他面临“乡下人”丑恶的一面时，“一只笔即再残忍也不能写下去”。纵使硬是要写下去，也只是“唯恐作品和读者对面，给读者也只是一个痛苦印象”，“还特意加上一点牧歌的谐趣，取得人事上的调和”。加上沈从文内心深处对笔下人物的温爱，使他不忍心让“乡下人”背负上一个民族的苦难乃至一个国家前途的思考。他宁可自己作为一个孤独者，独自鸟瞰着人生，思索着历史的过去和当前，未来与希望。所以，当沈从文面对温爱和痛苦、苦难与希望所交织出来的悲痛时，他采取了一种诗性的迂回和牧歌式的调和，似乎想让水样冷静的叙述和柔和的笔调，再加上一点牧歌的谐趣，把那些痛苦和哀愁冲淡一些，让人在赏心悦目的阅读下，不知不觉地品尝到淡淡的苦涩味道。

再者，沈从文在尚未到北京求学之前，曾经差点死于一次热病，并且亲眼看到自己的同学溺水而死，也见到成千上万个无辜“愚蠢”的生命被“愚蠢”地杀害。“我刚好知道‘人生’时，我知道的原来就是这样些事情”，“这一份经验（看杀头）在我的心上有了一个分量，使我或下来永远不能同城市中人爱憎的感觉一致了。”可以说，沈从文看到无数的死亡，也曾经挣扎在死亡的边缘上。这些事情让他感到人生的茫然和生命的渺小，于是他开始思索生命的意义，追求生命的独立。最终他成功了，赢得了生命的独立。成了城市人的沈从文，不仅懂得乡下人的那些单纯、善良、正直的禀性，也知晓城里“读书人”的那些虚伪和丑恶。也因为沈从文比城里人多了“死亡”的经验，注定他思考人生的方式和审美情感不同于城市人，他的审美情感属于“城市里的乡下人”。站在城市边缘的“城市里的乡下人”，调和两种不同情感，所见所感均与“乡下人”和“读书人”各不相同。所以，沈从文对于一个满目疮痍的社会，没有亮出浪漫的姿态或是鼓吹“进步”思想，也没有发出鲁迅式的呐喊。相反，却以“城市里的乡下人”目光来看待城市与乡村、文明与野蛮的对立和冲突，以“城市里的乡下人”身份返身回顾，冷静地谛观人生的百相，平静地叙述着世间的美丑。

再有，且看沈从文自己是怎样告白的，“另外一句话说来，就是我不大能理会伦理的美。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感情，却绝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我看一切，却并不把那个社会价值搀加进去，估定我的爱憎”。从上文可以看出，沈从文是以一种审美的方式来观照生活和对待生活的，他在作品中的叙述，更多的是出于他的审美情感，而非理智的评判。也许，正是因为沈从文对“乡下人”的那份温爱，促使他把自己的感情埋在心灵深处，却用水样平静的心态和水样淡泊的叙述来表达人世间的丑恶和苦难。这种审美情感似乎和古希腊“忿怒冲淡到严峻”“哀伤冲淡到愁惨”的古典审美理想不谋而合。正因为沈从文采用这种“冲淡”式，而非用裸的理性批判的叙述方式，让他的作品更耐人寻味，更加含蓄隽永，使那些深度阅读的读者，感到在看似平淡柔和的文字背后，实则包含着更强大的张力，隐藏着更加深刻含蓄的悲悯情怀。

三、含蓄辽远的水性

沈从文的哀愁来自水上，他的哀愁每一例都沾染着水的习性，似水般隐隐约约，委婉含蓄，深邃悠远。沈从文自己也坦言，“就我所熟悉的人事作题材，来写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然而这点孤独，与水不能分开”，“我文字中一点忧郁气分，……我文字风格，假若还有些值得注意处，那只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言语太多了。”美丽总是愁人的，尽管沈从文在感情上一直都深爱着他的“乡下人”，在构筑湘西世界的叙述中不掺加自己的主观议论，不表露自己的喜怒哀乐，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他那平淡的字里行间察觉到一个“微笑里藏着哀痛，微凉里夹着忧郁”的沈从文。在沈从文大部分的湘西作品中，不仅可以看到他对湘西“乡下人”原始的人性的肯定和赞赏，同时也能解读出他对“乡下人”的丑恶现象的委婉温和的批判，更可以触摸到他在面对历史“常”和“变”的无奈和由此而透露出来的缕缕水样的哀愁，以及他的“梦”难以被理解的隐晦的孤独和寂寞。

在《萧萧》、《丈夫》、《边城》、《虎雏》、《三三》、《柏子》、《会明》等作品中，不仅可以感受到浓郁的“乡土抒情诗”气氛，还可以窥见沈从文的“双重悲观主义”——在沈从文看来，“常”既代表着历史（人性）的惰性力量，一种“旧”的消极面在“新”时代的重现与顽强存在，对这样的“常”沈从文感到无可奈何的悲哀。另一方面，沈从文又看到“常”其中还具有生命活力的原始文化形态（包括原始人性）的遗留，沈从文期待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光去照亮、激活这些生命活力的部分，来“重塑”民族灵魂。而他在现实生活的“变动”中看到的，恰恰是这种传统文化（人性）生命活力的丧失。这样，尽管沈从文渴望着“社会一切组织崩溃改革”，他却不能不对现实正在发生的“变”（非他理想的“变”）以及历史惰力的“常”，产生双重的悲观，由此构成沈从文的历史悲观主义。

沈从文用一种辩证的眼光看待“乡下人”，评判历史的“常”与“变”。他不仅发现在历史的“常”中，闪耀着“乡下人”原始的生命活力和人性的光芒，同样他也在“常”中看到“惰性力量”——底层人民对苦难生活的麻木和习惯。这种存在在“乡下人”身上的“惰性力量”是沈从文所不愿看到的，也是沈从文感到哀愁的所在。而这样的哀愁，在沈从文的湘西作品中，较之淳朴的风物人情，虽不占主导地位，似水般淡然无味，却能悄然侵入读者内心深处，引人深思。

“过去一千年来的秋季，也许和这一次差不多完全相同，从这点‘静’中即见出寂寞和凄凉。”在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萧萧像是生活在世外的现实乡间，有着自己的生活规则，像“蓖麻一样”自生自灭，但是她的生命却是缺乏理性思考的懵懂意识。她在被花狗“唱大”了肚子后，尽管没有被发卖或者沉潭，但是最终还是落得个“抱着自己新生的毛毛，在屋榆树蜡树篱笆间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的结局。我们从《萧萧》中不仅看到了一种严酷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存在，更深刻的是看到了大多数的“萧萧”精神世界的荒原，理智被蒙蔽着，她们没有，也不曾想到如何自主地把握自己的人生命运，也不反抗，在混沌中就过完了一生，也在无奈中重复着一种命运。

辰河上的那些水手“柏子”，纵使要吃臭牛肉和烂酸菜，明白自己的贱命随时都有可能泡在辰河的某处水域里，但是他们总在每次上岸与自己相爱的女子（吊脚楼）会面后，很快就又在怀里总揣着一种游离于吊脚楼灯火间的希望，带着一种“象蚂蟥一样钉在心上”的满足离开。“而以后也将高高兴兴的做工，高高兴兴的吃饭睡觉，因为今夜已得了前前后后的希望，今夜所‘吃’的足够两个月咀嚼，不到两个月他可又回来了。”这样自我满足的日子，在日复一日中重复着，不曾改变。他们却不曾预备要人怜悯，也不知道可怜自己。这些本当是“萧萧”们和“柏子”们命运的悲哀，可是沈从文却把这些哀愁隐退在平淡的文字背后，让这些哀愁在牧歌的调和中委婉地散发出来。

沈从文所隐忧的不仅仅是“乡下人”在卑屈和痛苦的环境里，默默地接受着那份摊派到自己头上的命运，安于现状，对于自己的境地无力去改变，也没有想去改变。更让沈从文担忧的是，有一种外在的压迫，“一批人为了历史习惯的特权，在生活上毫不费力，在名分上却极重要，采用种种方法，种种理由，将那些手足贴地的人一点收入挤去。……总而言之，一年收入用之于‘神’的若需要一元，用之于‘人’的至少得有二十元”。也正是这些历史上恃强凌弱的统治者，因为历史赋予的某些特权，对湘西土著民族实施一次次压迫和杀戮，而那些地位卑微，被历史视为“外化”的湘西土著却在无言地哭泣。“苗人所受的苦实在太深了，所以我在作品中替他们说话。”在沈从文的内心深处，当然有这样含蓄的哀愁。

在湘西“乡下人”和历史的“常”中，沈从文不仅发现了原始生命力的人性光辉的一面，同时也发现了人类的惰性力量和压迫的一面。在两相权衡之中，沈从文意识里是希望历史发生改变的。也许是由于受到了胡适改良主义的影响，又或许是因为“革命印象在我记忆中不能忘记的，却只是关于杀戮那几千无辜农民的几幅颜色鲜明的图画”。沈从文不认为暴力可以改造人性，也不赞成用革命的办法来解决历史问题的思想。在他看来，社会制度可以随历史年代递嬗演变，但深层的民族文化思想却决不会轻易改变。他期待“变”能符合自己的意愿，用人性的光辉烛照人生，洗涤“常”中一切惰性力量，改造人生，改造社会。所以他得出这样一个方案：社会的重造要靠文学重造经典，而经典的重造又有赖于人性重造，经典的重造将会形成一种新的深层文化思想。也就是说，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对“生命”——人性的发现与张扬，其目的就在寻求社会中人与人心得到沟通的前提下，追求人性文学，重造人性经典——重构民族文化思想，进而改造人，重造社会。这正是沈从文的文学理想。“萧萧也许是单纯的化身，而翠翠则代表了沈从文的理想”，这样对沈从文的解读是对的。

沈从文自己也曾在《边城》中委婉地表达了他的理想，“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到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边城》中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青人的血里或梦里，相宜环境中即可重新燃起年青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沈从文曾试图用“翠翠”来呼唤存在于“过去”那些“正直和热情”的人性，关照“当前”的现实，从而唤醒一个民族重新做人的意识，寻求人与人的沟通，实现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重造。这不仅是沈从文的理想，也是沈从文的一个梦。

然而，沈从文的文学理想在当时的环境中，是否能够被接受，他的梦能否实现呢？

与当时的主流文学相比，沈从文的文学不属于当时中国的城市文化也不属于革命文学，似乎沈从文成了一个只是一味沉溺于自己构筑的湘西世界，独自唱着田园牧歌的诗人。很显然，由于审美意识的差异，“翠翠”易于被误读，难于被理解，当时的文坛难以容下沈从文的梦。不仅有人认为沈从文的作品，“这是过去的世界，不是我们的世界，我们不要”，“这作品没有思想，我们不要”，更是有人讥笑沈从文是“一个趣味文学作家”“一个空虚的作家”“一个文字的魔术师”“一个挂着艺术招版的骗子”。尽管沈从文的“翠翠”在当时照样受到大多数人的欢迎，但是在这种欢迎的背后却隐藏着不被理解的孤独。对于作者来说，没有什么比作品被读者误读更能让他感到寂寞的了。“我的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些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与沈从文的“翠翠”同样无奈的，还有历史的递嬗和进步，并非沈从文所理想的“变”。他深深地感到，随着时光的推移，现代化在中国的扩展，自己所钟爱的一切终将式微或者消弥。在社会现代化的演变进程中，他意识到城市生活和城市文明将居于无可置疑的主导地位，乡村情感不仅得不到重视，而且还不断遭到破坏。同时，城市的生活根本不可能为一种淳朴和自然的人性提供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其结果必然是对人性的扼杀。沈从文预感到“乡下人”，在非如所愿的历史“变”的进程中将会失去了原来的淳朴、自在、善良和正直等禀性，以后人格将会变形，灵魂将会走样；同时也预感到“乡下人”未来的不幸，“他们明天的命运——即这么一种平凡卑微生活，也不容易维持下去，终将受一种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所摧毁”。面对这样的历史进步和人性式微，沈从文感到无可奈何。这种无可奈何所折射出来的隐晦哀愁，在翠翠身上也得到了委婉的体现：翠翠最终只能守着渡船，静静地等待着，等待着一个“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的人。

一个作家能让不同时代、不同审美情趣的读者，从自己的作品中各取所需，品出不同风味来，这样的作家才称得上是伟大作家，也才耐得住时间的磨砺，沈从文就是这样的作家。历史长河滚滚，人间尘埃落定。而今重读沈从文，可以解读出不一样的沈从文。有人喜欢他笔下那淳朴自然的风俗人情，有人爱好他那水样平淡柔和的叙述，有人欣赏他那含蓄辽远的哀愁。“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水性的沈从文和他水性的湘西世界，将和那条亘古不变流淌的辰河，不论历史如何递嬗，世界如何改变，始终连绵不断，平淡却悠远，不烈却撩人。

（本文为2009年全国职业培训优秀教研成果评选活动参评论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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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修订本）[M].长沙：岳麓书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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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7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7]赵园主编.名作欣赏[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

[8]凌宇.长河流不尽[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

[9]刘洪涛，杨瑞仁编.沈从文研究资料[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10]沈从文.沈从文选集（第5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李海华 惠州 广东省高级技工学校 516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