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商榷四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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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整体而言，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以其独到的眼光和扎实的考辨，成为诸子学研究不可动摇的基石。但在极少数细节上，或可重新思考。故笔者不量蚍蜉之力，妄图愚者之得。
一、蒙城属宋而不属梁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庄周卒年考》（页313）：“《史》又云：‘庄子蒙人，尝为蒙漆园吏。’《索隐》引刘向《别录》云：‘宋之蒙人也。’按《汉志》：‘蒙属梁国’，在今归德城北四十里。刘向谓宋之蒙人，特据初属宋而言。至战国蒙地是否属宋，固已可疑。……然则《史》称蒙人，未必即宋人矣。”钱氏在文中不仅质疑庄子宋人的身份，还在《附战国时宋都彭城证》中怀疑蒙地在战国时已为魏国所并，“窃疑睢阳为梁，犹在宋亡之前。”
据班固《汉书·地理志》记载，在宋亡后，“魏得其梁、陈留，齐得其济阳、东平，楚得其沛”。其中“梁”，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十二“宋州”条谓：“按梁即今（宋）州地。秦并天下改为砀郡，后改为梁国。”宋州即商丘，古蒙城所在地。可知，魏国占据蒙城在宋亡之后，非如钱氏所疑“犹在宋亡之前”。此外，早在战国后期，韩非已视庄子为宋人。《韩非子·难三》：“宋人语曰：‘一雀过羿，羿必得之，则羿诬矣。以天下为之罗，则雀不失矣。’”《韩非子》所载宋人之语出于《庄子·庚桑楚》：“一雀适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为之笼，则雀无所逃。”据此，张松辉《庄子故里考》推知，韩非所说的“宋人”，显然非庄子莫属。在去古未远的汉代，视庄子为宋人的观点是非常普遍的，如《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索隐》引刘向《别录》云：“（庄周），宋之蒙人也。”班固《汉书·艺文志》“《庄子》五十二篇”自注：“名周，宋人。”张衡《髑髅赋》托庄子之口：“吾宋人也，姓庄名周。”高诱《吕氏春秋·必己》注：“庄子，名周，宋之蒙人也。”又《淮南子·修务训》注：“庄子，名周，宋蒙县人。”降及西晋，皇甫谧《高士传》亦云：“庄周者，宋之蒙人也。”唐代成玄英作《庄子疏》，在序中说：“其人姓庄名周，字子休，生宋国睢阳蒙县。”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九在“《庄子》十卷”注曰：“蒙漆园吏宋人庄周撰。”林希逸《庄子口义序》：“庄子宋人也，名周，字子休。生睢阳蒙县。”近代马叙伦《庄子义证》附《庄子宋人考》，对于蒙地属于宋国做出详尽的考证。他引《史记·宋世家·索隐》：“又《庄子》云‘桓侯行，未出城门，其前驱呼辟，蒙人止之，后为狂也’。司马彪云‘呼辟，使人避道。蒙人以桓侯名辟，而前驱呼辟，故为狂也’。”马氏以此证明蒙城为宋地。今人崔大华《庄学研究》根据《庄子·列御寇》中曹商在使秦得车后，“反于宋，见庄子”，及《庄子》中君主性格、政治现状等情况，证明庄子生长地在宋国。刘生良《鹏翔无疆———庄子文学研究》从《史记》“互见”之力证、历史地理的补证和《庄子》中内证等三个方面，证明庄子确为宋之蒙人。
钱穆《附战国时宋都彭城证》对宋国迁都的考证，自有其合理之处。但他怀疑蒙城在宋亡之前已属于魏国，则仅属猜测之辞。况且，前人已从多个角度证明宋国与庄子的关系，说明最晚在庄子生前，蒙城依然属于宋国，所以钱氏的怀疑是缺乏史实根据的。
二、孟子叹梁惠王“不仁”的时间和地点
《先秦诸子系年·孟子在齐威王时先已游齐考》（P366）：“《尽心篇》：‘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公孙丑曰：何谓也？’孟子谓：‘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又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此其语似发于梁败马陵之际。公孙丑齐人，盖其时孟子已游齐，而丑方及门，故记其一时之问答云尔也。此又孟子当威王时先已游齐之证四。”该文认为孟子在齐威王时代已宦游齐国，诚为不易之论。然而，其所举第四条论据（即上引文）或可商榷。窃以为，魏惠王自即位以来征战不断，其以土地糜烂民众、驱弟子殉难战争，岂限于马陵一役？又据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三十六：“惠王一见孟子而首有利国之问，既又有鸿雁麋鹿之问，既又因岁凶而有民不加多之问，孟子皆以仁义之道启之。而惠王之志在于报怨，乃欲雪齐秦楚之耻，非爱民之仁也。故孟子叹其不仁，而他日为公孙丑言之。”诚如朱氏所言，孟子只有与魏惠王有过深入的交谈，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和评价其人品与政绩。此外，孟子对魏惠王之子魏襄王也有过评价，《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前人据此多以为孟子对魏襄王的失望，在于他缺乏君主所应有的威仪。实则不然，因为接下来的对话才揭示出真正原因。“（魏襄王）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縨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在上文中，孟子仍以仁义（不嗜杀）来劝导魏襄王，这既与他对魏惠王的评价一脉相承，又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据杨宽《战国史》，公孙衍在魏惠王末年已主持魏政，在公元前318年合纵五国攻秦，此年即魏襄王元年。结合《孟子》及后人研究可知，魏襄王在即位后仍延续其父对外征战的政策，这才是孟子感到失望的真正原因。孟子也因此在襄王即位伊始便离开了魏国。孟子出于反战的立场，对惠、襄两代魏君有过批评，对前者斥之不仁，对后者则导之以仁。他对襄王的批评在其即位前后，当无疑义。对惠王“不仁”的评价，应是孟子在魏国于惠王卒后的盖棺之论。
三、荀子议兵在邯郸解围之前
《先秦诸子系年·荀卿至赵见赵孝成王议兵考》（P532-533）：“《荀子·臣道篇》极称平原信陵两人功，即为邯郸解围事发。以荀卿在赵，身历其事，故盛加称许如此也。其与临武君议兵赵孝成王前，亦疑在邯郸解围后。”据《史记·赵世家》记载，赵孝成王先惑于上党之利，不顾赵豹“韩氏所以不入于秦者，欲嫁其祸于赵”的劝阻，代韩受秦兵之祸；后又误中秦国反间计，无视蔺相如和赵括母的谏言，用赵括取代廉颇，遂有长平之难。赵王先后两次遭诈，终于酿成大祸。其中，平原君赵胜和赵禹劝孝成王接管上党，也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所以，长平之败的根源在于赵国君臣不同德和群臣不同心。《荀子·议兵篇》正由此而发：“仁人之兵，不可诈也。彼可诈者，怠慢者也，路者也，君臣上下之间滑然有离德者也。……故仁人上下，百将一心，三军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磗头目而覆胸腹也，诈而袭之，与先惊而后击之，一也。”上文所言“君臣上下之间滑然有离德者也”，正指赵国君臣离心离德而言，而这又是赵王连续中计的根源，所谓“彼可诈者”。在《议兵篇》中孝成王、临武君又问“请为将”，荀子答曰：“知莫大乎弃疑，行莫大乎无过，事莫大乎无悔。”文中“知莫大乎弃疑”，王先谦谓“言用人不疑”，正指孝成王临阵换将而言。所以，荀子与孝成王、临武君议兵，必在长平之战后不久，但非如钱穆所说在“邯郸解围”之后。因为据《史记·赵世家》记载，在孝成王八年，赵借楚、魏、韩之兵解邯郸之围，“（十年）赵将乐乘、庆舍攻秦信梁军，破之”。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信梁盖王号也。《秦本纪》云‘昭襄王五十年王从唐拔！新中，"新中更名安阳’，今相州理县也。年表云‘韩、魏、楚救赵新中军，秦兵罢’是也。”王即围攻邯郸的秦将，又据上文可知，秦军不仅未能攻取邯郸，反而连遭败绩。然而，荀子在《议兵篇》中对秦国军事力量颇有称赞，“秦人，其生民也！"，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忸之以庆赏，酋之以刑罚，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而用之，得而后功之，功赏相长也，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众强长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如果荀子议兵在邯郸解围之后，则不当言秦“四世有胜”，更无必要盛赞秦军。此外，《议兵篇》中有荀子和李斯之间的问答：“李斯问孙卿子曰：‘秦四世有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非以仁义为之也，以便从事而已。’”杨絫注：“荀卿前对赵孝成王有此言语，弟子所知，故引以答之也。”据此可知，这次对话当发生于荀子议兵之后不久。其中，荀子再云秦国“四世有胜”，且“醙醙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却丝毫未言及诸侯救赵之事，说明荀子与临武君议兵，当发生于长平之战后、邯郸解围前。至于，钱穆所言“《荀子·臣道篇》极称平原信陵两人功，即为邯郸解围事发”，只能说明《臣道篇》当作于邯郸解围之后，但与荀子议兵的时间并无必然联系。
四、荀子说齐相在齐王建时期
《先秦诸子系年·荀卿自齐适楚考》（P491）：“汪中《荀子年表》谓：‘《荀》书《强国篇》荀子说齐相国曰：今巨楚悬吾前，大燕鳅吾后，劲魏钩吾右，西壤之不绝若绳。楚人则乃有襄贲开阳以临吾左。是一国作谋，三国必起而乘我。若是则齐必断而为四，三国若假城耳。其言正当盡王之世。盡王再攻破燕魏，留楚太子横以割下东国。故荀卿为是言。其后五国伐齐，燕入临淄，楚魏共取淮北，卒如荀卿言。’又曰：‘此齐相为薛公田文，故曰相国上则得专主，下则得专国。’今按田文相齐盡，其去位在齐盡之七年。若汪氏言可信，则荀卿之说，乃在盡王七年前。”
《荀子·强国篇》中有两个重要史实，可以证明荀子说齐相在王建时期而非盡王七年前。一是荀子所言“襄贲”、“开阳”两地旧属鲁国。郦道元《水经注》卷二十五引佚《鲁连子》：“陆子谓齐盡王曰：‘鲁费之众臣，甲舍于襄贲者也。’”可知，襄贲在盡王时尚属鲁国。又，《春秋》哀公三年：“季孙斯、叔孙州仇帅师城启阳。”季孙斯、叔孙州仇皆为鲁臣，启阳亦为鲁地，详见下文。《左传》哀公三年杜预《注》曰“启阳，今琅邪开阳县。”清江永《春秋地理考实》卷三谓：“（启阳）本国，后属鲁，名启阳也。”郦道元《水经注》卷二十五亦有类似记载：“沂水又南迳开阳县故城东，县故国也。《春秋左传·昭公十八年》，邾人袭，尽俘以归。子曰：余无归矣！从孥于邾是也。后更名开阳矣。《春秋·哀公三年·经》书李孙斯、叔孙州仇帅师城启阳者，是也。”杨伯峻《春秋左传·哀公三年注》指出，西汉时为避景帝刘启讳，启阳改为开阳。齐盡王灭宋之后，曾“南割楚之淮北”，“泗上诸侯邹鲁之君皆称臣”（见《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此时，楚国绝不可能越淮北而有鲁邑。楚国复夺淮北在顷襄王十五年，“楚王与秦、三晋、燕共伐齐，取淮北”（《史记·楚世家》）。然而，即使如此，楚仍未能染指更北的襄贲和开阳。《楚世家》记载：“（楚顷襄王）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缴加归雁之上者，顷襄王闻，召而问之。对曰：‘……故秦、魏、燕、赵者，也；齐、鲁、韩、卫者，青首也；邹、费、郯、邳者，罗？也。外其余则不足射者。’”其中，“邹、费、郯、邳”为邑名，非国名。据郦道元《水经注》卷二十五：“（沂水）又东过襄贲县东，屈从县南西流，又屈南过郯县西。……郯故国也，少昊之后。……《竹书纪年》晋烈公四年，越子朱句灭郯，以郯子鸪归。县故旧鲁也，东海郡治。”襄贲在郯县东北，楚此时尚觊觎郯邑，更不可能占据更远的襄贲。那么，荀子所言，楚“有襄贲、开阳以临吾左”，必在考烈王七年灭鲁之后，即齐王建九年之后。
二是荀子所言“女主乱之宫”，正针对君王后主政而言。虽然，《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不止一次称赞“君王后贤”，似乎无可指摘。然而，该女子初为太史敫之女，与落难的法章私通，太史敫为此与女儿断绝关系，即《田敬仲完世家》所载：“襄王既立，立太史氏女为王后，是为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种也，吾世。’终身不睹君王后。”荀子一向主张以礼维系家国，男女婚嫁更在礼制规定之内，所谓“男女之合，夫妇之分，婚姻聘内送逆无礼，如是，则人有失合之忧，而有争色之祸矣。”（《富国篇》）荀子以隆礼为己任，对于君王后无媒自嫁，自然不能容忍。此外，由于君王后长期辅政，导致齐王建失权，无异于傀儡。即使在君王后辞世之后，齐王建仍未能亲政，实委国事于相后胜。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君王后死，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多使宾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朝秦，不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五国。五国已亡，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齐相后胜为秦国所收买，在其主政下的齐国，不但不帮助其他诸侯抗秦，甚至不做任何战争准备，以至于民众完全丧失战斗的勇气。这正应验了荀子说齐相所言，“诈臣乱之朝，贪吏乱之官，百姓皆以贪利争夺为俗”。
（本文为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10YJC75106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汕头大学文学院